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姐姐敲了敲门走进来，说：“大家都等了好半天，是不是该开始了？”
我借此机会迫不急待地站起身来。
我一踏入客厅，舅舅便跟我打招呼道：“怎么样，最近好吗？”
母亲的姐弟中，现在只剩下这位小舅舅健在了。
“倒也说不上好不好的。”我模棱两可地回答他。
直到大家都围着桌子坐下来为止，哥哥一直沉默不语。我想肯定是刚才和我的谈话让他备感不快。
等姐姐把孩子交给保姆后回来坐下，哥哥才面向大家开口说道：“事情是这样的，妈的主治医生提议给妈做手术，但我又听说这种手术是极具危险性，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很危险的话，还不如不做。”
父亲冲着我问：“真的很危险吗？”
我回答说：“我认为是的。”
“没想到真有这种怪病，不仅眼睛渐渐看不见，连耳朵也慢慢听不见了，现在好像连水都喝不下去了。”舅舅为母亲的病情发展陡增而感叹道。
我还记得小时候这位在乡下经营鱼市的经理舅舅一直对我们关爱有加。他为人大方豪爽，特别喜欢请别人吃饭。而现在这位在乡下称得上有头有脸的实业家也被母亲的病情弄得不知所措了。
接下来是长时间不着边际的议论。哥哥说如果有百分之三十的成功率的话就让医生做手术。父亲说一旦发现有危险就让医生立刻停止做下去。姐姐说在做手术之前要让母亲把喜欢吃的东西吃个够。而舅舅则考虑要不要把母亲带回老家，让她先跟大家见上一面后再接受手术治疗。
母亲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是视力、听力受损，就连控制吞咽的神经都已经被破坏了。如果等肿瘤长到五毫米大，就会因为损害到控制呼吸的神经而导致死亡。如果查阅有关这种疾病的资料就可以很容易地预测出患者还能延续几天的寿命。而我已经尽自己所能查遍了所有的资料，并且推断母亲顶多还能活三十天。在此期间，母亲与死神之约是那么牢不可破，任谁都无法改变。
我立志于医生这一行为已经十年了。而在此期间我所获得的各种相关知识都直接成为我做出如此判断的坚实基础。正如长谷部他们所说的那样，母亲的病即便做手术也不可能有奇迹发生。因为大脑中这一部位的肿瘤绝对不可能完全摘干净。即使小心翼翼最终摘除了三分之一，那么这样对大脑所产生的刺激也会令患者在二十四小时内死亡。迄今为止，尚无一例治愈的先例，也就是说，现阶段还没有攻克这种疾病的有效手段。
毫无意义的议论进行了一个小时，在议论的过程中，大家重新惊恐地认识到了这种疾病的可怕性，甚至对其恶化发展的速度之快产生了敬畏之念。最后父亲还是把问题抛给了我：“你认为应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和先前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事到如今也只能交给医生全权处理了。”
无论如何也只能在手术与不手术之间二者择其一了。说实在话，就连做这个选择我都认为是多此一举，因为我比谁都清楚母亲的死亡终归是不可避免的。
“那就是说让你妈接受手术？”
哥哥也跟着问：“就是说哪怕失败也要试试？”
我默默地重新点燃一支香烟，其他人也都一言不发。沉默催促着我做出回答。
“做与不做，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
大家好像无法马上领会我话中的含义。过了一会儿，哥哥才问道：“你说结果一样是什么意思？”
“无论如何母亲都没救了。”我把到了嘴边的这句话咽了回去。这一刻我感到已经领悟到母亲迫在眉睫的死亡以及自己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又感到自己与这些聚在一起的人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仿佛变成了某种不可名状的孤寂存在着。
父亲低语道：“真想把她救过来啊！”
在此聚集的人们都在考虑如何治好母亲的病，而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那么不切实际。我希望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可是我再怎么解释也无法拯救母亲的命运。这时候我只希望了解母亲自己是怎么想的。
父亲解答了我的疑惑，他说：“你妈说她想接受手术。”
“既然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我已经不想再继续这种对话了，因为我从大家的话语中感到某种恐惧。大家害怕母亲会死去，而我害怕的不是母亲死亡这件事情本身。在母亲的孩子们当中，知道并坚信母亲正面临死亡这一事实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害怕的就是比任何人都坚信母亲所面临的状况的我自己。我是否也能像其他希冀母亲病愈的人一样发表议论，有所期盼呢？脑肿瘤会不会就此消失、不治而愈呢？只要做开颅手术把肿瘤摘除不就好了吗？我痛恨为什么只有我自己无法相信这种奇迹的可能性。
我们都沉默了好一阵子，父亲用手撑着额头，哥哥手托着下颏，舅舅不停地抽着烟，姐姐和舅母也都垂着头，一起陷入了沉思。一个一个地看过去，我再次意识到自己的确是生存在与他们相距甚远的另外一个世界。
我与在座的各位本来有浓密的血缘关系，可是感情上却毫无相融之处。我甚至怀疑自己会不会是从其他的某个星球上来混迹于他们之中的另外一个人。无论是父亲、哥哥，还是姐姐，他们都相信母亲的生命力，祈求母亲的生命能够得以延续，而只有我是由那单调无趣的死亡世界中来向众人宣告母亲的死亡。死亡的使者即使什么话都不说也能够向四周散播出死亡的气息吧。我现在就如同从死亡的世界中来，戴着僵硬而呆板的面具混在他们当中。在沉默中我产生出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正从一直共处的人群中被剥离出来，并被拉回到那灰暗而了无生气的世界中。


                            二
第二天中午，我在医务办公室和大家研究确定明天的手术安排。主任问我：“要把你母亲的手术排进去吗？”我可不想亲自执刀动手切开我母亲的头颅，可是我仍然想一探病灶的窨。因此我请求主任：“让我在旁边观摩吧。”于是主任决定：“就把你作为助手安排进手术吧。”这样一来就等于形成了由主任、长谷部外加我三个人的手术小组。
下午五点钟，我到母亲的病房去看了看。病房里除了父亲之外还有其他亲戚，甚至还有母亲的闺中密友，总共有七八个人围着母亲的病床，形成了一堵人墙。
“等你这次病好了，我们大家一起到野中温泉去吧。小原还有清川她们都准备一块儿去呢。”
“我们家胜彦这次的作文《我的祖母》写得非常好，老师还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了呢。”
“今年秋天你不是还打算和你丈夫到关西去旅行的吗？”
大家纷纷把嘴凑到母亲的耳朵边上说着各种各样鼓励的话，母亲看样子勉强可以听得到他们的话，只是不断地点头呼应着她们的呼唤。我从人墙后面望着母亲，就连我这个每天来探诊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出这一个月来母亲日渐消瘦的样子。我敢肯定即使现在在这一瞬间，肿瘤细胞也在不断地增长，并且不断在吞噬母亲身体里的养分。
下午六点，护士过来告诉大家探视时间已经结束了。我们一个挨一个轮流和母亲握手告别，简单地说两句，然后离开病房。
“你一定尽快好起来噢。”
“加油噢！”
“明天这个时候，你就能和我们谈笑风生了！”
人们用这样的话语激励着母亲，同时也借此抹去自己心中对手术的不安情绪。母亲一边点着头一边小声回应着大家。终于轮到我了，母亲只是用手触摸了一下，马上明白了那是我的手。我心中有很多很多想对母亲说，我想请母亲原谅我一直以来的任性妄为。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我只是紧紧地握住了母亲的手，我想我再也没有机会握住还活着的母亲的手了。孩童时期，母亲就是用这双手遮住灯光哄我睡觉的，而此刻我是在确定死亡的来临时握住这双手的。母亲的嘴角动了动，发出了不成声的声音。我从母亲的口型判断出母亲说的是“多保重”，我像触了电似的松开了母亲的手，然后又像被赶着似的走出了病房。
冰凉的气息从手一直传到脊梁上去了。我和一帮亲戚朋友一起走在医院的楼道里，心中再次回想起母亲的话语。母亲是不是在为知道自己可能会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才说那句话的呢？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她不会说那种话的。
“会不会是……”我心中充满疑惑。会不会是因为我握住母亲的双手的方式令母亲产生了对死亡的预感呢？会不会真的像我所担心的那样，我的手上带着死亡的气息呢？在大家七嘴八舌的快递交谈当中，我再次开始感觉到只有自己一个人被从人群中拉开的恐惧。
第二天，我不到六点钟就醒了，因为手主是从九点钟开始，所以母亲从八点钟就将因为被注射全身麻醉的药剂而开始进入昏睡状态。如果我现在就赶去医院的话，应该还可以跟清醒的母亲再见上一面。心里虽然这样想着，可实际上我还赖在被窝 里跟女人嬉戏着。我现在只想就这样等待早晨这段时光流逝而去。在继承了母亲血脉的几个孩子当中，只有我坚信母亲的死亡，我害怕再一次让母亲对此有所察觉。
手术从九点一刻开始。打开头盖骨找到造成病因的肿瘤时刚好十点整，位于小脑的那个如鹌鹑蛋大小的肿瘤相较于周围的白色大脑组织颜色有些偏黄，而这个偏黄色的肿瘤就那样端坐在那里，压迫着周围的神经。
只要让大脑出一点儿血的话，那人就没救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小心不碰伤大脑上的无数条细细的血管，一边用药棉按压一边将偏黄色的肿瘤从大脑中剥离出来。看起来只要小心谨慎慢慢来，露出表面 部分似乎还有希望剥离开来，而侧面和背面的部分就不那么容易做到了。这种时候绝不能急躁，周围是重要的脑神经中枢密集区域，哪怕只是稍微予以刺激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反应。一点儿一点儿操作，这实在是需要耐力的工作。在肿瘤的外壳上开了个小窗口，已经开始摘除肿瘤的内容了。时间是十点三十分，吸入器的声音振动着，电动手术刀也发出尖锐刺耳的声响。现在是用一柄小小的锐勺从肿瘤的内部往外挖，可是效果并不理想。隔着肿瘤外壁，正下方就是呼吸中枢，即使让这里出一点点血，患者也会很快停止呼吸。要想把肿瘤摘除干净那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现在肿瘤还有三分之二没能摘除，而各处已经开始有出血的现像了。


                      三
我一走出手术室马就被家人团团围住了。
哥哥问“怎么样？”
我回答说：“大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舅舅问：“手术成功了？”
我回答说：“既说不上成功也说不上失败。”
我们一齐聚到母亲的病房里，在那里等待着母亲从手术室里出来。很多鲜花和果篮堆放在没有口才的病床周围。我渴了，拿起一听果汁饮料，等我喝完，姐姐提出要求道：“希望你能具体地说说手术时的情况。”
“总之就是妈的大脑里长了一个像鹌鹑蛋那么大的肿瘤，肿瘤压迫到神经。”
“那么已经治好了吗？”舅舅问。
“做手术也不是只有治好，没治好的这两种结果，实际上还有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结果。做手术也不是大家想像的那样总是有好的结果。”
听我这样作答，哥哥追问道：“那是说手术做得不顺利吗？”
他们都期盼着能听到简洁易懂的明确说法。可是要说明母亲术后的状况到底该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述呢？是“死亡”还是“还有救”？是“已经治好了”还是“手术失败了”？“母亲将在二十四小时内死亡”，这就是我确信的最正确的答案。我真想大声说出这句话，为什么偏偏总是我不得不站在守口如瓶的立场上呢？我心里虽然愤愤不平，口中却仍然模棱两可地回答说：“人的生命是无法预测的”。
大家这才放弃了想从我嘴里挖出详情的企图，各自惴惴不安地坐在椅子或病床上等待母亲归来。
从亲戚的角度上看，我一直都是死神。只要我一出现必会散播出死的气息，这使他们产生不妙的预感。
我走出病房，面向走廊敞开的病房门上都挂着白纱布门帘，透过门帘我看到有一个头缠着绷带的男孩正在病房里吃饭。还有一个患者是躺在床上吃饭的。护士在他的胸前位置上支起一个台子，在上面摆放好碗碟，患者则靠斜面镜的帮助自己取食。从某个房间流泻出一音乐声，我还听到有棒球赛的现场直播。这些人的生死我无法预测，但愿他们都是即将痊愈的病患者。现在我能够预测到的只有我母亲的死亡。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再次返回母亲的病房，母亲被送回来了。但仍处于昏睡状态。把母亲移到病床上之后，麻醉医生马上从母亲鼻腔中抽出了输氧管，改用塑料的氧气罩罩住了母亲的头部。接下来继续输血、量血压。医生的动作非常麻利、娴熟。大家受到紧张气氛的感染，只是远远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母亲术后一直没有醒过来。
我望着氧气罩里母亲的脸，又回想起在手术室里看到的那个偏黄色的像鹌鹑蛋似的肿瘤 ，那个东西真的无法摘除吗？如果从稍贴近外侧一点儿的地方下手，是不是就能够避免引发适才那样的出血现像顺利地将它摘除呢？一个半小时前用起杆子能碰到肿瘤的触感还留在我的手指上，会不会有其他什么主任或长谷部以及其他人都不了解的解决办法呢？我知道大家都尽力了，但是我还是怀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那个偏黄色的肿瘤 真的是无法摘除的吗？手术继续做下去的话就意味着母亲当场死亡。横竖是死，我倒真想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哪怕是用手抠，也要把那个东西抠出来才对。可是我当时却什么事情都没做成，烦燥的心情无处宣泄。大家都说那个手术只能那么做，没有谁能够彻底摘除那个肿瘤，而     我自己对这种看法也坚信不疑。无论怎样考虑，应该没有比那更好的结果了。我虽然明知如此却仍不免心有不甘。
我返回母亲病房的时候，看到长谷部已经在那里了。我向他点头示意了一下，再次为母亲把了把脉，确定了一下心脏跳动的情况。病房门口贴上了“谢绝探视”的标识，在护士的督促下，亲朋好友都一个跟着一个地退出了病房.
临出房门前哥哥问长谷 部：“手术的情况怎么样？”
长谷部注视着哥哥好一会儿才回答道：“我们已经尽力了，也就是今明两天了。如果有什么要见的人，请通知他们来吧。”


听到这话，所有人都突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我向长谷部致谢道：“辛苦你了。”
长谷部却面带少见的苦涩表情说：“让我再尽点儿心力吧。”
这意味着在投降认输之前他还要做最后一番挣扎。我点了点头，从楼道里传来悄悄的低语声。只听父亲说了句：“看样子是不行了。”紧接着传来姐姐的哭泣声。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陪在了母亲的病床着。父亲、哥哥、姐姐还有舅舅都留下来了。长谷部也坚持说要留下，但他并不是当天的值班医生，所以我强行让他回去了，而且他自己也很清楚，即使他留下也完全无济于事。
我每隔半个小时为母亲测一下血压，然后用吸入器吸一次痰，因为有我在，值班医生和护士都很放心。父亲和哥哥委顿地坐在那铺在地板上的坐垫上，不合眼地守护着母亲.
基本上母亲的至亲都已经得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父亲却在这时候突然说他忘了通知住在涵馆的井村先生。
我说：“情况都已经这样了，没必要赶在这会儿特意地叫他来吧？”
因为我想母亲就此不可能再苏醒过来，既然如此，等母亲过世后再通知也是一样。如果万一母亲还能苏醒的话，到那时再通知也为时不晚。
但是哥哥却坚持：“即使母亲还处于昏睡状态，但还是让他们活着的时候最后再见上一面好。”说着走出病房拍电报去了。
入夜后，母亲的体温升至四十度，身体像火炭一样热。每呼吸一下都痛苦地摆着头，这表明母亲的体温控制中枢已经受损。脉搏每分钟已经超过了一百次，还能坚持到黎明吗？姐姐砸碎冰块，把敷在母亲四肢及腋下的冰袋换上新的。值班医生也每隔半小时过来探视一次，每次都用扣诊器听听心音，把把脉，用吸入器吸过痰后再打一针强心剂，最后把氧气罩里的氧气浓度调高些。已经连续为母亲打了两针退烧药了，血压到六十就再也上不去了。值班医生号着脉的手久久没有离开，整个人愣愣地站在那里不动。母亲的死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已经丧失了救助母亲的欲望。父亲和哥哥也颓败地蜷缩在母亲的病床脚下。等待着母亲死亡的降临。我感觉到值班医生的一切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的。
这家伙知不知道我母亲已经没救了？难道他还在打算救活母亲不成？看他现在还在忙碌不休地照顾母亲，为母亲注射这样那样的针剂，可是所有这一切努力在母亲体内都应该丝毫无法引起反应了呀。母亲体内已经没有响应这些药物的力量呀。看她现在呼吸状态，很明显她的呼吸神经已经受损。以这种状态而言，已经不可能有任何药物能够作用于她的中枢神经了。大脑已经受到那么严重的损伤，再加上现在这种状态，母亲已经彻底救助无望了。现在她的大脑里肯定已经充血、肿胀，呼吸中枢受到挤压已经濒临崩溃了。母亲病情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我亲眼目睹的。现在再所说尽力了没尽力了什么的已经没有意义了。虽然死亡已经无可避免，但如果说只是履行至死为止的救助程序的话，那就随他去好了。不过我现在看着值班医生的做法，真怀疑他是不是仍在相信只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能把母亲救过来，如果真有那么灵验的办法，那我倒情愿试试。我倒希望他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而我相信由我亲自去做的话会比他做得更好。
凌晨三点，我带着水果来到值班室，对这位年轻的医生说道：“谢谢你，真的辛苦你了，把这个吃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年轻的医生惊愕不已地坚拒着：“现在可是最危险的时候，你竟然让我去睡觉，别开玩笑了。”
“我也清楚现在的情况，不过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实际上最困难的时刻已经在昨天上午度过了。
年轻的医生听我如此说，不无责备地问：“前辈您难道是希望您母亲早点儿死不成？”
“我当然也希望她能好好活着，可是现在情况是已经请你们尽全力抢救过了，再往后就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了。”
“没有的事，她现在心脏还在跳动，我们还有抢救的手段没有用到。”
他说完就命令护士再打两针强心剂。
我觉得他那认真的表情很可笑，于是我说：“再继续下去的可能就属于僭越了”


我突然对自己置身于他们之中感到无以言状的恐惧。他们会不会已经疯了？我得赶紧逃！突如其来的恐惧感令我松开了扶着母亲的双臂，随着一声肉体撞到棺材角上的闷响，母亲的尸体向后面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
“怎么了？”
大家一起抬起头，探头看了看棺材里的尸体，然后把目光转向瘫软无力地爬向墙边、靠坐在那里的我。
“怎么回事？”
人们用带着谴责意味的口吻再次追问。
我再也无法在这群人当中呆下去了，为什么一定要把已经安静死去的人重新从棺材里拖出来折腾一番不可呢？死人就是死人呀。事到如今无论我们再怎么做，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了呀！是说他们一定要把尸体美化一番，再祈祷一阵子才能令他们感到对母亲尽了义务而感到心安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他们也太武断了，太独断专行了。事已至此，他们还想干什么？我对这些围在母亲身边的人产生了一股无名之火。
我又回想起那块像鹌鹑蛋似的偏黄色的肿瘤，我想把那个周边呈现出恶魔般红色血迹的东西摘除掉。为什么那个东西会摘不掉呢？说不定当时是能够摘除呢？这样想着，我的视野里渐渐出现了红色的鲜血，那个偏黄色的肿瘤就处在鲜血的包围之中，直到我的眼前完全被鲜血充满，其他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半个小时后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姐姐家的另一个房间里休息。我感觉头沉，用冷毛巾擦了一把脸，又漱了漱口后，才回到最里边的那个房间。大家用非常怪异的眼光看着我，不知是谁说了句：“你一定是太累了。”
他们处理尸体的作业仍在继续。已经化好了妆，又重新穿戴好寿衣的母亲重新被安放进棺材里。她的头上缠着白色的头巾。母亲年轻的时候皮肤很白，现在画好妆后反而增添了些红润，看上去竟有些娇艳。母亲死后马上由舅母做好的手套和绑腿也已经套在母亲的手脚上。接着他们又把母亲住院之初用过的手杖放进去，让她用右手握住。
父亲问：“有草鞋吗？”
如今这个时代，城里哪会有卖草鞋的地方呢？谁都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才好。
“她现在就要踏上十万亿路程的旅途了，没有草鞋穿实在太可怜了。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呢？如果在乡下的话，马上就能备齐。”
“舅舅到这会儿仍然还在为母亲必须在这里火化而感到遗憾。”
“能不能想办法带她回乡下去呀？真想让大家跟她再见上一面，她一直那么辛苦地劳作，一直没有机会松闲下来，好不容易熬出了头，可是却……”
听到父亲这么说，大家重又悲痛不已地流下了眼泪。
“我还是带她回去吧。”哥哥说。
对于他的这个建议，没有人表示反对，但大家又都有同样的顾虑，即便现在就动身把她运到乡下去，最早也得等到明天才能守灵，后天才能举行告别仪式。而后天很不凑巧的是“友引”日，不合适。再往后推一天的话，那么告别仪式就要在死后第四天才能举行。按照现在的气温来看，只要放置两天尸体就得开始腐烂，说不定还会散发出异味来。如果把已经开始腐烂、体态也已经发生变化的尸体抬回去的话，反而更可怜了。正是因为有这层顾虑，今天早晨才决定就地火化的。
但父亲却坚持说：“还是想带她回去。”
舅舅这时转向我问道：“有没有什么药物可以防止腐烂呢？”
由于病理解剖而导致解剖检查延时需要保存尸体数日的情况下，我曾听说过有将防腐剂从大腿静脉注射进去这种做法。但是我没有信心可以办得到。于是回答说：“办法倒不是没有，只是不知道能否得到许可。”
“总之今天已经晚了，明天你再去问问看吧。”
我感觉脊梁骨发凉，吞咽唾沫的时候喉咙也很疼，我想我可能有点儿感冒了。
表哥说有两三家商店可能会有草鞋，于是开着车出去找草鞋。姐姐家附近的邻居有几个人来吊唁，然后又有花圈送来。死者的身边终于热闹了起来。时间已是傍晚七点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但看样子吊唁活动还将继续持续下去。
北村家的伯母从佛事用品店买来了万宝囊，先往里边放了些钱币，然后又把母亲生前用过的各种梳头用具以及烟袋放了进去。


                                 五
那天晚上九点多钟，乡下打来了电话。联络事宜包括丧葬仪式委员长由村委会主席担任，生前好友的代表指定为小原家的伯母担任，因为十六日是“友引”日，所以葬礼决定在大后天，也就是“先负”那天举行，还有就是骨灰将安放到西南面位于小山丘上的南乘寺里等。
舅舅提议葬礼队伍要从乡下母亲的娘家出发一直步行到南乘寺。对此大家均无异议。葬礼所城的馒头打算做两百个。接下来舅舅、父亲还有哥哥在一起讨论了葬礼的仪式、程序等事宜。
我跟姐姐借了体温计，到最靠里边的厢房里躺下来。体温计显示我的体温是三十八度。
舅母说：“你一直在照顾你妈，又是看护又是手术的不得休息，一定是累着了。”
我实际肉体上并没有累着，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闲，并没劳动手脚。而且那么简单的手术过程也不可能对我的肉体造成什么影响。
听舅母说要准备冰袋帮我降温，我赶紧拦住了她。
大家聚在一起，由舅舅对葬礼的具体安排进行了说明。葬礼队伍的最前列是丧葬仪式委员长，接下来是骨灰，再接下来是丧主，即我父亲，然后由我哥哥抱骨灰盒，由我捧排位，以姐姐为首的众亲属紧随其后。首先是亲戚代表，由舅舅担任，其后是舅母，然后是立川的安叔、玄叔、真叔等人。一般的葬礼队伍多是由村长打头的，但由于哥哥的工作关系，紧接着亲属队伍后面走的是杂货商业工作的理事长，抬花圈的工作则由在鱼市工作的那些年轻人负责。
舅舅不禁喜形于色地说：“这一定是一场很排场的葬礼。我想姐姐肯定也会感到高兴。”
父亲和哥哥以及所有亲戚似乎都沉浸在对于这场风光的葬礼的想象之中。
哥哥忽然说：“要是能直接把棺材搬运回去就好了。”
父亲和舅舅也表示同意，说这一点最令人深感遗憾。
我赶紧告诉他们说：“就算让医院帮忙打防腐剂，可是面相以及四肢仍然会变形，这是无法避免的。”
我这么说的用意一方面是考虑到学校医院不可能为普通人的尸体采取这种措施，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让乡亲们看到经过数日后已经变了形的母亲的遗容反倒对不起母亲。大家听我这么一说，才很无奈似地放弃了这一主张。
舅母说：“你妈能住进大学附属医院，还有自己的儿子亲自照顾、治疗，你该做的已经都做到了，已经很不容易了。”
表哥也明确附和道：“说的是啊。”
在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我尽了全力了吗？我认为我是尽力了。应该是这样没错，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吗？大家这样认为的话，也许可以就此得到安慰。可是我自己却无法就此原谅自己。怎么办才好呢？好像仍留有什么遗憾，好像还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到位。今后还有没有什么要做的呢？是祈祷吗？只要对着母亲的尸体祈祷就行了吗？我撤到最里边的厢房里，脑袋不住地抽痛着，可能是扁桃腺发炎了。
灵堂里诵经的声音重新又响了起来：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
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
一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罗汉。
对着母亲的白木棺材的诵经声不断。我站起身，轻声唤过姐姐：“我发烧了，先回去了。”
姐姐说让人给我铺被子，让我在她家过夜，我跟姐姐说还需要做些准备，还是回去好了。
姐姐叮嘱道：“别忘了明天早上八点钟。”
我向房间的棺材低头施礼，然后走了出去。
半夜里三十九度的高烧一直没退，别说是早晨八点钟出棺，就连下午一点钟坐车去乡下我恐怕也是无能为力了。给姐姐打电话时，是舅舅接的。
“没人捧牌位可怎么办？”
实际上这个任务由姐姐来完成也未尝不可。
可舅舅却接着说：“本来还想让你在告别仪式上向大家说明一下她的病情以及手术情况的。”
“那些都是舅舅你们亲眼目睹的，说不定从你们的角度观察到的情况反而更准确无误呢。”
父亲接过电话对我说：“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才行。”
“好的，我知道了。”
我一反常态，温顺地回答道。


                               六
三十九度的高烧持续了两天，在高烧中我昏昏沉沉地多次梦到那个偏黄色的肿瘤被摘除了。在病理解剖室里，长谷部向我们讲解说：“这就是造成病因的那个肿瘤.”母亲在我身旁只是微笑着看着那个肿瘤，我惊呼一声慌乱地欲阻止长谷部说下去，可是母亲只是挥挥手，似乎在说：“没关系，没关系。”
第三天早晨，我终于退烧了。下午我到医院去了一趟，想找长谷部向他表示感谢，谢 谢他这一个月来对母亲的关照。但很不凑巧的是长谷部不在医院里。
星期六，研究室里空无一人。透过栏杆，位于半地下的研究室里只有微弱的阳光无力地照射进来。我正打算离开研究室，却无意中瞥了一眼放标本的架子，发现在满是尘土的标本架的角落里放着一个崭新的标本瓶。
标签上写着：“小脑桥角肿瘤   64岁（1963年8月14日采收）”盛满福尔马林的标本瓶静静地立在靠墙角的标本架上。淡绿色的液体中飘浮着的是母亲白色的大脑。大脑从中间分成两块，露出了后面那偏黄色肿瘤的创面，就是这个大脑曾经养育，关心、呵护过我。那个大脑就像母亲平时那样，静静地含笑看着我。
母亲只留下这个大脑，可是现在，这个大脑也已经不再属于母亲了。已经变成与母亲无关的物体了。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看到眼前放着的母亲的大脑，令我更加痛彻地认识到母亲已经消失了这一事实。比任何人都深信不疑的母亲的死竟是如此宁静而平凡。我对此困惑不已。母亲消失得太干净利落了。在柔和而又丰满的母亲那白色的大脑中只有一种偏黄色的面目狰狞的创面。母亲的性命就被这个小东西夺去的。看着浮在福尔马林液体中的大脑，我强烈感觉到自身的力量是那么卑微，父亲、哥哥、舅舅他们的努力是那么徒劳。关乎母亲的所有一切都结束了，无论我们再怎么挣扎都无法对母亲产生任何意义。母亲已经完全消失无踪了。
我闭起眼睛，眼前只剩下一片黑暗，过了很久才在黑暗中看到淡淡的光环的重影，最后那影像又消失了。我想象着遥远的乡下正展开的热闹景象。
想象中我看到了父亲、哥哥还有姐姐，或许那华丽的送葬队伍现在正行进在面向大海的小山丘上吧。（全文完）


没看过渡边的短篇，这是第一次，很喜欢他的冷静，明明是描写死亡却给人带来莫名的安全感。

是啊

有没有日语原文的啊，亲

很好看，看过好几个了

这是收录在《泪壶》里面的一篇小说对吧，我之前看过。其实很无奈，因为他是医生，所以对死亡更多的是冷静，即使是面对自己的母亲。我觉得最痛苦的是，他明知道无法取出肿瘤手术失败了，却不知道该怎么跟家人说，只能自己一个人提前承受失去母亲的痛苦。这是作为一个医生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