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才子贾谊，是西汉文帝时代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他刚二十出头时，就受到汉文帝的赏识。先是“召以为博士”，随后不到一年又破格提拔为大中大夫。由于贾谊上书言事，切中时弊，提出了一套改革政治法制的主张，汉文帝还打算把他提拔到领导高层，任公卿之位。然而一些王侯重臣却嫉才诽谤，讲他的坏话，汉文帝便渐渐地疏远他，让他离开京城，去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老师）。贾谊横遭贬斥，十分委屈，瞻念前途，一片茫然。路过湘江时，他触景生情，由楚国大夫屈原的受谗放逐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写了一篇有名的《吊屈原赋》，以寄托自己的悲愤。三年之后他虽被召回京师长安，但又改派为梁怀王太傅，终未得到重用。于是贾谊一直郁郁寡欢，忧愤成疾，年仅三十三岁，就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贾谊被埋没实在可惜，所以历来人们都同情贾谊，对汉文帝多所指责。可是宋代苏轼却写过一篇《贾谊论》，没有把贾谊之死完全算到皇帝的账上，而是在惋惜之余，从人才自身的内在原因来分析贾谊悲剧的必然。
　　苏轼认为贾谊的主要问题是“不能自用其才”。为什么他不能很好地使用自己的才能呢？原因无它，在于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东坡先生在这里提出的“志（志向）、量（气量）、才（才能）、识（识见）”，对于成就一番事业至关重要。一个人如果仅有远大目标，却无豁达大度的胸怀；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审时度势的识见，那么必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到头来抱负理想也将付诸东流。贾谊虽不是志大才疏，但毕竟年轻，见识经验不足，再加上有某些不合时宜的毛病，即如苏轼所指出的“狷介之操”，往往性情褊急，孤傲，气量狭小，也就影响他不能很好地“自用其才”，以致不能从容地在那些功臣宿将之间周旋应对，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如此一来，他的那些经邦治国的好建议又怎能实现呢？
　　其次，贾谊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善处穷”。一个有抱负的人，在顺境下固然可以干得很好，就是身处困境或逆境，也同样能泰然自若地“自用其才”，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人家不重视你，把你晾到一边，甚至你遭到压制、排斥、嫉妒、打击的时候，你也绝不心灰气馁，仍然坚持不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冷静地看到自身的才干和价值，创造条件，又何愁不能成功？应该说，贾谊被贬官之后，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他一味地沉溺于悲观伤感，怨天尤人，终于“自伤哭泣，至于夭绝”，从某种角度上说，简直是自毁其才。正如苏轼所说：“人一时不被重用，怎么知道终生都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呢？不懂得静心地等待局势的变化和时机的到来，却满腹牢骚，忧愁悲伤，这是自己害自己啊！”看来，这位贾生受不了一点挫伤打击，缺乏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气概，心胸器量未免过于狭窄。
　　历史上的汉文帝虽是一个作风比较好的皇帝，但他的未能善任贾谊，终究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东坡先生说，如果做皇帝的得到像贾谊这样的人才，就应该知道他们的毛病和不足，从而善待人才、爱惜人才。可见对于贾生的夭折，作为有人才选拔权的皇帝，实难辞其咎。贾谊的个人悲剧既是一种性格悲剧，归根到底，又是封建皇权窒息人才的社会悲剧。
　　不过话说回来，苏东坡能在古代君权社会那种人才环境下，看到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着实有他独到的眼光。我们今天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中，虽然早已不存在那种君臣依附关系，但也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我们除了还要大力改善人才环境之外，作为人才自身，倘若一时不能天遂人愿，是否应该面临坎坷，笑对人生，来一个“风物长宜放眼量”，多一点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自信，多一点乐观旷达的胸襟和远见卓识呢？“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愿苏东坡的这句名言，成为一切人才把握自己、奋发向上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