鲁迅在实际生活中直面死的危机，恐怕不止一两次。比如有一件事就很出名，据说在死的前三年，他去参加杨杏佛的葬礼时出门竟不带钥匙。我觉得这话有些靠不住。说靠不住，不是说事实有误的意思，而是我觉得对于这一事实的解释过于政治化了，把他打扮成了英雄。鲁迅不是英雄。这在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倒是以为，他从葬礼上活着回来，做了一首旧体诗而且并不示人这件事更有意义。出门不带钥匙，固然是做好了死的准备，但我觉得这种死法，和他作为文学者的死法不可同日而语。有段话是人们经常引用的——比这件事情早七年，在他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事件之后，鲁迅写下下面这段文字。这样的人，现在还有必要去做什么新的决断吗？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无花的蔷薇之二》）
这恐怕是绝望的呻吟吧。但是，惟有绝望才生发自身当中的希望。死孕育着生，生又不过是走向死亡。
如果鲁迅是先觉者，是不会有这种可能的。他不是先觉者。他一次也没明示过新时代的方向。就连最公式主义的批评家在谈到鲁迅的时候（如平心《论鲁迅的思想》等）也承认这一点。鲁迅的做法是这样的：他不退让，也不追从。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涤荡之后，再把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这种态度，给人留下一个强韧的生活者的印象。像鲁迅那样强韧的生活者，在日本恐怕是找不到的。他在这一点上，也和俄国的文学者很相近。但是他被“挣扎”涤荡过一回之后，和以前也并没什么两样。在他身上没有思想进步这种东西。他当初是作为进化论宇宙观的信奉者登场的，后来却告白顿悟到了进化论的谬误；他晚年反悔早期作品中的虚无倾向。这些都被人解释为鲁迅的思想进步。但相对于他顽强的恪守自我来说，思想进步实在仅仅是第二义的。在现实世界里，他强韧的战斗生活，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一侧面是解释不了的。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总是落后于时代半步。那么，这又该靠什么来说明呢？我认为，把他推向激烈的战斗生活的，是他内心存在的本质的矛盾。
他离开仙台的动机不只是幻灯事件，在幻灯事件之前还有另一个事件。幻灯事件本身，并不是单纯性质的东西，并不像在《〈呐喊〉自序》里所写的那样，只是走向文学的“契机”。这里的问题是，幻灯事件和此前找茬事件的关联以及两方的相通之处。他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我以为他还没有那种心情上的余裕，可以从容地去想，医学不行了，这回来弄文学吧。《年谱》说他在这一时期回过一趟国，不过就像前面所写的那样，由于详情不明，所以也就不去多加想像了。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我的判断。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有关，却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关系。我想，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与其说是怜悯同胞，倒不如说是怜悯不能不去怜悯同胞的他自己。
鲁迅所看到的是黑暗。但他却是以满腔热情来看待黑暗，并绝望的。对他来说，只有绝望才是真实。但不久绝望也不是真实了。绝望也是虚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该做什么才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时性的意义上诞生了。
鲁迅是文学者。他首先是个文学者。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正因为他是文学者，即正因为丢掉了这些，这些才会作为表象显现出来。他是教育者，宗教者，亦是因此之故。在他，是有着一种除了称做文学者以外无可称呼的根本态度的。他似乎连小说都抛弃了。他的痛苦之深，以至于深到无法把对象世界构筑到小说和批评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