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纳粹迷途
祝勇
政治疯狂的年代可以轻易使人交出自己的理智，而成为所谓主流意识形态下一只温顺的羔羊。在主流口号震耳欲聋的政治时代，小人物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王小波因而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在经年累月的意识形态冲击之下，普通人的迷途显示出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无奈；那么“大知识分子”的迷途———如果说那些歇斯底里的高音喇叭里夹杂着他们的声音，他们是否会因其拥有的智慧而被同情和赦免？人们对他们的尊敬是否可以抵消他们的过错？
林贤治曾经主张撰写一部《知识分子史》，那么我想，海德格尔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系，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也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突出的切入点。好在手头有了这一本《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而且作者维克托·法里亚斯正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和研究权威。替海德格尔辩护的人，认为他与大众一样，只是一个迷途者，海德格尔自己也这样认为；而反对他的人，则认为他是纳粹主义的参与者，维克托·法里亚斯即持这种观点。
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不是考察知识分子的惟一尺度。我曾在《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的序言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知识分子的要务，当在学问本身。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去充当业余政治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没有道德上的底线，并不意味着一个刽子手可以忝列知识分子之列。克里斯蒂安·让贝说：“一个哲学家，若声言其生活与思想无关，那他就被视作梦呓者。”
是无奈的迷途还是主动的卷入，是无意识地将魃魅当作神灵，还是有意识地助纣为虐，这是本质的不同。唐僧经常办错事，是因他有他的认识局限，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情。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扮演着唐僧的角色。迷途者固然需要忏悔，但忏悔之后谁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再迷途。毕竟，体制的同化力是巨大的，个人的抗拒力是渺小的。如果我们过于将注意力放在追究个人的历史责任，而不去挖“体制”的老根，那么历史的悲剧就会无休止地按其固有的逻辑演绎下去。当然，如果他是“体制”的炮制者，明知他的“体制”将把人类引入歧路而故意为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维克托·法里亚斯告诉我们，“海德格尔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绝非机会主义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海德格尔经过长期的准备，才决定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他相信自己所确立的人类“解放”之路，这位布道者将自己送上天堂的同时又把所有的人驱赶进地狱，他成了一个黑色的预言家。即使后期，他对现实中的纳粹运动的看法发生改变并与之决裂，他却对自己所信奉的一系列主张却“永远忠贞不渝”。
维克托·法里亚斯从三个层面上分析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思想根源：客观的历史背景、具体实践以及思想家所提出的观点的系统含义，他的态度与方法是慎重而严谨的，是实证主义的。不论海德格尔亲手缔造的哲学宫殿如何完整和壮美，有一点不争的事实是，道德底线的陷落将使他的“主义”成为人类巨大的坟墓。
对于海德格尔这样的“智者”，要求他们“忏悔”显然是无用的，因为他们绝不怀疑自己，希特勒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蹩脚的实践家而非一个魔鬼。善良正义与理性智慧相统一，如果不是天方夜谭，那么，我们期待这样的结果，比等待某某某“忏悔”要好得多。
（《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德）维克托·法里亚斯著 郑永慧等译 时事出版社2000年12月 16．80元）
《中国青年报》 2000年12月07日
祝勇
政治疯狂的年代可以轻易使人交出自己的理智，而成为所谓主流意识形态下一只温顺的羔羊。在主流口号震耳欲聋的政治时代，小人物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王小波因而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在经年累月的意识形态冲击之下，普通人的迷途显示出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无奈；那么“大知识分子”的迷途———如果说那些歇斯底里的高音喇叭里夹杂着他们的声音，他们是否会因其拥有的智慧而被同情和赦免？人们对他们的尊敬是否可以抵消他们的过错？
林贤治曾经主张撰写一部《知识分子史》，那么我想，海德格尔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系，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也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突出的切入点。好在手头有了这一本《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而且作者维克托·法里亚斯正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和研究权威。替海德格尔辩护的人，认为他与大众一样，只是一个迷途者，海德格尔自己也这样认为；而反对他的人，则认为他是纳粹主义的参与者，维克托·法里亚斯即持这种观点。
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不是考察知识分子的惟一尺度。我曾在《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的序言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知识分子的要务，当在学问本身。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去充当业余政治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没有道德上的底线，并不意味着一个刽子手可以忝列知识分子之列。克里斯蒂安·让贝说：“一个哲学家，若声言其生活与思想无关，那他就被视作梦呓者。”
是无奈的迷途还是主动的卷入，是无意识地将魃魅当作神灵，还是有意识地助纣为虐，这是本质的不同。唐僧经常办错事，是因他有他的认识局限，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情。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扮演着唐僧的角色。迷途者固然需要忏悔，但忏悔之后谁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再迷途。毕竟，体制的同化力是巨大的，个人的抗拒力是渺小的。如果我们过于将注意力放在追究个人的历史责任，而不去挖“体制”的老根，那么历史的悲剧就会无休止地按其固有的逻辑演绎下去。当然，如果他是“体制”的炮制者，明知他的“体制”将把人类引入歧路而故意为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维克托·法里亚斯告诉我们，“海德格尔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绝非机会主义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海德格尔经过长期的准备，才决定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他相信自己所确立的人类“解放”之路，这位布道者将自己送上天堂的同时又把所有的人驱赶进地狱，他成了一个黑色的预言家。即使后期，他对现实中的纳粹运动的看法发生改变并与之决裂，他却对自己所信奉的一系列主张却“永远忠贞不渝”。
维克托·法里亚斯从三个层面上分析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思想根源：客观的历史背景、具体实践以及思想家所提出的观点的系统含义，他的态度与方法是慎重而严谨的，是实证主义的。不论海德格尔亲手缔造的哲学宫殿如何完整和壮美，有一点不争的事实是，道德底线的陷落将使他的“主义”成为人类巨大的坟墓。
对于海德格尔这样的“智者”，要求他们“忏悔”显然是无用的，因为他们绝不怀疑自己，希特勒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蹩脚的实践家而非一个魔鬼。善良正义与理性智慧相统一，如果不是天方夜谭，那么，我们期待这样的结果，比等待某某某“忏悔”要好得多。
（《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德）维克托·法里亚斯著 郑永慧等译 时事出版社2000年12月 16．80元）
《中国青年报》 2000年12月0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