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零

战后日本人热烈向往美国式生活（一九五六）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点是涩谷区红十字会产院，算是东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初对儿媳妇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自己把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钱到医院生小孩？说家里，其实是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战后受民仐主教育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你奶奶叫助产士来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人拉开门进来的。当时，店里雇佣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他们好奇的眼光？”
看统计，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落地的孩子当中，在产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年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六○年，此后在产院出生的婴儿永远超过一半（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产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并主张恢复家庭分娩）。那一年，谢国权医生（台南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智慧》问世，用照片介绍做仐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本的超级畅销书。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多么会赶时髦！奶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非让步不可了。但是，婆媳矛盾日趋激化。我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立经营小家庭了。

产院分娩一九六○年左右普及，图为生后三个月的定期诊察严重空气污染导致大量儿童患上气喘病（一九六五）


关东！！

那年夏天，日本全国为大阪博览会（EXPO70) 沸腾过一回。“你们好，你们好，从世界各国来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到樱花国来的宾客们！”：流行歌手三波春夫开朗做作的歌声弥漫着东京的大街小道，社会风气确实肤浅得可以。当时，我家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即是年底将要出生的老五小弟。父母决定暑假举家去大阪看博览会，但是开支要尽量节约。坐新干线太贵，于是父亲开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车去；小轿车后面的位子挤满了四个孩子，困了就要重叠地睡觉。住旅馆太贵，于是托亲戚订了某公司休养所，但是一个在滋贺县琵琶湖边，另一个在神户六甲山顶，都离大阪相当远。酷热的夏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览会场，到底看见了什么，老实说我不太记得的。美国馆展出阿波罗号从月亮带回来的石头，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去的，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模糊地记得我跟家人分开，单独进去了一个东欧国家的展览馆，似乎是匈牙利的。我买票吃了一种当地食品：上面撒着酸酸的白色酱，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别，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异国风味。当时，有个电视知识比赛节目送给冠军的奖品是去夏威夷的团体旅行券。我周围还没有人战后去过海外旅游；有个同学因父亲调职而搬去德国，叫我们羡慕至极的。在博览会场尝到的欧洲小吃让我长年忘不了。

【图片说明】一九七○年为了改进空气质量，闹区开始周日禁止车辆通行，图为银座大街泡沫经济时期的东京，到处拆掉平房盖了公寓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中仐央仐政仐府每年施行的舆论调查中，被问“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这十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幅度为二点八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同时，随着都市化的进展，从前很明显的白领／蓝领区别不再容易看得出来了：穿着西装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班的公司职工，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人觉得奇怪了。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阶级的日本人，一相情愿地把自己划为“中层”；我们家也不是例外。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有起有落，从未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觉还不坏呢。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
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压倒了我们的。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之间聊家常时候的话题。又比如说，我父母喜欢跟着爵士乐跳舞，哥哥则玩吉他、搞摇滚乐，在亲戚朋友当中，我们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学们却是从小听古典名曲长大的，个个都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学以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竟然有交响乐团、歌剧团。我当时连一次古典音乐会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歌剧演出，听到从附小上来的名媛们哼着意大利语歌曲，不能不受到极其深刻的阶级震撼。要参加体育社团吧，骑马、帆船等专门属于上流社会的项目可不少，叫我只好从远处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本社会的establishment，也意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


日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同时，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仐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仐由得多了。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分别，一点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吧，尽情享受名门生的特权。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了好大学。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少爷们以外，很多要么做了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商社、制造业公司。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被迫辞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毕业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了。但是，法律归法律；现实为，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会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该系一年级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学生当中，女学生只有七十多，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连一个女教授都没有。果然，政经系校舍内没有女厕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来添盖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极了。我选择的第二外语是当年算冷门的汉语，结果两班同学共一百名里，竟然仅有我一个女学生（也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以后，学汉语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语以外，这些年最多人学的外语就是中国话了。如今在早大政经系也有多半学生选修汉语。但是，八十年代初，日中经济交流还不太紧密，刚建交时期的中国热稍退了之后，只有少数人在学汉语的。作为唯一的女学生，我在汉语课堂上无法避开老师的视线，非得努力学习不可了。好在我对这一门课，从一开始就特别喜欢。
当年我们系的汉语主任是著名的音韵学者藤堂明保老师；他是日本中国语文学界的泰斗，本来做东京大学教授，却在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造反而辞职，转到早大来当客座教授的。后来回想，我深深感觉到，由藤堂老师亲自教一年级学生汉语是老天爷给我送来的人生礼物。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在桌子上放下索尼录音机，一按扣子就传出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前奏完毕后，女高音开始唱：“北风那个吹……”。接着，全体学生跟着老师练习四声：“妈、麻、马、骂”。那瞬间，好像一股电力通过了我整个人，被雷劈了一般，从头到脚全身发抖。汉语美丽极了！不仅听起来特别悦耳，而且说起来非常舒服，说一句话就像唱一段歌。说我对中国话是一见种情，一点儿也不夸张。藤堂老师看见我的表情，马上建议说：“你真要学好，光在大学每星期上两堂课是完全不够的。去日中学院吧。上傍晚的课，每个星期三次，学费很便宜，而且我当院长。”

我选修汉语，主要出于对远处的向往。在早大的入学申请书上填写“第二外语选择”时，在“德、法、西、俄、中仐”共五种语言当中，对我最有“异国魅力”的就是中文。自从在大阪博览会场尝到了东欧风味以后，我是一直憧憬远处的。小时侯，接触到外国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偶尔被父母带去横滨中华街吃饭，我都兴奋至极。好热闹的大街小巷边，挤满着大餐厅小饭馆，大红大绿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颜色不一样，而且门前挂有全鸡全鸭之类，有的更是压扁过的。哇，多么特别！可以说，横滨中华街是一九六○，一九七○年代的东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国领域。进入了青春时期，别人大多热中于英美文化，我却始终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十三岁，自己看书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十四岁，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宽之以东欧、苏联为背景的小说。十六岁，在高中上了两年的德语课，但被复杂的语法吓坏，也嫌语音不悦耳。当年，“汉文”还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课之一；把古汉语用古日语念下来，很不好啃。但是，我们满喜欢听老师讲有关古代中国文人的种种插话，比方说，爱酒如命的大诗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另外，“国语”课本收录的鲁迅作品《故乡》（竹内好译），对我们影响也相当大，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能背诵最后两行，登场人物闰土又亲切得犹如住在远处的老朋友。对我来说，中国文化一方面并不陌生，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距离与社会体制之不同而觉得非常遥远。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很强烈的“异国魅力”。
高中、大学时期，我经常因没赶上“火红的年代”而感到遗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学生，早已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连文学都开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后现代风气正在成气候。大学校园和平安静却充满着颓废的享乐主义。只有少数男同学认真上课，其他人则从大白天起忙于打麻将，到了晚上就带女校学生去迪斯科舞厅。她们打扮得跟最新一期的时装杂志《JJ》一模一样，有时像冲浪族，有时像美国常春藤大学女生，始终没有个性可说。因为政经系里的男女不平衡实在过头，我在大学总觉得不自在。加上，早大学生多数来自外地，没见过世面，不懂得都会生活，和我那些潇洒成性的高中同学们比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


回复：24楼
不在吖，只是偶然看到这段新井一二三的回忆性散文，其中关于江户水城被现代东京所吞没的桥段，联想起几个月前和《后望书》的作者朱幼棣先生有过一段简短的交流，以及想起梁思成先生，想起我那始终不曾圆的北京四合院之梦，遂贴出来感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