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光明常常刺眼灼人。人家都知道你龚自珍有才，但是不喜欢你，对你的使用设置你逾越不了的障碍，这个障碍还可以公开地说，并不是“潜规则”，而是“显规则”！你有意见也没有用，整得你没治没治的。你有才名、有诗名，有什么名也没有用！人家不用你，总能给你找出一串说得过去的堂皇的理由。你说你投诉、闹腾？别说没有让你投诉闹腾的规矩，就是有，你越闹腾，越能证明人家对你的种种沮蔽打击的理由是确凿的，你发牢骚还能坚定人家的信心。你说你鱼死网破，死也要拉几个陪葬的一起完蛋吧，那是广东话说的“发烂渣”（音）、那是拉登式的反抗，非传统贤士大夫所为。士子不是那种没脸没皮不知羞耻之辈，洁身自好，遇沮即退，退而不甘，所以龚自珍才愤懑地发出无奈的呐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的人生遭遇，被他儿子龚半伦看在眼里，感受于心。此子极端聪明，学问也很好，才华器识不在其父之下。他思考自己父亲：学识那么渊博、才华那么横溢、

人品那么高洁、能力那么强、报效国家的意志那么强烈，但是最终怎么样？还不是被排挤出朝廷，在外面漂泊，当一个愤青，写写文章诗词，发发牢骚，对万里江天，一筹莫展？龚半伦认为父亲的人生，是个有限公司，即明知这个国家和社会对自己不公，但不愿意打破后面的墙壁，让背后通风，即便自己被逐出赛场，也还挂念着场内的赛事，在心里当拉拉队员。龚半伦觉得自己的父亲太傻了，自己绝不能走这条路，“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呀？”——老舍的话剧《茶馆》将晚清普遍萦绕于民间的这种心态直接用到舞台上去了。

龚半伦认为自己的人生不能成为父亲那样受制于道义责任的有限公司，应该成为无限公司。成为无限公司，就比自己父亲的有限公司轻松多了。龚自珍后暴卒于丹阳，没人管龚半伦了。那年，英法联军打进b京城，带路的就是龚半伦，他给英法联军当翻译，引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汉奸有文化，谁也没办法。恭亲王奕欣负责与英法谈判，英法一方的谈判翻译兼参谋就是龚半伦。这下大清国悲剧了——龚半伦见了恭亲王，一点不恭敬，一直坏笑着，不停地给英法方面出主意，百般刁难恭亲王。恭亲王气急，当场斥骂龚半伦：你还是人吗？你龚家世受国恩，你怎么为虎作伥，做起无耻的带路d、当起汉奸来了？ ！

您懂的，在过去，人的羞耻感普遍很敏感，即羞耻点很低、脸皮很薄，不像现在的人皮厚，你骂谁，他半天都不为你的骂所动。过去的人被这样斥骂，都不用脏话，那算是最顶级的骂了，一般人会吐血而死都说不定。谁知道龚半伦听了恭亲王的骂，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轻松，脸上洋溢着不屑与快意，也不乏愤怒，他回骂恭亲王：你个老贼！我父亲一心为国效力，你们阻挡他连个翰林都入不了。还将他排挤出官场，你清廷与我龚家何恩之有！你骂我是汉奸？哈哈哈哈！我们想爱国，可是，这个国家是你们的国家了嘛！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把我们的上进之途都堵塞了，你们招公务员都是萝卜找坑，我们的孩子大学毕业没有出路，你们孩子却早早地就坐上了“升职器”，

社会阶层固化，我们永远没有机会。你们把国家弄成这样鸟样儿！害得我们乞食外邦，还说我是汉奸？你说这话吓唬谁啊？你说我是汉奸，我还看你们是国贼哩！龚半伦的话把恭亲王噎得瞋目结舌，很受打击。这里必须赶紧声明；龚半伦的确是个坏蛋！是个汉奸！丝毫不值得同情。这里反应出诸多问题，其他不谈，其中一个问题是：大清国虽然有人才擢拔和使用机制，但是皇亲贵胄参与政事，像一层坚固的油腻一样，覆盖在大清国这只碗上，难免侵占读书人的机会，也让读书仕进上来的官员感到压迫和气闷，不得施展。以往朝代的人才察举制、科举制，均可理解为一种“让”的机制，即出让一些机会给民间社会，即便不能吐故，但能不同程度地纳新，社会有了上下通气的管道。凡是“让”得好的朝代，其必然得益于这种机制。越是到一个王朝的末代，

历史每到转折或选择的关键时刻，必选最差的那条路走，这简直就是逃脱不开的宿命，一点办法没有。好办法、好思路都是用来让后人凭吊感怀的。其实，在明朝被灭前夕，情急之下，崇祯皇帝也号召各路皇亲——皇亲们有钱，皇帝是知道的。只要他们捐出100万两银子做军费，就可能抵挡农民军造反。那时候，谁也不愿意捐，谁也不愿意让出一点私利，都觉得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结果李自成打进北京，天街踏尽公卿骨，把钱统统拿出来，不拿，没命；拿出来，也没命——您知道明朝那些皇亲贵胄拿出来多少银子？7000万两！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岂止要他们让出一点私利以利国家他们不干？他们还想在卖国家的时候能多分一点哩——庆亲王奕劻就逼迫隆裕签逊位诏书，以讨好**党和袁世凯。奕劻还和那桐等买通皇太后身边的太监，天天吓唬隆裕皇太后，吓得皇太后赶紧逊位求生了。所以，有人评价奕劻是一个潜伏者，一个**党的潜伏者。没有他，**可能没那么容易成功，同志还不知道尚需多艰苦努力哩！从另外一方面看，与其说**是战斗成功的，不如说是奕劻这种人让出来的。人就是这么回事儿，要他让小头，他不干，结果他让出了大头。这叫什么事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