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富轼的“渤海观”
《三国史记》中涉及渤海国的记事不多，主要体现于《新罗本纪》中，摘录如下:
(1)圣德王三十二年(733)条载:“秋七月，唐玄宗以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州，遣太仆员
外卿金思兰归国，仍加授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发兵击靺鞨南鄙。会大雪丈余，山路阴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
(2)圣德王三十三年(734)条载:“入唐宿卫左领军卫省外将军金忠信上表曰:臣所奉进止，令臣执节本国，发兵马讨除靺鞨……伏惟陛下图之。帝许之。”
(3)元圣王六年(790)条载:“三月，以一吉湌伯鱼使北国。”
(4)宪德王四年(812)条载:“秋九月，遣吉湌崇正使北国。”
引文(1)、(2)中的“渤海靺鞨”、“靺鞨”皆是指渤海。698年大祚荣聚合以靺鞨为主体的从
众，建立政权，自为震国王，国名最初是以族名命名，即“靺鞨”。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但“靺鞨”之号未废，史书仍然常常以旧号称之。(3)、(4)所谓“北国”，意即“北方的国家”，具体所指为渤海国。新罗于文武王十六年(676)，大体统一朝鲜半岛，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赐浿江以南土地给新罗后，新罗的北界:西以大同江为界与唐土相邻，东以泥河(今龙兴江)为界与大祚荣所置之渤海国为邻。①故圣德元王、宪德王时代，新罗之北，即是渤海国，“北国”是从地理方位的角度而简称的一种提法。金富轼虽然在这里写了“北国”，但是，并未有“南国”与其相并列，也并未将渤海列入高丽国史之中，或“海东”之史之内。“也完全没有视渤海与新罗二者为同一民族的两个政权的含意，否则的话，他就完全有可能编撰包括渤海史在内的‘四国史记’，而绝不会把渤海史置于高丽国的先世历史之外”②。李朝后期的实学家柳得恭在1784年写成《渤海考》，在序中抱怨“高丽不修渤海史”，认为大氏“乃高句丽之人也”，同时认为百济、高句丽灭亡之后“金氏(新罗)有其南，大氏有其北，曰渤海，是为南北国，(朝鲜)宜其有南北国史”③。这种说法一出，在韩国、朝鲜步其后尘者颇多，申采浩是较为激进的柳说拥趸。④直到现在，新罗与渤海为“南北国”⑤的史观在韩国学界仍然存在，进而将渤海国的历史纳入了国史。这种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⑥的驳议，此处不述。
事实上，金富轼之“北国”，与柳得恭之“南北国”之“北国”迥异。金富轼视渤海(或称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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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唐书·渤海传》。
2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95页。
3转引自孙玉良编著:《渤海史料全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400－401页。
4申采浩:《读史新论》，载《朝鲜上古史》改订版《丹斋申采浩全集》上，首尔:萤雪出版社，1979年，第510－511页。
5现代史学界最早提出新罗、渤海为同族“南北国”论者应该是朝鲜学者朴时亨，1962年其发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文章除大段引述柳得恭关于新罗渤海为同族的南北两国的论述外，还进一步提出新罗时代就已经有了“南北朝”的概念，“南朝”、“北朝”二者是行将统一的同族整体的一部分”。
6著名学者张博泉先生指出，南北朝这一称谓“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含义”，“不是见之于史书一称南北，就都构成南北朝”。“南北朝产生和形成的前提，必须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内的民族和政权”，“没有这个原来是一个统一国家内的民族和条件，不能构成一个国家内的南朝和北朝”，这是号称为南北朝的两个政权分别赖一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参见张博泉、魏存成:《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17页。此外，孙玉良:《柳得恭与〈渤海考〉》，《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6期、魏国忠等:《渤海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94－596页，皆有相关论述。
鞨)为国外，对此可以在《三国史记》中找到其他佐证。在《三国史记》中，“北国”除上述两处之外，尚有另外二处，一是高句丽大武神王十五年(32):“夏四月，王子好童游于沃沮，乐浪王崔理出行，因见之，问曰:‘观君颜色，非常人，其非北国神王之子乎?’”①这里的“北国”，是指高句丽，因其在崔理乐浪国之北，故而称之。崔氏乐浪国应为割据于中原所置于朝鲜半岛之乐浪等郡东侧的一个政权，其北是高句丽，金富轼的叙述中，这是两个平行政权，二者互不包属，也就是说，崔氏乐浪相对于其“北国”高句丽，是“外国”。二是百济盖卤王十八年(472)载，“臣西界小石山北国海中，见尸十余，并得衣器鞍勒。视之，非高句丽之物，后闻，乃是王人来降臣国”②。这里的“北国”是指高句丽，这也是从地理方位上而言，彼时，朝鲜半岛上高句丽居北，南面分别有新罗、百济，以方位指称，则高句丽为北国，而三者亦是互不所属，互为“外国”。金富轼在记述新罗史事时，将其北的渤海视为“北国”，这如同崔氏乐浪与其“北国”高句丽、百济与其北国高句丽一样，都是以方位言，而非特殊定指。
不仅金富轼本人没有将渤海国看做是高丽的国家，从《高丽史》的相关记载看，金富轼同时代人，包括高丽的国王、大臣在内，皆未将渤海国的存在同本国的历史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上看，金富轼的渤海观，也可以说就是高丽人的渤海观。高丽人将辽国、金国皆称为“北国”，并不是高丽人将辽朝与金朝说成是高丽的北国，或者将金与高丽视为“南北国”、将辽与高丽视为“南北国”，甚或所处之时代为“南北国时代”。金富轼之所谓“北国”，实质上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有不同的指代。这与王氏高丽与宋朝人皆称金国为“北国”、李朝称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为“北国”是一样的。金富轼生活的时代，虽然高丽王朝的北进政策已经收到成效，疆土北拓很多，但毕竟渤海的旧域依然在辽、金的管辖下，高丽王朝不曾奄有渤海之旧疆，新罗亦不曾占有过渤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