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魏宣武帝朝，司徒高肇一族位高权重。高肇的五世祖高顾于永嘉年间避乱
东迁至高句丽，至高肇父辈时再次举家西归于北魏，由于在六代之中数经移民，高肇家
族“渤海蓨人”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客观性不仅遭到时人轻之为“夷土”之士所出
的挑战，同时也被今人质疑为有冒籍之嫌。通过文献所载和碑铭所镌的资料来看，高肇
及其后世族人非常重视“渤海蓨人”的家族历史，其“渤海蓨人”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
同在异族区历经数代而不泯。
〔关键词〕高肇;移民;民族认同

动态的移民为东亚历史提供了更多的解读视角，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歧议。对于北魏权臣
高肇，有学者将其看成是“(在)中国活动的朝鲜民族的名人”〔1〕(P.2)，显然，这是把移民
自高句丽的高肇看成是朝鲜族人了。然而，众所周知，“高句丽”并不等同于“朝鲜”，“高
句丽族”和“朝鲜民族”也是不能同义置换的。而且，从文献所载及碑铭所镌的资料信息
来看，在高肇及其后世族人的历史记忆中所体现的也绝非是“高句丽族”的认同意识，而是
反复强调“渤海蓨人”的族源。值得关注的是，高肇家族是于其五世先祖时代在永嘉之乱
中自中原移民到高句丽的，也就是说，其“渤海蓨人”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在异族区历经
数代而不泯，这促使他们在高句丽强盛时期(长寿王第五十九年)举家从高句丽再次移民，
西归至北魏。不过，亦有学者指出，高肇渤海蓨人的身份是“假冒”的冒籍行为。①究竟如何
理解这一个案所反映的历史信息，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
关于高肇(?－公元513年)的家世，《魏书》与《北史》记载大体相同: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
丽。父飏，字法修……孝文初，与弟乘信及其乡人韩内、冀富等入魏……〔2〕(P.2684)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
丽。父飏，字法修。高祖初，与弟乘信及其乡人韩内、冀富等入国。〔3〕(P.1829)
这里的“勃海”即“渤海”，渤海蓨，位置在今河北省景县附近。自东汉始，由于高洪
做了渤海太守，世居渤海蓨县的高氏子孙枝繁叶茂，所谓“渤海一郡九州望，东西南北有同
宗”，渤海高氏世代为官，成为当地望族。由上述引文可知，至高肇这一代，其族人的自我
民族认知是“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高顾在永嘉之乱中移民至高句丽。我们在解读高肇家族
渤海蓨人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时可以有两种判定:一是，高肇家族在历史上确实是渤
海蓨人;二是，作为高句丽移民，高肇及其家族成员为了有利于融入移入地而对其真实的族
属(高句丽族)采取集体的“结构性失忆”，转而选取“渤海蓨”这一中原望族作为自己新
的民族记忆。对于第二种判定，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北燕的建立者、高句丽人后裔高云之
祖父高和“自云高阳氏之苗裔”〔4〕(P.3018)，将自己看成是黄帝子孙，所表现的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认同，同时亦是“寻找或假借一个华夏祖先传说”〔5〕(P.179)使自己华夏化的一种策略。然而，这种情况对高肇家族而言存在的可能性很小。

其次，从北魏的角度而言，高肇兄妹皆是第一代移民，而非移民后裔。从《北史·文昭皇后传》以及上文所引二则史料来看，高肇家族移居北魏是在孝文帝初年，即约在延光元年(公元471年，高句丽长寿王五十九年)，高肇父辈高飏等一批人举家西迁，移居北魏。从时间上来说，高飏投奔北魏的时间与《魏书》和《三国史记》所载之高句丽“奴各(久)”投奔北魏的时间大体一致。②高肇家族与“奴各(久)”相继而至，这与史书之“相率”而来的记载也是吻合的。高肇家族、奴各等人移民北魏的原因除上述北魏对于移民的安置政策较为稳妥之外，尚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在高句丽的处境不佳，对“现实”不满，慕义投奔，将北魏看成是理想的乐土;另一方面是高句丽自长寿王十五年(公元427年)迁都平壤之后，即与北魏之间保持频繁的贡赐关系，仅据《三国史记》载，长寿王五十年(公元462年，北魏文成帝和平三年)至长寿王五十九年(公元471年，延光元年)这10年中，高句丽派遣使者来北魏朝贡达7次，贡使到达北魏的频率较高，期间亦经历了北魏文明太后要求高句丽以“宗淑”和亲一事，事虽未果，但高句丽在与北魏的交往中明显处于弱势。同时，北魏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之后，相对繁荣的经济、文化必然对周边各族构成吸引。兼之络绎于道的高句丽使臣从大山深谷中走出，途经东
北平原、华北平原，到达繁华的北魏都城，必然会生向往之心。所以，出现移民也是正常的。高飏家族毅然移民也是因为对北魏的移民安置有充足信心，所以从心理认同上并不存在忧虑，乃至需要千方百计找寻望族为身份作注解，进而得到荫护。

再次，高肇家族在移民北魏之初同高潜一样，受到礼遇:被赐爵予官，高飏拜为厉威将军(六品武官上)，〔3〕(P.2987)封河间(今河北河间)子，高飏之弟高乘信拜为明威将军(六品武官上);〔3〕(P.2987)并待以客礼，赐奴婢、牛马、彩帛等安家之资，究其原因可知，高句丽移民的身份，可以使高飏们的投诚之举成为一种导引，便于招徕更多的高句丽移民，进而使北魏
在与高句丽的辽东之争中占据民心上的优势。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高肇及其族人之所以得势，主要是倚恃高照容入选后宫，而高照容入宫，与渤海蓨人的身份并无联系。据载:“孝文文昭皇后高氏……近龙城镇，镇表后德色婉艳。及至，文明太后亲幸北部曹见后，奇之，入掖庭，时年十三。”〔3〕(P.501)十三岁的高照容在文明太后亲临北部曹为拓跋宏选妃时，幸而被选中充入掖庭。关于高氏在众多佳丽中脱
颖而出的原因，从文献记载来看只有“德色婉艳”这一条优势，不过，仔细推敲还有更为深
层的因素，曾有学者指出，高氏的成功与其所受推举的龙城镇有直接关系，“龙城正是文明
太后的故国所在。看来，文明太后见高氏而‘奇之’的原因，或许正与其故国情感相关”，
在后宫之中，选拔同乡故国之人也有利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故而高照容脱颖而出。③可
知，“渤海蓨人”的民族认同意识并未对高氏的发迹起到任何推动作用，而当高肇因其妹高
照容的裙带关系飞黄腾达之后，已经没有必要再通过冒籍渤海高氏来提高自身在北魏的被接
受程度了。

综上，高肇为族望而“寻得”或“假借”渤海高氏冒为自己先祖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二
既然高肇家族渤海蓨人的历史认同不是假托的，高肇先祖当确是渤海蓨人。那么，高肇的五世祖高顾是怎样从渤海蓨地来到高句丽的呢?
众所周知，西晋从八王之乱开始，北方士族和百姓为避战乱纷纷外迁，至晋怀帝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更是有一次大的移民潮，其中“避乱江左者十六七”。〔4〕〔5〕(P.1746)同时，也有少部分人西投凉州，或东北入辽河流域，高肇五世祖高顾即于此时来至辽河流域。从移民路线上来看，高顾的移民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永嘉五年十二月，高句丽遣将“袭取辽东西安平”。西安平县(今辽宁省丹东叆河尖古城)被高句丽攻陷，在辽东和慕容氏政权中皆产生巨大反响。由于当时高句丽正处于南下西扩之时，不仅使乐浪、带方二郡摇摇欲坠，同时也使玄菟、辽东倍受其扰，高句丽不仅在战争中掳掠大批人众移往高句丽，同时也有部分居于高句丽周边的原晋边郡的官民主动来投，如同晋平州刺使崔毖之投〔6〕(P.216)一样。高肇之祖高顾即是此时移往高句丽的。
高肇家族自其五世祖高顾时期移民到高句丽，至高肇这一代，在高句丽居留已历六代。高句丽长寿王五十九年，高肇之父高飏再次率家人迁徙，西居北魏。对高肇家族而言，由于是为避永嘉之乱而迁到高句丽，到高飏之时再迁回北魏，实有“归根”之意。
高肇的母亲盖氏，养育四男三女，“皆生于东裔”，〔3〕(P.335)东裔指高句丽。《北史·高肇传》载:“肇长兄琨，早卒。袭飏封勃海郡公，赠都督五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冀州刺史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偃弟寿，早卒。寿弟即肇也。肇弟显，侍中、高丽
国大中正，早卒”。〔3〕(P.1831－1832)可见高飏计有五子，即高琨(字伯玉)、高偃(字仲游)、高寿(因早卒，诸史不列入“四男”之列)、高肇(字首文)、高显。

高照容入宫之后，育有二子一女，即宣武帝元恪、广平王元怀以及长乐公主。元恪，据
《魏书·世宗经》载，是“孝文皇帝第二子”〔3〕(P.191)。孝文帝的皇长子是元恂，其母林氏“平原人也……后容色美丽，得幸于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后依旧制薨。”〔3〕(P.332)所谓“旧制”，是指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拓拔族为消除母后临朝之害，凡太子之母，都要赐死，林皇后即是依此制于太和七年(公元483年)被赐死。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七月癸丑，元恂被立为皇太子。按照北魏宫中之“旧制”，因所生之皇子不是太子，所以，高氏在宫中本来应该是“安全”的。其时，左昭仪冯氏(孝文幽皇后)颇为受宠，其为人**后宫，野心膨胀，然而无子，常求托女巫想效仿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命”，〔3〕(P.333)私下里想收养高氏之子元恪。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高氏在从代至洛阳的途中，暴薨于汲郡的共县(今河南辉县)，史载曾有人怀疑是左昭仪“所贼也”。次年，元恪立为皇太子。其后有司奏请加号，谥高氏曰文昭贵人，孝文帝从之。元恪登基于公元499年，同年六月戊辰，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3〕(P.191)并追尊配飨。明帝时，更上尊号太后，以同汉、晋之典，正姑妇之礼，庙号袭旧号，称为文昭。也就是说，高氏生时并未有皇后之尊，死后方因子贵而追封为皇后。文昭皇后高照容去世之后，其子元恪继位，在登基之初，元恪有意于利用外戚势力来制约宗王势力，景明初(公元500年—503年)，“世宗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3〕(P.1829)。高氏一门在北魏遂权倾一时。

高氏子侄与皇族多有联姻。高照容与孝文帝之长子即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尚高偃之女
高英为皇后，生建德公主;次子广平王元怀;女儿长乐公主，下嫁高琨之子高猛(字豹儿)
为妻。高偃另有一子高贞。④高肇有二子，高植〔3〕(P.1831)、高湛。⑤综合文献史籍的其他记载以及《高琨墓志》等铭文史料，高氏的谱系排列如下:



三
从高顾至高肇，六代之中，数次迁徙，尤其是高氏家族在高句丽居留近160年，在这个过程中，其高句丽化的程度应该是很深的，不仅融入了高句丽的经济、文化生活，而且也已经融入高句丽的政治生活，据《魏书》载，高肇之弟高显曾任高句丽大中正，〔3〕(P.1832)所谓的“大中正”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官名，置于州，职责是搜荐人才以备中央政府诠选官员。但是，检索高句丽的有关文献并无“大中正”的官职之设，所以，这里高显在高句丽所任官职应该是“比”中原之“大中正”，即相当于大中正，正如高句丽的傉萨“比都督”〔7〕(P.5319)的情况，只是高句丽相当于大中正的官职名称没有流传下来。在高句丽期间，高氏家族的历史记忆无疑是靠上代对下代的口耳相传而形成的，在民族认同上，高肇兄弟有强烈的汉族意识。这不仅表现在文献记载中，同时，在墓志铭文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相关记载列述如下。
《魏书》卷83下《外戚列传·高肇》、《北史》卷80《外戚列传·高肇》皆载:高肇“自云本勃海蓨人”。《高琨墓志》载:高琨乃“冀州勃海郡条(疑为蓨)县崇仁乡孝仁里人”。〔8〕《文昭皇后高照容墓志》云:“冀州勃海条人”〔9〕(P.28)。高猛、高植等人的墓志中亦皆记为“勃海条人”。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两方面的信息:一是文献所载的高肇的籍贯“勃海蓨”皆是“自云”，说明高肇兄弟对于自己是勃海蓨人的认知是明确而强烈的;二是迄今所发现的高氏墓志，基本皆写作是“勃海条(蓚之误)人”，墓志是最能够真实表达墓主人自我意识的，这里高氏家庭反复强调自己的渤海人身份，并不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出于冒籍〔10〕(P.73)的目的，而是一种客观历史的陈述。除了前面所述史事之外，尚有信息表明高肇先祖是渤海人。


从葬地来看，高肇家族并不是刻意在营造渤海蓨人的假象。宣武帝继位之后，追思母族，对高肇兄弟多有封赠，高氏一门因而富贵已极。但彼时宣武帝之外祖父母高飏、盖氏已经去世，故而追赠高飏为左光禄大夫，并赐爵勃海公，谥曰敬;盖氏，追封清河郡君。〔2〕(P.2684)高飏长子高琨本应袭爵，但因在宣武帝登基之前已经去世，故而由其子高猛嗣承。高偃亦于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早卒，正始年间，被追封为安东将军、都督、青州刺史。高琨墓志发现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郊小南头村，可知高琨死后葬于旧都平城郊区，其父母亦当葬于此。正常来讲，在已逝的父兄被追封之后，如果高氏是属于冒籍者，高肇及其族人肯定会抓住机会行改瘗之礼，大造舆论，并将父兄灵枢迁回渤海蓨进行回葬。然而，高肇恰恰对此事并不热衷，久久不动。最后奉诏迁葬时，高肇“不自临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诣代，迁葬于乡。时人以肇无识，哂而不责也”〔3〕(P.1830)。事实上，作为“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并“在位居要”〔3〕(P.1830)的权臣，高肇尚不至于粗顽若此。何况，高肇处于尊位，彼时身边应该不乏智谋人士，自然不会在事关“出身”大事的问题上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这类礼法上的洞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高肇疏于在身世问题上做文章，否则，借回葬故里、修葺祖茔机，强化自己“勃海蓨人”的印象，必然会对“时望所轻”的局面有逆转之效。既然能够放弃可以改变“时望轻之”局面的绝好机会，那么，高肇若非渤海人，就没有必要单纯以“自言”和在墓志中标明这种苍白的表白方式为自己的族望做注解了。


学界有学者以《魏书·皇后列传》所载文昭皇后幼时“曾梦，在堂内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热，后东西避之，光犹斜照不已”的意境作为主要依据，认为此梦具有浓厚的高句丽特色，说明文昭皇后是高句丽人。⑥所谓“高句丽特色”，是指文昭皇后幼时梦境中的日光灼灼照射之事，暗和了高句丽建国神话中朱蒙初生的传说。据《魏书·高句丽传》载: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3〕(P.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