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神几乎给了我一切。我有天才、有一个杰出的名字、上层社会的地位、辉煌、思想的勇敢；我把艺术变成一种哲学，把哲学变成一种艺术；我改变了人的思想和事物的颜色；
我所说所做的一切从未使人疑惑过；我采取了戏剧这种艺术中最客观的形式，并且把它变成一种个人表达方式，一种抒情诗或十四行诗，同时我还扩大了它的范围，丰富了它的性格描写。戏剧、小说、韵律诗、散文诗、微妙的或奇异的对话，无论我涉及哪种形式，我都会用一种新的美的形式使其变得美妙。
对真理本身来说，我既把假的、也把真的东西作为它存在的适当的领域了，并且表明假和真只是思想存在的两种方式。我把艺术视为最高的真实，把生活视作一种纯粹的假设形式。我唤醒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想像力，以便它在我周围创造出神话与传说：我可以用一句格言概括一切体系，用一句警句概括一切的存在。
除了这些东西，我还拥有其他与众不同的东西。我让自己受诱惑于毫无意义的长久的诅咒和**的享乐，以做一个怠惰者、游荡者、纨绔子弟而感到快乐。我把自己包围在各种各样卑鄙、低贱的人中间，我成了我自己的天才的浪费者，并且浪费一种永存的青春使我得到一种奇怪的快乐。因为厌倦于站在社会的上层，我故意到社会底层去寻找刺激。对我来说，奇论逆说存在于思想领域，邪恶则成为感情领域的事。欲望，归根结底是一种热病，或是一种癫狂，或两者都是。我变得不再关心别人的生活。我在那些能使我快乐的地方获得快乐并一直这样过下去。我忘了，日常的任何细行小节足以创造一个人的品格或破坏一个人的品格，因此，人在密室内做的事过一段时间后就会被人从屋顶上高声叫喊出来。我不再做我自己的主宰者，我不再是自己灵魂的船长了，并且也不懂得自己的灵魂了。我准许你支配我，让你的父亲恐吓我，结果我落到这种可怕的耻辱地步。现在我只有一件东西：绝对的人性，你同样也只有一件东西，也是绝对的人性。你最好也走进尘埃之中，在我的身边学会这样。
我在狱中快待了两年了。我的本性产生出狂暴的绝望，一种对社会怜悯的悲哀的拒绝，可怕而无力的暴怒，痛恨和侮蔑，高声哭泣的怨恨，无声的忧苦，沉默无语的悲哀。我经过了每一种可能有的痛苦情绪。当华兹华斯说道：
痛苦是永久的、模糊的、黑暗的
并且还具有永恒的品性
我是比他自己还更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啊!但是，虽然我有时会因为想到自己的痛苦将是无限的而感到欣喜，但我却无法忍受它们成为没有意义的存在。现在我在自己的本性深处找到了某种隐藏着的东西，它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毫无意义的，痛苦特别不会没有意义。那种东西隐藏在我的本性中，就像宝藏深埋在田野里，它就是人性。
这是我身上最后残留的东西，也是最好的东西，是我所能做到的最后的发现，一种新发展的起点；它直接产生于我自己的心里，因此我知道它来得恰如其时，既不稍前，也不稍后。如果有人向我讲到它，我可能就会拒绝它；如果它是被带到我面前的，我也会拒绝它；因为它是我自己找到的，所以我愿意保存它。我一定要这样做，这是一种本身就蕴含着生命或新生命的、蕴含着可以促成我的"新生"的各种要素的东西，在所有的东西中，它是最不可思议的，你既不能把它送给别人，别人也不能把它交给你，无论任何人，除非他放弃自己的一切，否则决不会获得它。只有当一个人失去一切时，他才会知道自己拥有这种东西。
既然我认识到它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就很清楚地明白我应该去做什么，实际上是我必须做什么。当我用像"非做不可"这样的句子时，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并不是受了任何外界的命令或许可才去做的，我根本不承认什么命令或许可。我比以前更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了，除了产生于自己身上的东西，其他一切对我来说都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我的本性是寻找一种新的自我认识的方式，我只关心这件事。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从对你的任何可能的怨天尤人的感情痛苦中解放出来。


我现在彻底地身无分文了，也绝对是无立身之处了，但世界上比这还糟糕的事多得是。我坦诚地告诉你，当我被从这所监狱释放出来时，我的内心不会带着对你或世界的怨恨，我会快乐地、欣然地挨家挨户求乞。如果我在富人门前一无所获，我会在穷人门前得到些东西。富人常常是贪婪的、吝啬的，而那些穷人常常是愿意施予的。但只要我心中有爱，那么，即使夏天在冰冷的草丛中安睡，冬天在温暖和密实的草堆里蔽身或躲在大房子的廊下，我也毫不在意。对我来说，生活的外在的东西似乎一点也不重要。你可以看到我的个人主义已经达到或正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因为，道路是漫长的，而且"我们所经之处长满了荆棘"。
当然，我知道自己不会沿途求乞，即使我晚上躺在冰冷的草地上，我也会对着月亮写诗。当我离开监狱时，罗比将会站在插着铁闩的大门的对面等着我，他不但是他自身的爱的象征，也是他身边其他许多人爱的象征。我相信自己无论如何会有维持大约一年半生活的资金，因此，如果我写不出美丽的书，至少我可以读到美丽的书，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我快乐?之后，我希望能够恢复自己的创作才能，但万一事情并非如我想像的那样，万一我在世界上一个朋友也没有了，万一出于怜悯给我住的房子一间也没有了，万一我不得不接受赤贫者的百衲褴褛之衣，只要我能够继续摆脱所有的憎恨、冷酷和嘲弄，我就会比我身穿华丽的紫袍和漂亮的亚麻衣而灵魂却为憎恨缠绕更能平静地充满信心地面对生活。我真的是毫不费力地就宽恕了你，但必须是当你感到需要宽恕时，这才能使我感到快乐，当你真的想得到宽恕时，你会发现它正等着你。
我不必说我的任务仅止于此，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倒还相对容易些。在我面前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我还要去爬更陡峭的山峰，要穿过更黑暗的峡谷。这一切都只能靠我自己来完成，无论是宗教、道德还是理性，都帮不了我!
道德无法帮助我。我生来就是一个反道德论者，我是那些为例外而创造的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根据法则创造出来的。但是，尽管我明白人所做的事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我也懂得错误在于一个人变成了什么东西。这是我们最好学会的。
宗教也不能帮助我。别人信仰看不见的东西，我信仰人可以触摸、看到的东西。我的神居住在手造的宫殿里。在实际经验的范围内，我的信仰变得完善和完美：它可能是太完美了，因为，就像许多或所有在大地上建造自己天堂的人一样，我不仅从中找到了天堂的美，而且也发现了地狱的恐怖。当我完全沉浸在宗教中时，我感到自己似乎想为那些不能相信宗教的人建立一种团体，人们可以称这种团体为"没有父亲"者的"互亲互善"团体。在这儿，在没有燃着蜡烛的祭坛上，一个内心没有和平的牧师，可能用没有被祝福过的面包和没有葡萄酒的圣杯来举行庆祝仪式。凡是想成为真理的东西必须变成宗教。不可知论也应该与信仰一样有自己的仪式。既然它已经播下了殉道者的种子，它就应该收获"圣者"的果实。我们每天都要赞美上帝，因为他永远不会让人看到他的容颜。但不管是信仰还是不可知论，都一定不是我身外之物。它的象征一定是我自己的创造，只有精神的东西才能创造自己的形式。如果我不能在自己身内发现它的秘密，我就永远不会发现它。如果我不是已经得到它了，它将永不会到我这里来。
理性也不会帮助我。它告诉我：判断有罪的法律是错误的、不公正的，使我忍受痛苦的体制是一种错误的、不公正的体制，但我能用某种方法使它们对于我是公正的、正确的。就像在艺术中，人只能在对自己来说的一种特殊的瞬间关注于某种特殊的东西，一个人的性格的伦理发展也是如此。我已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变成对我有益的东西。硬板床，令人恶心的食物，要被撕成麻絮、使人的手指疼得麻木的粗硬的绳子，每天从早到晚乏味的工作，使例行工作成为必须做的工作的严酷的命令，看起来使悲哀也变得怪异的可怕的囚服，沉默、孤独、羞辱--我必须把这每一种以及所有的这些东西变成心灵的体验，我必须去尝试每一种肉体的羞辱并把它变成我灵魂的净化。


我想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我应该能很单纯地、毫不掩饰地说，我的生命中有两个转折点：一是我父亲把我送到牛津大学，一是社会把我送进监狱。我不会说牢狱生活是我所能遭际的最好的事情，因为这种话使我自己太痛苦了。我愿意说或听到人家谈到"我是一个典型的时代产儿"，我要用自己的堕落--也是因为那种堕落--把自己生活中好的变成恶的，恶的变成好的。然而，无论是我说的还是别人说的都不太重要，重要的事、摆在我面前的事、也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或是为了不使我的余生陷于残废、损伤或不完善的事，是把我经历的一切吸纳进我的本性中，使其成为我的一部分，毫无怨言、恐惧或厌恶地接受它。世上最大的罪恶是浅薄，凡认识到的都是对的。
当我刚被送进监狱里的时候，有些人劝我试着忘掉自己从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忠告是毁灭性的，因此我只有认识到我是谁，我才能找到一种安慰；现在，还有许多人劝我出了牢狱就把从前在牢狱里的生活全部忘掉，我知道这同样是致命的，这就意味着我会一直被一种无法忍受的羞辱感追逐着，那些对我与对他人一样有意义的东西--日月的美丽、四季的美观、黎明的音乐、深夜的静谧、从树叶间垂落的雨滴或悄无声息地伏在草上使其变成银白色的露珠--都将会被我玷污了，并且会丧失它们医治我创伤的力量和传达欢乐的力量。拒绝或放弃自己的经历就是要阻止自己的发展，否认自己的经历就是自己对自己撒弥天大谎，这无异于否定灵魂。因为，就像肉体吸收各种各样的东西--既有平常的不洁净的东西，也有被牧师或一种幻觉净化过的东西--并把它们变成敏捷的力量，化为健美的肌肉的活动和清丽的肉体的结构，化为头发的曲线与色彩，化为唇、化为眼睛，因为，灵魂反过来也会有营养功能，也能把本身是卑下的、残酷的、屈辱的东西变成高尚的思想情调和有重大价值的热情，不仅如此，它还可以从中发现自己最严肃的肯定方式，也常常能通过带有亵渎或破坏倾向的东西，最完全地把自己显现出来。
事实上，我曾是一所众所周知的监狱里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囚徒，我必须坦率地接受这个事实，尽管这对你来说似乎有些奇怪，我不得不教会自己的一件事是不为此感到羞耻。我必须把它作为一种惩罚接受下来，如果一个人为自己受到的惩罚感到羞耻，那他最好根本不要受到惩罚。固然，许多事我根本没做过也被定了罪，但我被控告的许多事我确是做过的，在我的生活中，还有更多的东西根本从没被控告过。鉴于我在这封信里所说的，如神是奇怪的，他不仅因为我们身上的邪恶与堕落惩罚我们，而且还会因为我们身上的美德与仁慈惩罚我们，等等，我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人既会因为做过的坏事受到惩罚，也会为他做过的善事受到惩罚。我毫不怀疑，这样做是非常对的，这有助于我或也应该有助于别人认识到这两点，并且不对其中的任何一点过于自负。如果我并不为自己受到的惩罚感到羞耻，我希望将来也不会，那么我将能够自由地思想、漫步、生活。
有许多人，在他们被释放之后，会背负着他们在监狱的这段经历到社会上去，把它作为一种秘密的不光彩的事情隐藏在内心深处，最后，像可怜的中毒的动物那样爬进某个洞穴死去。他们这样做是悲惨的，也是错误的。这是可怕的错误，是社会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社会赋予自己对个体施以严酷惩罚的权利，但社会也有极大的浅薄的罪恶，它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当一个人所受的惩罚结束时，社会却让他孤独一人，这就是说，就在它应该开始承担对那人的最大的义务时，它却抛弃了他。社会确实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的，所以才避开被自己所惩罚的人，就像不能偿还债务的人要避开债主，或是像对一个人犯了不可补救、无可挽回的过失而要躲开那人一样。我可以在我这方面主张，假如我了解了我曾受过的痛苦，社会也应了解它曾加于我身上的惩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有怨恨或冷酷。


当然，我知道，从某种观点看，事情对于我会比对别人更为困难，就从事情的性质上来说，确实也必须这样。与我关在一起的可怜的小偷和流浪汉在许多方面都是比我幸运的，能看到他们所犯罪的灰色城市或绿色田野间的小路是狭窄的，他们如果要找到那些对他们做过的事一无所知的人，是不必走出像一只小鸟在黄昏和黎明所飞行的范围那样的距离之外的；但对我来说，"世界已缩小成手掌般大的天地"，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去，我的名字都是用硬铅刻在岩石上的，因为我不是从一个无名小卒成为现在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的，而是从一种永恒的名誉堕入一种永恒的污辱，而且我自身有时候已经表明--如果确有表明的必要--名誉与不名誉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有这样的一步的话。
况且，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认出我、了解我的全部生活。从我在生活中做过的蠢事中，我可以发现某种对我有益的东西，这种东西将迫使我必须重新肯定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并且越快越好。如果我能创作出哪怕只一部更美好的作品，我将能从恶人手中夺去他的毒药，从怯懦者那里夺去冷笑，连根拔出诅咒者的舌头。如果生活对我来说确实成为一个问题，那我也是生活的一个问题。人们必须对我采取某种态度，用这种态度来评价我、也评价他们自己。不须说，我不是在说某个特殊的人，我现在只想与艺术家和有过痛苦的人在一起，与那些知道什么是美的人以及那些知道什么是悲哀的人在一起，除此之外我对任何人都不感兴趣，我也不会对生活提出任何要求。总之，我已说过，我只关心自己对整个生活的精神态度!我感到，不对自己受过的惩罚感到羞耻是我必须达到的第一步，这是为了完善我自己，因为我是如此不完善。那么，我就必须学会怎样才能幸福，我曾一度本能地知道了，或以为自己知道了。我的内心曾一度一直是春天明媚的阳光，我的性情与快乐相亲相伴。我给自己的生活中注满了欢乐，正像一个人给杯子注满葡萄酒一样。现在，我是从一种全新的起点接近生活的，对我来说，甚至想像幸福也常常是极其困难的。我记得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学期，我在佩特的《文艺复兴》一书中--那本书对我的一生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影响--读到但丁如何把那些固执地生活于忧郁中的人放到地狱的底层，我于是便跑到大学图书馆，翻到《神曲》里描写在荒凉的沼泽下躺着那些"在甜蜜的空气里忧郁着"的人们的那一段，他们永远叹息着说："在太阳制造出的快乐的甜蜜的空气里，我们只有忧郁。"
我知道，教会是谴责"浮荡的"，但这种思想对我来说似乎是很奇怪的，我想，这也许只是那些对生活一无所知的牧师发明出来的一种罪恶吧!我同样也不理解，说出"悲哀重使我们归于神"这句话的但丁，怎么会对那些沉迷于悲哀中的人--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样冷酷。我当时不知道有一天这也会成为我生活中一种最大的诱惑!
当我被囚在旺兹沃思监狱的时候，我渴望去死，当时这是我惟一的愿望。在病房里消磨掉两个月之后，我被转送到这儿，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得好起来了，这使我心里充满了愤怒，我决定在自己离开监狱的那一天自杀。当这种恶劣的情绪过去以后，我决心要生活下去，但就像国王穿着紫袍一样，我也罩上了一层忧郁的外衣，决不再微笑了，我把自己走入的无论什么房子都变成一所悲悼的所在，让我的朋友带着悲哀陪着我慢慢行走，教会他们知道，忧郁是生活的真正秘密，我是在用别人的悲哀刺伤他们，用我自己的痛苦去伤害他们。现在我的感觉就很不同了，我明白了，当我的朋友来看我时，如果我拉长了面孔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而他们为显出对我的同情会将脸孔拉得比我还长，或者说，如果我想使他们高兴起来，邀请他们沉默地坐在苫草上和对着只有在葬礼上才吃的食物，这都是不知情理、太不仁慈了。我必须学会如何去快乐和幸福。
在最后两次我被允许接见我的朋友的时候，我尽可能显得快乐一点，并且用这种表现出的快乐来使这些从城里远道跋涉来看我的朋友得到些许快乐和补偿。我知道这种回报是微不足道的，但我敢肯定，这是最使他们高兴的回报。我在星期六与罗比在一起待了一个小时，我尽力把我见到他时真切感受到的快乐全部表达出来，就这样，我用自己在狱中形成的思想和观点，使我自己自入狱以来第一次产生了生活下去的真实愿望。事实证明我的尝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