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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一个外地大学毕业生进入一个新城(新城博客,新城新闻,新城说吧)市工作,一般只能以“集体户口”的方式落户。
这类户籍的奇特之处是,它和民政部门的规定、计生政策相互作用后,只要集体户口者没有在这个城市拥有房产或直系亲属,他就结不了婚。
集体户口为何结婚难 　　“


结婚是人权,怎么可能买不了房子就结不了婚?”从北京大学毕业三年的杨蕾,就被一本房产证和一张集体户口卡阻挡了婚姻。
杨蕾“结不了婚”是因为陷入了由房地产市场与集体户口管理政策组合起来的荒诞怪圈:杨蕾在广州工作后,成为了挂靠在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国内的多数人才市场都规定,“集体户口”结了婚后一个月内必须从人才市场迁出,杨蕾也面临这个选择。杨蕾的集体户口如迁出落成“家庭户”,就必须要把户口落在当地房产上。但广州的房子太贵,杨蕾的月薪虽然达8000元,但她和爱人仍买不起房,所以他们就“落不了户”。由于他们的现状已表明“迁不出户口”,所以人才市场就不会把户口卡给杨蕾。没有户口卡,民政局就不愿给她办结婚证。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仅仅因为她是集体户口与无房一族,她就被剥夺了结婚的权利。


这种阻碍了杨蕾结婚的户口,是由业缘关系共同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或公共宿舍而立户的户籍。杨蕾要结婚,就得成为“家庭户口”,以“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而立户。所以,集体户口是介于临时户口与常住居民户口之间的特殊户口。
杨蕾也曾绞尽脑汁想突破这个由“特殊户口”设下的怪圈。
她曾给人才市场写“保证书”,保证“只要把户口卡给我去办一下结婚证,我就在一个月内把户口迁出去”。但人才市场看她拿不出房产证,也就能判断她在事实上是不可能马上迁出户口去落户的,所以就拒绝了她的请求。
最后,杨蕾就考虑将户口迁回老家山西小城,但当地***不接收,“往北京广州迁可以,往回迁不行。”杨蕾一家四处托关系,甚至向当地一市级官员求情,但仍无果。她也想过找在广州有房朋友以“表姐表妹”名义落户,最终也没成。
经历半年折腾,杨蕾心灰意冷,只打算回家办个酒席,“证先不领了,太痛苦”。
杨蕾只是“集体户口”结婚难的代表而已。2009年7月,全国数量庞大的外地毕业生(每年毕业生均在600万以上,由此可推算每年在外地就业的学生将不是小数目),将户口档案从学校集体户口迁出,迁入各地人才市场集体户口。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目前有数十万集体户。如果他们买不起房又想结婚,就会面临和杨蕾一样的困境。


但现实是,城乡间的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在近年愈加剧烈,导致户籍与福利的绑定关系更加牢固。在北京,买节能灯泡、妇女肿瘤筛查、老人免费逛公园等都要北京户口才能享受
故而,王太元认为,应该把户籍还原到“登记、统计、管理人们基本信息的”单纯功能,改变用户籍制度管控各个社会领域尤其是社会福利的做法。
改革者建议给户籍“减负”
王太元“替户籍减负”的观点与**部的表态相吻合。
**部分管户籍的有关官员曾公开称:“现行户籍制度突出问题是多种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合理附加……使户籍登记失去了本来面目,也严重制约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进程。”
事实上,早在1992年,国务院就成立了由国办牵头、**部等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但至今无法实现改革目标。2006年,国务院14个部门组成6个调研组,分赴全国12个省市,就户籍改革工作进行了综合调研。 　　了解内情的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调研组得出的结论是: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错综复杂。不研究解决好相关问题,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将难以稳步推进,建议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对计划生育、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教育等与户籍改革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并制定出相应的过渡性措施。
近年的户籍改革,主要由**部推动,还涉及国家发改委、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教育部、卫生部等,但“无实质性改变”。
王太元解释,“这和利益涉及面太广,与各部委的协调配合难度大有关”,所以他认为“不改革现行社会政策,户籍改革单兵难进”。
但这并非一定要中央改了地方才能改,上海对集体户口就作了有益的改革尝试。2008年上海“两会”期间,该市政协委员沈以华提案,上海集体户口家庭未成年子女落户难,一直是新上海人关心的重要问题。不少新上海人短期内还难以具备买房条件,子女落户“门槛高”,容易间接导致人才流失。
此后,上海市**局迅速修订了相关政策,允许此类集体户口子女在没有买房的情况下落户,但对集体户外省市配偶及子女不能享受就学、就医等市民待遇问题尚未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