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2001年12月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点击: 102 投票: 3 


　　谨以此书献给哈里斯和法拉，他们为我启蒙。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孩子。

　　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二十六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

　　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汗从巴基斯坦打来电话，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厨房里，听筒贴在耳朵上，我知道电话线连着的，并不只是拉辛汗，还有我过去那些未曾赎还的罪行。挂了电话，我离开家门，到金门公园北边的斯普瑞柯湖边散步。晌午的骄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和风的吹拂中漂行。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带着长长的蓝色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们舞动着，飞越公园西边的树林，飞越风车，并排飘浮着，如同一双眼睛俯视着旧金山，这个我现在当成家园的城市。突然间，哈桑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为你，千千万万遍。哈桑，那个兔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

　　我在公园里柳树下的长凳坐下，想着拉辛汗在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再三思量。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齐飞的风筝。我忆起哈桑。我缅怀爸爸。我想到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我想起曾经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第 二 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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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照进邻居家里，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桠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桑椹干和胡桃。我们换着玩那破镜子，边吃桑椹干，边用它们扔对方，忽而吃吃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浑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鼻子大而扁平，双眼眯斜如同竹叶，在不同光线下会显现出金色、绿色，甚至是宝石蓝。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来像是一团后来才加上去的附属物。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
　　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无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我任何事情。弹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蔼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他会将镜子拿走，并告诉我们，他的妈妈说魔鬼也用镜子，用它们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让他们分心。“他这么做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并对他的儿子怒目相向。

　　“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镜子、用胡桃射狗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

　　那条通向两扇锻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白杨。车道延伸进敞开的双扉，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了。砖路的左边是房子，尽头则是后院。

　　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全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它坐落于喀布尔北部繁华的新兴城区，入口通道甚为宽广，两旁种着蔷薇；房子开间不少，铺着大理石地板，还有很大的窗户。爸爸亲手在伊斯法罕〔1〕Isfaham，伊朗中部城市。〔1〕选购了精美的马赛克瓷砖，铺满四个浴室的地面，还从加尔各答〔2〕Calcutta，印度城市。〔2〕买来金丝织成的挂毯，用于装饰墙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挂着水晶吊灯。

　　楼上是我的卧房，还有爸爸的书房，它也被称为“吸烟室”，总是弥漫着烟草和肉桂的气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后，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书房的黑色皮椅上。他们填满烟管——爸爸总说是“喂饱烟管”，高谈阔论，总不离三个话题：政治，生意，足球。有时我会求爸爸让我坐在他们身边，但爸爸会堵在门口。“走开，现在就走开，”他会说，“这是大人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去看你自己的书本呢?”他会关上门，留下我独自纳闷：何以他总是只有大人的时间?我坐在门口，膝盖抵着胸膛。我坐上一个钟头，有时两个钟头，听着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谈话声。

　　楼下的起居室有一面凹壁，摆着专门订做的橱柜。里面陈列着镶框的家庭照片：有张模糊的老照片，是我祖父和纳迪尔国王〔1〕Nadir Shah（1883～1933），阿富汗国王，1929年登基，1933年11月8日被刺杀。〔1〕在1931年的合影，两年后国王遇刺，他们穿着及膝的长靴，肩膀上扛着来复枪，站在一头死鹿前。有张是在我父母新婚之夜拍的，爸爸穿着黑色的套装，朝气蓬勃，脸带微笑的妈妈穿着白色衣服，宛如公主。还有一张照片，爸爸和他最好的朋友和生意伙伴拉辛汗站在我们的房子外面，两人都没笑，我在照片中还是婴孩，爸爸抱着我，看上去疲倦而严厉。我在爸爸怀里，手里却抓着拉辛汗的小指头。

　　凹壁可通往餐厅，餐厅正中摆着红木餐桌，坐下三十人绰绰有余。由于爸爸热情好客，确实几乎每隔一周就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用膳。餐厅的另一端有高大的大理石壁炉，每到冬天总有橙色的火焰在里面跳动。

　　拉开那扇玻璃大滑门，便可走上半圆形的露台；下面是占地两英亩的后院和成排的樱桃树。爸爸和阿里在东边的围墙下辟了个小菜园，种着西红柿、薄荷和胡椒，还有一排从未结实的玉米。哈桑和我总是叫它“病玉米之墙”。

　　花园的南边种着枇杷树，树阴之下便是仆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简陋的泥屋，哈桑和他父亲住在里面。

　　在我母亲因为生我死于难产之后一年，也即1964年冬天，哈桑诞生在那个小小的窝棚里面。

　　我在家里住了十八年，但进入阿里和哈桑房间的次数寥寥无几。每当日落西山，玩了一天的哈桑和我就分开了。我穿过那片蔷薇，回到爸爸的广厦去；哈桑则回到他的寒庐，他在那儿出世，在那儿度过一生。我记得它狭小而干净，点着两盏煤油灯，光线昏暗。屋里两端各摆着一床褥子，一张破旧的赫拉特〔1〕Herati，阿富汗西部城市。〔1〕出产的地毯四边磨损，摆在中间。屋角还有一把三脚凳，一张木头桌子，哈桑就在那上面画画。此外四壁萧然，仅有一幅挂毯，用珠子缀着“Allahuakbar”（真主伟大）的字样。那是爸爸某次去麦什德〔2〕Mashad，伊朗城市。〔2〕旅行时给阿里买的。

　　1964年某个寒冷的冬日，正是在这间小屋，哈桑的母亲莎娜芭生下了哈桑。我的妈妈因为生产时失血过多而谢世，哈桑则在降临人世尚未满七日就失去了母亲。而这种失去她的宿命，在多数阿富汗人看来，简直比死了老娘还要糟糕：她跟着一群江湖艺人跑了。

第 三 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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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我父亲曾经在俾路支〔1〕Baluchistan，巴基斯坦城市。〔1〕赤手空拳，和一只黑熊搏斗。如果这是个关于别人的故事，肯定有人会斥之为笑话奇谈。阿富汗人总喜欢将事物夸大，很不幸，这几乎成了这个民族的特性。如果有人吹嘘说他儿子是医生，很可能是那孩子曾经在高中的生物学测验中考了个及格的分数。但凡涉及爸爸的故事，从来没人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倘使有人质疑，那么，爸爸背上那三道弯弯曲曲的伤痕就是证据。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想像着爸爸那次搏击的场面，甚至有时连做梦也梦到了。而在梦中，我分不清哪个是 爸爸，哪个是熊。

　　有一次拉辛汗管爸爸叫“飓风先生”，这随后变成远近闻名的绰号。这个绰号可是名副其实。爸爸是典型的普什图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卷曲的棕色头发甚是好看，跟他本人一样不羁；他双手强壮，似乎能将柳树连根拔起；并且，就像拉辛汗经常说的那样，黑色的眼珠一瞪，会“让魔鬼跪地求饶”。爸爸身高近2米，每当他出席宴会，总是像太阳吸引向日葵那样，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爸爸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是引人注目。我常在耳朵里面塞上棉花球，用毯子盖住头，但爸爸的鼾声宛如轰轰作响的汽车引擎，依然穿墙越壁而来，而我们的房间中间还隔着客厅呢。妈妈如何能跟他睡在同一个房间?我不得而知。要是能见到我的妈妈，我还有一长串问在1960年代晚期，我五六岁的样子，爸爸决定建造一座恤孤院。故事是拉辛汗告诉我的。他说爸爸亲自设计施工图，尽管他根本没有半点建筑经验。人们对此表示怀疑，劝他别犯傻，雇个建筑师得了。当然，爸爸拒绝了，人们大摇其头，对爸爸的顽固表示不解。然而爸爸成功了，人们又开始摇头了，不过这次是带着敬畏，对他成功的法门称赞不已。恤孤院楼高两层，位于喀布尔河南岸，在雅德梅湾大道旁边，所耗资费均由父亲自己支付。拉辛汗说爸爸独力承担了整个工程，工程师、电工、管道工、建筑工，这些人的工钱都是爸爸支付的。城里的官员也抽了油水，他们的“胡子得上点油”。

　　恤孤院工程耗时三年，盖好的那年我八岁。我记得恤孤院落成前一天，爸爸带我去喀布尔以北几英里远的喀尔卡湖。他让我叫上哈桑，但我撒谎，说哈桑有事情要做。我要爸爸全属我一人。再说，有一次哈桑和我在喀尔卡湖畔打水漂，他的石头跳了八下，我用尽力气，也只能跳五下。爸爸在旁边看着我们，他伸手拍拍哈桑的后背，甚至还用手臂搂住他的肩膀。

　　我们在湖边的野餐桌旁边坐下来，只有爸爸跟我，吃着水煮蛋和肉丸夹饼——就是馕饼夹着肉丸和腌黄瓜。湖水澄蓝，波平如镜，阳光照在湖上熠熠生辉。每逢周五，总有很多家庭到湖边，在阳光下度过假期。但那天不是周末，那儿只有我们——爸爸和我，还有几个留着胡子和长发的游客，我听说他们叫“嬉皮士”。他们坐在码头上，手里拿着钓鱼竿，脚板在水里晃荡。我问爸爸，为什么那些人留着长头发，但爸爸没有回答，只哼了一声。他正准备翌日的演讲，翻阅着一叠手稿，不时用铅笔做些记号。我吃一口鸡蛋，告诉爸爸，学校里面有个男孩说，要是吃下鸡蛋壳，就得将它尿出来。我问爸爸这是不是真的，爸爸又哼了一声。

　　我咬一口夹饼。有个黄头发的游客放声大笑，用手拍拍另外一人的后背。远处，在湖那边，一辆卡车蹒跚着转过山路的拐角处，它的观后镜反射出闪闪的阳光。

　　“我想我得了癌症。”我说。和风吹拂着那些手稿，爸爸抬头，告诉我可以自行去拿些苏打水，我所能做的，便只有去搜寻那轿车的行李箱。

　　翌日，在恤孤院外面，椅子没有来客多。很多人只好站着观看落成庆典。那天刮风，新建筑的大门外面搭了个礼台，爸爸坐在上面，我坐在他后面。爸爸身穿绿色套装，头戴羔羊皮帽。演讲当中，风把他的帽子吹落，人们开怀大笑。他示意我替他把帽子捡回来，我很高兴，因为当时人人可以看到他是我的父亲，我的爸爸。他转过身，对着麦克风说，他希望这座房子比他的皮帽来得牢靠，人们又大笑起来。爸爸演讲结束的时候，大家站起来，欢呼致意，掌声经久不息。接着，来宾与他握手。有些人摸摸我的头发，也跟我握手。我为爸爸自豪，为我们骄傲。

　　虽说爸爸事业兴旺，人们总是说三道四。他们说爸爸没有经商的天分，应该像爷爷那样专研法律。所以爸爸证明他们统统错了：他不仅经营着自己的生意，还成了喀布尔屈指可数的巨贾。爸爸和拉辛汗创办了一家日进斗金的地毯出口公司，两家药房，还有一家餐厅。

　　当时人们嘲弄爸爸，说他不可能有桩好婚事——毕竟他没有皇族血统，他娶了我妈妈，索菲亚·阿卡拉米。妈妈受过良好教育，无论人品还是外貌，都被公认是喀布尔数得上的淑女。她在大学教授古典法尔西语〔1〕Farsi，现代波斯语。〔1〕文学，祖上是皇亲贵胄。这让爸爸十分高兴，总在那些对他有所怀疑的人面前称呼她“我的公主”。

　　父亲随心所欲地打造他身边的世界，除了我这个明显的例外。当然，问题在于，爸爸眼里的世界只有黑和白。至于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全然由他说了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若爱他，也必定会怕他，甚或对他有些恨意。

第 三 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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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爸爸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样子的。跟我一起长大的孩子也没有像他那样的。”

　　“你知道，有时你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自以为是的了。”拉辛汗说。在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他敢这么跟爸爸说话。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吗?”

　　“没有。”

　　“那跟什么有关系?”

　　我听到爸爸挪动身子，皮椅吱吱作响。我合上双眼，耳朵更加紧贴着门板，又想听，又不想听。“有时我从这扇窗望出去，我看到他跟邻居的孩子在街上玩。我看到他们推搡他，拿走他的玩具，在这儿推他一下，在那儿打他一下。你知道，他从不反击，从不。他只是……低下头，然后……”

　　“这说明他并不暴戾。”拉辛汗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拉辛，你知道的。”爸爸朝他嚷着,“这孩子身上缺了某些东西。”

　　“是的，缺了卑劣的性格。”

　　“自我防卫跟卑劣毫不搭边。你知道事情总是怎么样的吗?每当那些邻居的孩子欺负他，总是哈桑挺身而出，将他们挡回去。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他们回家之后，我问他,‘哈桑脸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摔了一跤。’我跟你说，拉辛，这孩子身上缺了某些东西。”

　　“你只消让他找到自己的路。”拉辛汗说。

　　“可是他要走去哪里呢?”爸爸说，“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孩，长大之后什么东西都保护不了。”

　　“你总是将问题过度简化了。”

　　“我认为不是的。”

　　“你生气，是因为你害怕他不会接管你的生意。”

　　“现在谁在简化问题?”爸爸说，“看吧，我知道你跟他关系很好，这我很高兴。我是说，我有些妒忌，但很高兴。他需要有人……有人能理解他，因为真主知道我理解不了。可是阿米尔身上有些东西让我很烦恼，我又说不清楚，它像是……”我能猜到他在寻觅，在搜寻一个恰当的字眼。他放低了声音，但终究还是让我听到了。“要不是我亲眼看着大夫把他从我老婆肚子里拉出来，我肯定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

　　次日清晨，哈桑在替我准备早餐，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我朝他大吼，叫他别多管闲事。

　　至于那卑劣的性格，拉辛汗错了。

第 五 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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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过我们，少爷。”哈桑说。

　　阿塞夫笑起来:“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我们有三个人，你们只有两个。”

　　哈桑耸耸肩。在外人看来，他镇定自若，但哈桑的脸是我从小就看惯了的，我清楚它所有细微的变化，他脸上任何一丝颤动都躲不过我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很害怕，非常害怕。

　　“是的，少爷。但也许你没有看到，拉着弹弓的人是我。如果你敢动一动，他们会改掉你的花名，不再叫你‘吃耳朵的阿塞夫’，而是叫你‘独眼龙阿塞夫’。因为我这块石头对准你的左眼。”他泰然自若地说着，就算是我，也要费尽力气才能听得出他平静的声音下面的恐惧。

　　阿塞夫的嘴巴抽搐了一下。瓦里和卡莫看到强弱易势，简直无法置信，有人在挑战他们的神，羞辱他。更糟糕的是，这个家伙居然是个瘦小的哈扎拉人。阿塞夫看看那块石头，又看看哈桑。他仔细看着哈桑的脸，他所看到的，一定让他相信哈桑并非妄言恫吓，因为他放下了拳头。

　　“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哈扎拉人。”阿塞夫阴沉着脸说，“我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今天这事可没完，相信我。”他转向我,“我跟你也没完，阿米尔。总有一天，我会亲自让你尝尝我的厉害。”阿塞夫退了一步，他的跟班也是。

　　“你的哈扎拉人今天犯了大错，阿米尔。”他说，然后转身离开。我看着他们走下山，消失在一堵墙壁之后。

　　哈桑双手颤抖，努力把弹弓插回腰间。他的双唇弯起，或是想露出一个安心的微笑吧。他试了五次，才把弹弓系在裤子上。我们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深知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很可能在某个拐角处等着收拾我们，没有人开口说话。他们没有，那应该让我们松一口气。但是我们没有，根本就没有。

　　在随后几年，喀布尔的人们不时将“经济发展”、“改革”之类的词挂在嘴边。君主立宪制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共和国总统领导下的共和制。有那么一阵，这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也有各种远大目标，人们谈论着妇女权利和现代科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尽管喀布尔的皇宫换了新主人，生活仍和过去并无二致。人们依旧从周六到周四上班，依旧每逢周五聚集在公园、喀尔卡湖边或者帕格曼公园野餐。五颜六色的公共汽车和货车载满乘客，在喀布尔狭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司机的助手跨坐在后面的保险杠上，用口音浓重的喀布尔方言大声叫嚷，替司机指引方向。到了为期三天的开斋节，斋戒月〔1〕回历的第九个月为斋戒月。〔1〕之后的节日，喀布尔人穿上他们最新、最好的衣服，相互拜访。人们拥抱，亲吻，互祝“开斋节快乐”。儿童拆开礼物，玩着染色的水煮蛋。

　　1974年初冬，有一天哈桑和我在院子里嬉闹，用雪堆一座城堡。这时阿里唤他进屋:“哈桑，老爷想跟你说话!”他身穿白色衣服，站在门口，双手缩在腋下，嘴里呼出白气。

　　哈桑和我相视而笑。我们整天都在等他的传唤：那天是哈桑的生日。“那是什么，爸爸?你知道吗?可以告诉我们吗?”哈桑说，眼里洋溢着快乐。

　　阿里耸耸肩:“老爷没有告诉我。”

　　“别这样嘛，阿里，跟我们说说。”我催他，“一本图画册吗?还是一把新手枪?”

　　跟哈桑一样，阿里也不善说谎。每年我们生日，他都假装不知道爸爸买了什么礼物。每年他的眼神都出卖他，我们都能从他口里将礼物套出来。不过这次他看来似乎真的不知道。

　　爸爸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曾经，他经常问哈桑想要什么，但后来他就不问了，因为哈桑要的东西太过细微，简直不能被称之为礼物，所以每年冬天爸爸自行挑选些东西。有一年他给买了一套日本的玩具车。上一年，爸爸让哈桑喜出望外，给他买了一顶毛皮牛仔帽，克林特·伊斯伍德带着这种帽子演出了《黄金三镖客》——这部电影取代了《七侠荡寇志》，成为我们最喜爱的西部片。整整一个冬天，哈桑和我轮流戴那顶帽子，唱着那首著名的电影主题曲，爬上雪堆，打雪仗。

　　我们在前门脱掉手套，擦掉靴子上的雪。我们走进门廊，看到爸爸坐在炭火熊熊的铁炉前面，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秃头印度人，他穿着棕色西装，系着红领带。

　　“哈桑，”爸爸说，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来见见你的生日礼物。”

　　哈桑和我茫然对视。那儿没有见到任何包着礼物的盒子，没有袋子，没有玩具，只有站在我们后面的阿里，还有爸爸，和那个看上去像数学老师的印度人。

　　身穿棕色西装的印度人微笑着，朝哈桑伸出手。“我是库玛大夫，”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他的法尔西语带着浓厚的印度卷舌音。

　　“你好。”哈桑惴惴说。他礼貌地点点头，但眼睛却望向站在他后面的父亲。阿里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哈桑肩膀上。

　　爸爸望着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我从新德里请来库玛大夫，库玛大夫是名整容外科医生。”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印度人——库玛大夫说。

　　哈桑摇摇头。他带着询问的眼色望向我，但我耸耸肩。我只知道，人们要是得了阑尾炎，就得去找外科医生医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此前一年，有个同学死于阑尾炎，我们老师说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医生。我们两个齐齐望向阿里，但从他那里当然也得不到答案。跟过去一样，他仍是木无表情，但眼神变得严肃一些。

第 五 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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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吧，”库玛大夫说，“我的工作是修理人们的身体，有时是人们的脸庞。”

　　“噢，”哈桑说，他看看库玛大夫，看看爸爸，又看看阿里，伸手遮住上唇。“噢。”他又说。

　　“这不是份寻常的礼物，我知道。”爸爸说，“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这份礼物会陪伴 你终生。”

　　“噢，”哈桑说，他舔舔嘴唇，清清喉咙，说:“老爷，这……这会不会……”

　　“别担心，”库玛大夫插嘴说，脸上带着微笑,“不会让你觉得很痛的。实际上，我会给你用一种药，你什么都不会记得。”

　　“噢。”哈桑说。他松了一口气，微笑着，但也只是松了一口气。“我不是害怕，老爷，我只是……”哈桑也许是个傻瓜，我可不是。我知道要是医生跟你说不会痛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我心悸地想起去年割包皮的情形，医生也是这么对我说，安慰说那不会很痛。但那天深夜，麻醉药的药性消退之后，感觉像有人拿着又红又热的木炭在烫我的下阴。爸爸为什么要等到我十岁才让我割包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原谅他的事情之一。

　　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残疾，可以乞换来爸爸的怜悯。太不公平了，哈桑什么都没干，就得到爸爸的爱护，他不就是生了那个愚蠢的兔唇吗?

　　手术很成功。他们刚解掉绷带的时候，我们多少都有点吃惊，但还是像库玛大夫先前交代的那样保持微笑。但那并不容易，因为哈桑的上唇看起来又肿又怪，没有表皮。护士递给哈桑镜子的时候，我希望他哭起来。哈桑深深地看着镜子，若有所思，阿里则紧紧握住他的手。他咕哝了几句，我没听清楚。我把耳朵凑到他唇边，他又低声说了一遍。

　　“谢谢。”

　　接着他的嘴唇扭曲了，当时，我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微笑。就像他从母亲子宫里出来时那样微笑着。

　　随着时间的过去，肿胀消退，伤口弥合。不久，他的嘴唇上就只剩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缝合线。到下一个冬天，它变成淡淡的伤痕。说来讽刺，正是从那个冬天之后，哈桑便不再微笑了。

第 六 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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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若有风筝被割断，真正的乐趣就开始了。这时，该追风筝的人出动，那些孩子追逐那个在随风飘扬的风筝，在临近的街区奔走，直到它盘旋着跌落在田里，或者掉进某家的院子里，或挂在树上，或停在屋顶上。追逐十分激烈：追风筝的人蜂拥着漫过大街小巷，相互推搡，像西班牙人那样。我曾看过一本书，说起他们在斗牛节时被公牛追赶的景象。有一年某个邻居的小孩爬上松树，去捡风筝，结果树枝不堪重负，他从三十英尺高的地方跌下来，摔得再也无法行走，但他跌下来时手里还抓着那只风筝。如果追风筝的人手里拿着风 筝，没有人能将它拿走。这不是规则，而是风俗。

　　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在冬天的比赛中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人们会将其挂在壁炉架之下，供客人欢欣赞叹。每当满天风筝消失得只剩下最后两只，每个追风筝的人都厉兵秣马，准备摘取此项大奖。他们会朝向那个他们预计风筝跌落的地方，绷紧的肌肉蓄势待发，脖子抬起，眼睛眯着，斗志昂扬。当最后一只风筝被割断，立即一片骚动。

　　多年过去，我曾见到无数家伙参与追风筝，但哈桑是我见过的人中最精此道的高手。十分奇怪的是，在风筝跌落之前，他总是等在那个它将要跌落的地方，似乎他体内有某种指南针。

　　我记得有个阴暗的冬日，哈桑和我追着一只风筝。我跟着他，穿过各处街区，跳过水沟，侧身跑过那些狭窄的街道。我比他大一岁，但哈桑跑得比我快，我落在后面。

　　“哈桑，等等我。”我气喘吁吁地大喊，有些恼怒。

　　他转过身，挥挥手:“这边!”说完就冲进另外一个拐角处。我抬头一看，那个方向与风筝跌落的方向恰好相反。

　　“我们追不到它了!我们跑错路了!”我高声叫道。

　　“相信我!”我听见他在前面说。我跑到拐角处，发现哈桑低首飞奔，根本就没有抬头看看天空，汗水浸透了他后背的衣服。我踩到一块石头，摔了一跤——我非但跑得比哈桑慢，也笨拙得多，我总是羡慕他与生俱来的运动才能。我站起身来，瞥见哈桑又拐进了另一条巷子。我艰难地追着他，摔破的膝盖传来阵阵剧痛。

　　我看到我们最终停在一条车辙纵横的泥土路上，就在独立中学旁边。路边有块田地，夏天会种满莴苣；路的另外一边有成排的酸樱桃树。只见哈桑盘起双腿，坐在其中一棵树下，吃着手里的一捧桑椹干。

　　“我们在这干吗呢?”我上气不接下气，胃里翻江倒海，简直要吐出来。

　　他微笑:“在我这边坐下，阿米尔少爷。”

　　我在他旁边颓然倒下，躺在一层薄薄的雪花上，喘着气。“你在浪费时间。它朝另外一边飞去了，你没看到吗?”

　　哈桑往嘴里扔了一颗桑椹:“它飞过来了。”我呼吸艰难，而他一点都不累。

　　“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朝我转过身，有些汗珠从他额头流下来，“我骗过你吗，阿米尔少爷?”

　　刹那间我决定跟他开开玩笑:“我不知道。你会骗我吗?”

　　“我宁愿吃泥巴也不骗你。”他带着愤愤的表情说。

　　“真的吗?你会那样做?”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做什么?”

　　“如果我让你吃泥巴，你会吃吗?”我说。我知道自己这样很残忍，好像以前，我总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来戏弄他，但取笑哈桑有点好玩——虽然是病态的好玩，跟我们折磨昆虫的游戏有点相似。不过现在，他是蚂蚁，而拿着放大镜的人是我。

　　他久久看着我的脸。我们坐在那儿，两个男孩，坐在一棵酸樱桃树下，突然间我们看着，真的看着对方。就在那时，哈桑的脸又变了。也许没有变，不是真的变了，但我瞬间觉得自己看到了两张脸，一张是我认得的，我从小熟悉的；另外一张，第二张，就隐藏在表层之下。我曾经看到过他的脸色变化——总是吓我一跳，它每次出现不过惊鸿一瞥，但足以让我疑惑不安，觉得自己也许曾在什么地方见到过。随后，哈桑眨眨眼，他又是他了，只是哈桑了。

　　“如果你要求，我会的。”他终于说，眼睛直看着我。我垂下眼光，时至今日，我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像哈桑这样的人，这种说出的每个字都当真的人。

　　“不过我怀疑，”他补充说，“你是否会让我这么做。你会吗，阿米尔少爷?”就这样，轮到他考验我了。如果我继续戏弄他，考验他的忠诚，那么他会戏弄我，考验我的正直。

　　要是我没有开始这场对话就好了!我勉强露出一个笑脸，“别傻了，哈桑，你知道我不会的。”

　　哈桑报我以微笑，不过他并非强颜欢笑。“我知道。”他说。这就是那些一诺千金的人的作风，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

　　“风筝来了。”哈桑说，指向天空，他站起身来，朝左边走了几步。我抬头，望见风筝正朝我们一头扎下来。我听见脚步声，叫喊声，一群追风筝的人正闹哄哄向这边跑来。但他们只是白费时间。因为哈桑脸带微笑，张开双手，站在那儿等着风筝。除非真主——如果他存在的话——弄瞎了我的眼，不然风筝一定会落进他张开的臂弯里。

第 六 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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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冬天，我最后一次看到哈桑追风筝。

　　通常，每个街区都会举办自己的比赛。但那年，巡回赛由我所在的街区，瓦兹尔·阿克巴·汗区举办，几个其他的城区——卡德察区、卡德帕湾区、梅寇拉扬区、科德桑吉区——也应邀参加。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谈论即将举办的巡回赛，据说这是二十五年来规模最大的风筝比赛。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距比赛还有四天，爸爸和我坐在书房里铺满毛皮的椅子上，烤着火，边喝茶边交谈。早些时候，阿里服侍我们用过晚餐——土豆、咖喱西兰花拌饭，回去跟哈桑度过漫漫长夜。爸爸塞着他的烟管，我求他讲那个故事给我听，据说某年冬天，有一群狼从山上下来，游荡到赫拉特，迫使人们在屋里躲了一个星期。爸爸划了一根火柴，说:“我觉得今年你也许能赢得巡回赛，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或者该怎么说。我要是取胜了会怎么样呢?他只是交给我一把钥匙吗?我是斗风筝的好手，实际上，是非常出色的好手。好几次我差点赢得冬季巡回赛——有一次，我还进了前三名。但差点儿和赢得比赛是两回事，不是吗?爸爸从来不差点儿，他只是获胜，获胜者赢得比赛，其他人只能回家。爸爸总是胜利，赢得一切他想赢得的东西。难道他没有权利要求他的儿子也这样吗?想想吧，要是我赢得比赛……

　　爸爸吸着烟管，跟我说话。我假装在听，但我听不进去，有点心不在焉，因为爸爸随口一说，在我脑海埋下了一颗种子：赢得冬季巡回赛是个好办法。我要赢得比赛，没有其他选择。我要赢得比赛，我的风筝要坚持到最后。然后我会把它带回家，带给爸爸看。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那么也许我在家里孤魂野鬼般的日子就可以结束。我让自己幻想着：我幻想吃晚饭的时候，充满欢声笑语，而非一言不发，只有银餐具偶尔的碰撞声和几声“嗯哦”打破寂静。我想像星期五爸爸开着车带我去帕格曼，中途在喀尔卡湖稍作休憩，吃着炸鳟鱼和炸土豆。我们会去动物园看看那只叫“玛扬”的狮子，也许爸爸不会一直打哈欠，偷偷看着他的腕表。也许爸爸甚至还会看看我写的故事，我情愿为他写一百篇，哪怕他只挑一篇看看。也许他会像拉辛汗那样，叫我“亲爱的阿米尔”。也许，只是也许，他最终会原谅我杀了他的妻子。

　　爸爸告诉我有一天他割断了十四只风筝的线。我不时微笑，点头，大笑，一切恰到好处，但我几乎没有听清他在说什么。现在我有个使命了，我不会让爸爸失望。这次不会。

　　巡回赛前夜大雪纷飞。哈桑和我坐在暖炉桌前玩一种叫做“番吉帕”的扑克游戏，寒风吹着树枝，打在窗户上嗒嗒作响。当天早些时候，我要阿里替我们布置暖炉桌——在一张低矮的桌子下面，摆放电暖片，然后盖上厚厚的棉毯。他在桌旁铺满地毯和坐垫，足够供二十个人坐下，把腿伸进桌子下面。每逢下雪，哈桑和我经常整天坐在暖炉桌边，下棋或者打牌，主要是玩“番吉帕”。

　　我杀了哈桑两张方块10，打给他两条J和一张6。隔壁是爸爸的书房，他和拉辛汗在跟几个人谈生意。其中有个我认得是阿塞夫的父亲。隔着墙，我能听到喀布尔新闻广播电台沙沙的声音。

　　哈桑杀了6，要了两条J。达乌德汗在收音机中宣布有关外国投资的消息。

　　“他说有一天喀布尔也会拥有电视。”我说。

　　“谁?”

　　“达乌德汗，你这个家伙，我们的总统。”

　　哈桑咯咯笑起来，“我听说伊朗已经有了。”他说。

　　我叹了一口气:“那些伊朗人……”对多数哈扎拉人来说，伊朗是个避难所，我猜想也许是因为多数伊朗人跟哈扎拉人一样，都是什叶派穆斯林。但我记得夏天的时候有个老师说起伊朗人，说他们都是笑面虎，一边用手拍拍你的后背示好，另一只手却会去掏你的口袋。我将这个告诉爸爸，爸爸说我的老师不过是个嫉妒的阿富汗人，他嫉妒，因为伊朗在亚洲声望日隆，而世界上多数人看世界地图的时候还找不到阿富汗在哪里。“这样说很伤感情，”他说，耸着肩，“但被真相伤害总比被谎言安慰好。”

　　“有一天我会给你买的。”我说。

　　哈桑笑逐颜开:“电视机?真的吗?”

　　“当然，还不是黑白的那种。到时我们也许都是大人了，不过我会给我们买两个。一个给你，一个给我。”

　　“我要把它放在我画画的桌子上。”哈桑说。

　　他这么说让我觉得很难过。我为哈桑的身份、为他居住的地方难过。他长大之后，将会像他父亲一样，住在院子里那间破房子，而他对此照单全收，让我觉得难过。我抽起最后一张牌，给他一对Q和一张10。

　　哈桑要了一对Q，“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明天会让老爷觉得很骄傲。”

　　“你这样想啊?”

　　“安拉保佑。”他说。

　　“安拉保佑。”我回应，虽然这句“安拉保佑”从我嘴里说出来有些口不由心。哈桑就是这样，他真是纯洁得该死，跟他在一起，你永远觉得自己是个骗子。

　　我杀了他的K，扔给他最后一张牌：黑桃A。他必须吃下。我赢了，不过在洗牌的时候，我怀疑这是哈桑故意让我赢的。

第 六 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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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尔少爷?”

　　“怎么啦?”

　　“你知道……我喜欢我住的地方。”他总是这样，能看穿我的心事，“它是我的家。”

　　“不管怎样，”我说，“准备再输一局吧。�

第 七 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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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爸爸和学校的老师诲我不倦，我终究无法对真主死心塌地。可是当时，从教义答问课程学到的某段《可兰经》涌上嘴边，我低声念诵，然后深深吸气，呼气，跟着拉线跑开。不消一分钟，我的风筝扶摇直上，发出宛如鸟儿扑打翅膀的声音。哈桑拍掌称好，跑在我身后。我把卷轴交给他，双手拉紧风筝线，他敏捷地将那松弛的线卷起来。

　　空中已经挂着至少二十来只风筝，如同纸制的鲨鱼，巡游搜猎食物。不到一个钟头，这 个数字翻了一番，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风筝在苍穹来回飞舞，熠熠生辉。寒冷的微风吹过我的头发。这风正适宜放风筝，风速不大，恰好能让风筝飘浮起来，也便于操控。哈桑在我身旁，帮忙拿着卷轴，手掌已被线割得鲜血淋漓。

　　顷刻间，割线开始了，第一批被挫败的风筝断了线，回旋着跌落下来。它们像流星那样划过苍天，拖着闪亮的尾巴，散落在临近的街区，给追风筝的人带来奖赏。我能听得见那些追风筝的人，高声叫嚷，奔过大街小巷。有人扯开喉咙，报告说有两条街上爆发冲突了。

　　我偷眼望向爸爸，看见他和拉辛汗坐在一起，寻思他眼下在想些什么。他在为我加油吗?还是希望我的失败给他带来愉悦?放风筝就是这样的，思绪随着风筝高低起伏。

　　风筝纷纷坠下，而我的仍在翱翔。我仍在放着风筝，双眼不时瞟向爸爸，紧紧盯着他的羊毛衫。我坚持了这么久，他是不是很吃惊?你的眼睛没有看着天上，你坚持不了多久啦。我将视线收回空中。有只红色的风筝正在飞近——我发现它的时间恰到好处。我跟它对峙了一会，它失去耐心，试图从下面割断我，我将它送上了不归路。

　　街头巷尾满是凯旋而回的追风筝者，他们高举追到的战利品，拿着它们在亲朋好友面前炫耀。但他们统统知道最好的还没出现，最大的奖项还在飞翔。我割断了一只带有白色尾巴的黄风筝，代价是食指又多了一道伤口，血液汩汩流入我的掌心。我让哈桑拿着线，把血吸干，在牛仔裤上擦擦手指。

　　又过了一个钟头，天空中幸存的风筝，已经从约莫五十只剧减到十来只。我的是其中之一，我杀入前十二名。我知道巡回赛到了这个阶段，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家伙既然能活下来，技术实在非同小可——他们可不会掉进简单的陷阱里面，比如哈桑最喜欢用的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到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太阳躲在它们后面，影子开始拉长，屋顶那些看客戴上围巾，穿上厚厚的外套。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仍是其中之一。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就像堆在墙上的雪花那样，一次一片地累积。

　　我的眼光转向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面，它大开杀戒。

　　“它干掉几只?”我问。

　　“我数过了，十一只。”哈桑说。

　　“你知道放风筝的人是谁吗?”

　　哈桑啪嗒一下舌头，仰起下巴。那是哈桑的招牌动作，表示他不知道。蓝风筝割断一只紫色的大家伙，转了两个大圈。隔了十分钟，它又干掉两只，追风筝的人蜂拥而上，追逐它们去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只剩下四只风筝了。我的风筝仍在飞翔，我的动作无懈可击，仿佛阵阵寒风都照我的意思吹来。我从来没有这般胜券在握，这么幸运，太让人兴奋了!我不敢抬眼望向那屋顶，眼光不敢从天空移开，我得聚精会神，聪明地操控风筝。又过了十五分钟，早上那个看起来十分好笑的梦突然之间触手可及：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家伙了，那只蓝风筝。

　　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那条玻璃线。人们纷纷顿足、拍掌、尖叫、欢呼。“干掉它!干掉它!”我在想，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音乐震耳欲聋，蒸馒头和油炸菜饼的香味从屋顶和敞开的门户飘出来。

　　但我所能听到的——我迫使自己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我所看到的，只是那只蓝风筝。我所闻到的，只是胜利的味道。获救。赎罪。如果爸爸是错的，如果真像他们在学校说的，有那么一位真主，那么他会让我赢得胜利。我不知道其他家伙斗风筝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在人前吹嘘吧。但于我而言，这是惟一的机会，让我可以成为一个被注目而非仅仅被看到、被聆听而非仅仅被听到的人。倘若真主存在，他会引导风向，让它助我成功，我一拉线，就能割断我的痛苦，割断我的渴求，我业已忍耐得太久，业已走得太远。刹那之间，就这样，我信心十足。我会赢。只是迟早的问题。

　　结果比我预想的要快。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我卷开线，让它飞高。我的风筝转了一个圈，飞到那只蓝色家伙的上面，我稳住位置。蓝风筝知道自己麻烦来了，它绝望地使出各种花招，试图摆脱险境，但我不会放过它，我稳住位置。人群知道胜负即将揭晓。“干掉它!干掉它!”的齐声欢呼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

　　“你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快赢了!”哈桑兴奋得直喘气。

　　那一刻来临了。我合上双眼，松开拉着线的手。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割开一个创口。接着……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也不用看。哈桑抱着我的脖子，不断尖叫。

第 七 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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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太棒了!阿米尔少爷!”

　　我睁开眼睛，望见蓝风筝猛然扎下，好像轮胎从高速行驶的轿车脱落。我眨眨眼，疲累不堪，想说些什么，却没有说出来。突然间我腾空而起，从空中望着自己。黑色的皮衣，红色的围巾，褪色的牛仔裤。一个瘦弱的男孩，肤色微黄，身材对于十二岁的孩子来说显得有些矮小。他肩膀窄小，黑色的眼圈围着淡褐色的眼珠，微风吹起他淡棕色的头发。他抬头望 着我，我们相视微笑。

　　然后我高声尖叫，一切都是那么色彩斑斓、那么悦耳动听，一切都是那么鲜活、那么美好。我伸出空手抱着哈桑，我们跳上跳下，我们两个都笑着、哭着。“你赢了，阿米尔少爷!你赢了!”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只说出这句话。这是真的吗?在过去的日子里，我眨眨眼，从美梦中醒来，起床，下楼到厨房去吃早餐，除了哈桑没人跟我说话。穿好衣服。等爸爸。放弃。回到我原来的生活。然后我看到爸爸在我们的屋顶上，他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拍掌称快。就在那儿，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看见爸爸站在屋顶上，终于以我为荣。

　　但他似乎在做别的事情，双手焦急地摇动。于是我明白了，“哈桑，我们……”

　　“我知道，”他从我们的拥抱中挣脱，“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他放下卷轴，撒腿就跑，他穿的那件绿色长袍的后褶边拖在雪地上。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的橡胶靴子踢起阵阵雪花，已经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哈桑式的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再一次看到他笑得如此灿烂，已是二十六年之后，在一张褪色的宝丽莱照片上。

　　人群涌上来向我道贺，我开始把风筝收回来。我跟他们握手，向他们道谢。那些比我更小的孩童望着我的眼神充满敬畏，我是个英雄。人们伸手拍拍我的后背，摸摸我的头发。我边拉着线，边朝每个人微笑，但我的心思在那个蓝风筝上。

　　最后，我收回了自己的风筝。我捡起脚下的卷轴，把松弛的线收好，期间又握了几双手，接着走回家。走到那扇锻铁大门时，阿里在门后等着，他从栅栏伸出手，“恭喜。”

　　我把风筝和卷轴给他，握握他的手,“谢谢你，亲爱的阿里。”

　　“我一直为你祈祷。”

　　“继续祈祷吧，我们还没全赢呢。”

　　我匆忙走回街上。我没向阿里问起爸爸，我还不想见到他。在我脑里，一切都计划好了：我要班师回朝，像一个英雄，用鲜血淋漓的手捧着战利品。我要万头攒动，万众瞩目，罗斯坦和索拉博彼此打量，此时无声胜有声。然后年老的战士会走向年轻的战士，抱着他，承认他出类拔萃。证明。获救。赎罪。然后呢?这么说吧……之后当然是永远幸福。还会有别的吗?

　　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街道不多，彼此成直角纵横交错，像个棋盘。当时它是个新城区，仍在蓬勃发展中，已建成的住宅区有八英尺高的围墙，在它们之间，街道上有大量的空地和尚未完工的房子。我跑遍每条街巷，搜寻哈桑的踪迹。到处都是忙着收起折叠椅的人们，在整天的狂欢之后，收起食物和器皿。有些还坐在他们的屋顶上，高声向我道贺。

　　在我们家南边第四条街，我碰到奥马尔，他父亲是工程师，也是爸爸的朋友。他正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跟他弟弟玩足球。奥马尔是个不错的家伙。我们是四年级的同学，有次他送给我一枝水笔，配有抽取式墨水盒那种。

　　“听说你赢了，阿米尔，”他说，“恭喜恭喜。”

　　“谢谢，你见到哈桑了吗?”

　　“你的哈扎拉人?”

　　我点点头。

　　奥马尔用头将足球顶给他弟弟，“我听说他追风筝可厉害了。”他弟弟将足球顶回来，奥马尔伸手抓住，拍上拍下。“不过我总是奇怪他是怎么追到的。我的意思是说，他的眼睛那么小，怎么能看到任何东西呢?”

　　他弟弟哈哈大笑，随后又要回足球，奥马尔没理他。

　　“你见到他了吗?”

　　奥马尔伸出拇指，朝肩膀后指了指西南边的方向:“刚才我看见他朝市场那边跑过去。”

　　“谢谢。”我赶忙跑开。

　　我到达市场那边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粉红色和紫色的晚霞点缀着天空。再走几条街就是哈吉·雅霍清真寺，僧侣在那儿高声呼喊，号令那些朝拜者铺开毯子，朝西边磕头，诚心祷告。每日五次的祈祷哈桑从不错过，就算我们在玩，他也会告退，从院子里的深井汲起一桶水，清洗完毕，消失在那间破屋子里面。隔几分钟，他就会面带微笑走出来，发现我坐在墙上，或者坐在树枝上。可是，他今晚就要错过祈祷了，那全因为我。

　　市场不一会就空荡荡的，做生意的人都打烊了。我在一片泥泞中奔走，两边是成排的、挤得紧紧的小店，人们可以在一个血水横流的摊前买刚宰好的野鸡，而隔壁的小店则出售电子计算器。我在零落的人群中寻路前进，步履维艰的乞丐身上披着一层又一层的破布，小贩肩上扛着毛毯，布料商人和出售生鲜的屠夫则在关上铺门。我找不到哈桑的踪迹。

第 七 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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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停在一个卖干果的小摊前面，有个年老的商人戴着蓝色的头巾，把一袋袋松子和葡萄干放到驴子身上。我向他描述哈桑的相貌。

　　他停下来，久久看着我，然后开口说:“兴许我见过他。”

　　“他跑哪边去了?”

　　他上下打量着我:“像你这样的男孩，干吗在这个时候找一个哈扎拉人呢?”他艳羡地看着我的皮衣和牛仔裤——牛仔穿的裤子，我们总是这样说。在阿富汗，拥有任何不是二手的美国货，都是财富的象征。

　　“我得找到他，老爷。”

　　“他是你的什么人?”他问。我不知道他干吗要这样问，但我提醒自己，不耐烦只会让他缄口不言。

　　“他是我家仆人的儿子。”我说。

　　那老人扬了扬灰白的眉毛:“是吗?幸运的哈扎拉人，有这么关心他的主人。他的父亲应该跪在你跟前，用睫毛扫去你靴子上的灰尘。”

　　“你到底告不告诉我啊?”

　　他将一只手放在驴背上，指着南边:“我想我看见你说的那个男孩朝那边跑去。他手里拿着一只风筝，蓝色的风筝。”

　　“真的吗?”我说。为你，千千万万遍。他这样承诺过。好样的，哈桑。好样的，可靠的哈桑。他一诺千金，替我追到了最后那只风筝。

　　“当然，这个时候他们也许已经逮住他了。”那个老人咕哝着说，把另一个箱子搬到驴背上。

　　“什么人?”

　　“其他几个男孩。”他说，“他们追着他，他们的打扮跟你差不多。”他抬眼看看天空，叹了口气，“走开吧，你耽误了我做祷告。”

　　但我已经朝那条小巷飞奔而去。

　　有那么几分钟，我徒劳无功地在市场中搜寻着。兴许那个老人看走了眼，可是他看到了蓝色的风筝。想到亲手拿着那只风筝……我探头寻找每条通道，每家店铺。没有哈桑的踪迹。

　　我正在担心天就快黑了，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声响。我来到一条僻静、泥泞的小巷。市场被一条大路分成两半，它就在那条大路的末端，成直角伸展开去。小巷车辙宛然，我走在上面，随着声音而去。靴子在泥泞中吱嘎作响，我呼出的气变成白雾。这狭窄的巷道跟一条冻结小溪平行，要是在春天，会有溪水潺潺流淌。小巷的另外一边是成排的柏树，枝头堆满积雪，散落在一些窄巷交错的平顶黏土房屋之间——那些房子比土屋茅舍好不了多少。

　　我又听见那声音，这次更响了，从某条小巷传出来。我悄悄走进巷口，屏住呼吸，在拐角处窥探。

　　那小巷是死胡同，哈桑站在末端，摆出一副防御的姿势：拳头紧握，双腿微微张开。在他身后，有一堆破布瓦砾，摆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打开爸爸心门的钥匙。

　　挡住哈桑去路的是三个男孩，就是达乌德汗发动政变隔日，我们在山脚遇到、随后又被哈桑用弹弓打发走的那三个。瓦里站在一边，卡莫在另外一边，阿塞夫站在中间。我感到自己身体收缩，一阵寒意从脊背升起。阿塞夫神态放松而自信，他正在戴上他的不锈钢拳套。其他两个家伙紧张地挪动着双脚，看看阿塞夫，又看看哈桑，仿佛他们困住某种野兽，只有阿塞夫才能驯服。

　　“你的弹弓呢，哈扎拉人?”阿塞夫说，玩弄着手上的拳套,“你说过什么来着?‘他们会管你叫独眼龙阿塞夫。’很好，独眼龙阿塞夫。太聪明了，真的很聪明。再说一次，当人们手里握着上了膛的武器，想不变得聪明也难。”

　　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我慢慢地、安静地呼着气，全身麻木。我看见他们逼近那个跟我共同长大的男孩，那个我懂事起就记得他的兔唇的男孩。

　　“但你今天很幸运，哈扎拉人。”阿塞夫说。他背朝我，但我敢打赌他脸上一定挂着邪恶的笑容。“我心情很好，可以原谅你。你们说呢，小子们?”

　　“太宽宏大量了，”卡莫喊道，“特别是考虑到他上次对我们那样粗鲁无礼。”他想学着阿塞夫的语调，可是声音里面有些颤抖。于是我明白了：他害怕的不是哈桑，绝对不是。他害怕，是因为不知道阿塞夫在打什么主意。

　　阿塞夫做了个解散的手势。“原谅你，就这样。”他声音放低一些，“当然，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我的原谅需要一点小小的代价。”

　　“很公平。”卡莫说。

　　“没有什么是免费的。”瓦里加上一句。

　　“你真是个幸运的哈扎拉人。”阿塞夫说，朝哈桑迈上一步。“因为今天，你所有付出的代价只是这个蓝风筝。公平的交易，小子们，是不是啊?”

　　“不止公平呢。”卡莫说。

　　即使从我站的地方，我也能看到哈桑眼里流露的恐惧，可是他摇摇头。“阿米尔少爷赢得巡回赛，我替他追这只风筝。我公平地追到它，这是他的风筝。”

　　“忠心的哈扎拉人，像狗一样忠心。”阿塞夫说。

　　卡莫发出一阵战栗、紧张的笑声。

　　“但在你为他献身之前，你想过吗?他会为你献身吗?难道你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跟客人玩总不喊上你?为什么他总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才理睬你?我告诉你为什么，哈扎拉人。因为对他来说，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只丑陋的宠物。一种他无聊的时候可以玩的东西，一种他发怒的时候可以踢开的东西。别欺骗自己了，别以为你意味着更多。”

第 七 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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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部人站在院子里，哈桑，阿里，爸爸，还有我。法师背诵经文，转动他的念珠。爸爸咕哝着,“快了结吧。”他低声说。他对这分肉的仪式和无止境的祷告感到厌烦。爸爸对宰牲节起源的故事不以为然，就像他对所有宗教事物不以为然一样。但他尊重宰牲节的风俗，这个风俗要求人们把肉分成三份，一份给家人，一份给朋友，一份给穷人。每年爸爸都会把肉全给穷人。“有钱人已经足够肥了。”他说。
　　法师完成了祷告。谢天谢地。他拿起一柄刀锋长长的菜刀。风俗要求不能让绵羊看见刀。阿里喂给绵羊一块方糖——这也是风俗，让死亡变得甜蜜些。那羊伸脚乱踢，但不是太激烈。法师抓住它的下巴，刀锋在它脖子上一割。就在他精熟的刀法施加在绵羊喉咙之上的前一刻，我看见了羊的眼睛。好几个星期，我总是在梦里见到那双眼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每年都要在院子里观看这个仪式，即使草地上的血污消退得不见痕迹，我的噩梦仍会继续。但我总是去看。我去看，是为了那只动物眼里无可奈何的神色。荒唐的是，我竟然想像它能理解。我想像它知道，那迫在眉睫的厄运，是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

　　我停止了观看，转身离开那条小巷。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手腕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就从刚才那个屋角，传来阿塞夫仓促而有节奏的呻吟。

　　我仍有最后的机会可以作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

　　结果，我跑开了。

　　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塞夫说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约莫隔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塞夫和那两个人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痕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起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子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逝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头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就像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裤子后面深色的污渍一样。也假装没有看到从他双腿之间滴下的血滴，它们滴下来，将雪地染成黑色。

　　“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

　　事情就如我想像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听着收音机传出的劈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

第 八 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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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星期，我几乎没有看见哈桑。我起床，发现面包已经烤好，茶已经泡好，还有个水煮蛋，统统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我当天要穿的衣服已经熨好叠好，摆在门廊的藤椅上，过去哈桑就在那儿熨衣服。他总是等我坐下来吃早餐才熨——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谈谈心了。过去他还唱歌，在熨斗的嘶嘶声中，哼着那些古老的哈扎拉民谣，歌唱那郁金香盛开的原野。现在迎接我的，只有叠好的衣服，此外，还有那顿我已经吃不下去的早餐。


　　某个阴天的早晨，我正在拨弄着餐盘里的水煮蛋。阿里背着一捆劈好的柴走进来，我问他哈桑到哪里去了。

　　“他回去睡觉了。”阿里说，他在火炉前跪低，拉开那个小方门。

　　“哈桑今天会陪我玩吗?”

　　阿里怔了怔，手里拿着一根木头，脸上掠过一丝担忧。“迟些吧，看起来他只想睡觉。他把活干完——我看着他做完——可是随后他就只愿意裹在毛毯下面了。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

　　“你问吧。”

　　“风筝比赛过后，他回家的时候有点流血，衬衣也破了。我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没事，只是在争风筝的时候跟几个小孩发生了冲突。”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在盘子里拨弄着那个鸡蛋。

　　“他到底怎么了，阿米尔少爷?他对我隐瞒了什么吗?”

　　我耸耸肩:“我哪里知道?”

　　“你会告诉我的，对吗?安拉保佑，如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会告诉我吗?”

　　“就像我说的，我哪里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我不耐烦地说，“也许他生病了。人们总是会生病的，阿里。看吧，你想冻死我呢，还是准备给炉子点火?”

　　当天夜里，我问爸爸可不可以在星期五带我去贾拉拉巴德〔1〕Jalalabad，阿富汗东部城市。〔1〕。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皮转椅上，看着报纸。他把报纸放下，摘下那副我很讨厌的老花镜。爸爸又不老，一点都不老，还有好多年可以活，可是他干吗要戴那副愚蠢的眼镜啊?

　　“当然可以!”他说。最近，爸爸对我有求必应。不止这些，两个晚上之前，他还问我要不要去亚雅纳电影院看查尔顿·赫斯顿主演的《万世英雄》。“你想让哈桑跟着去贾拉拉巴德吗?”

　　为什么爸爸总是如此扫兴呢?“他不舒服。”我说。

　　“真的?”爸爸仍坐在椅子上，“他怎么啦?”

　　我耸耸肩，在火炉边的沙发坐下来。“他可能感冒了或者什么吧。阿里说他每天总是在睡觉。”

　　“这几天我很少见到哈桑。”爸爸说，“仅仅是这样吗?感冒?”看到他双眉紧蹙，忧虑溢于言表，我十分不满。

　　“只是感冒而已啦，我们星期五去，是吗，爸爸?”

　　“是，是，”爸爸说，推着书桌站起来，“哈桑不能去，太糟糕了。我想他要是能去，你会更加开心的。”

　　“好吧，我们两个也可以很开心啊。”我说。

　　爸爸笑着，眨眨眼，“穿暖和些。”

　　本来就应该只有我们两个——我就希望这样——但星期三那夜，爸爸设法邀请了另外二十来个人。他打电话给他堂弟霍玛勇——实际上他是爸爸第二个堂弟——说星期五会到贾拉拉巴德去。霍玛勇曾在法国进修机械工程，如今在贾拉拉巴德有座房子，他说欢迎大家都去，他会带上他的孩子和两个老婆。还有，雪菲嘉表姐和家人从赫拉特到访，目前还在，或许她也想一起去。而这次雪菲嘉来喀布尔住在表哥纳德家，所以也得邀请他们一家，虽然霍玛勇跟纳德向来不和。倘使邀请了纳德，自然也得请他的哥哥法拉克，要不就伤害到他的感情了，并且下个月他们的女儿结婚，可能会因此不邀请霍玛勇……

　　我们坐满了三辆旅行车。我跟爸爸、拉辛汗、霍玛勇“卡卡”搭一辆车——小时候爸爸教我管男性长辈叫“卡卡”，也就是叔叔伯伯，管女性长辈叫“卡哈拉”，也就是姑姑阿姨。霍玛勇叔叔的两个老婆也跟我们一起——较老那个满脸皱纹，手上长着肉瘤；较年轻那个则浑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跳舞的时候老闭着眼睛——还有霍玛勇叔叔那对双胞胎女儿。我坐在最后一排，晕车并且头昏眼花，被那对双胞胎夹在中间，她们不停地越过我的膝盖，相互拍打。通往贾拉拉巴德的是条盘旋的山路，要两个小时的颠簸才能走完，车每次急转都会让我的胃翻江倒海。车里每个人都在说话，同时大声说话，近乎叫喊，这是阿富汗人交谈的方式。我问了双胞胎中的一个——法茜拉或者卡丽玛，我总是分不清她们谁是谁——问她愿不愿意让我换到窗边的位置去，因为我晕车，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她伸了伸舌头，说不。我告诉她无所谓，不过我也许会呕吐，弄脏她的新衣服。隔了一会儿，我把头伸出车窗外面。我看见路面坑坑洼洼，高低起伏，盘旋着消失在山那边；数着从我们车边经过的货车，它们五颜六色，载满喧哗的乘客，蹒跚前进。我试图合上双眼，让风扑打我的脸颊；我张开嘴巴，大口大口吸着干净的空气，但仍没有觉得好一些。有人用手指戳了我一下，是法茜拉或者卡丽玛。

　　“干吗?”我说。

　　“我刚把风筝比赛的事情跟大家说了!”爸爸坐在驾驶座上说。霍玛勇叔叔和他两个老婆坐在中间那排，朝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