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整个变法过程,孝公对人对事都有三分豁达与包容,少有求全责备的时候。然则他精神底色中剩余的七分却是——追求极致的苛刻!以“刻薄寡恩”著称的商鞅于人于己都严厉,而深沉厚重的孝公则把苛责完全给了自己。正如神医扁鹊所说——秦公英明神武,惜乎用心太专。一则为国事所迫,求治之心刻刻相催,大山在肩而不能卸。二则,恕老夫直言,秦公心中有痴情纠缠,郁郁之心相煎,求之难得,舍之不能,心陷泥潭而不能自拔。舍国就情,公当不为。舍情就国,公心不忍。长此煎熬,虽铁石犹碎也,况于人乎。
求治之心刻刻相催,大山在肩而不能卸,心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孝公的胸怀虽然博大,但他的内心却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洒脱。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任何变法阻力,他的心从来没有放下国事,他的头脑中始终不忘忧国忧民。说到底,孝公的责任心太过强烈,做事太过认真仔细,对自己太过自责。
写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孝公能识得商君那样的医国雄才。因为他要的是彻底至极的强秦奇计,从根本上让国家强大永久,只有凡事必做彻底的商鞅能承担起孝公远大的强国之梦!他们虽然个性作风迥异,但灵魂深处中都有那份追求极致的信念,正是这种精神本色上的契合成就了秦孝商君的天作之合。孝公能大胆放权,让商鞅总揽国政,不仅是出于绝对的信任,更是来自对商鞅“强秦奇计”的非凡领悟。假如商鞅给出的不是那个全面深彻的强秦奇计,想必孝公不会如此重用他,因为,孝公的宽厚包容只是针对具体细节,而在最根本的大要大纲上,他不允许丝毫的瑕疵!
可以想见,秦孝公的一生没有多少轻松的时刻,纵然商鞅总领国政全权推行变法时,隐至幕后的秦孝公也一直在为消弭变法的阻力,填平变法所产生的裂痕而操心。在病危之时,他还绞尽脑汁的为变法派(主要是商鞅)防范身后之危,甚至一度想废除可能对新法产生威胁的太子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念念不忘的是秦国大业的下一步。他如同青山一般承载包容着众人,但他的内心却留有一份青山式的孤独。虽然他与卫鞅等人同心同德,但更多时候是他为其他人劳神费心。正如大山静默孤独的承载养育着无数草木,而草木却只能以绽放生命回馈大山的恩情。
《战国策》载“(孝公)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 在小说中,这短短几个字演绎成为《大秦》中最被知识贫乏者诟病的一处(盗版《三国》?)——“商君,天下为重。嬴驷可扶,则扶。不可扶,君可自,自为秦王。切切……”在那次评审活动中,钓雪曾与我讨论,自为秦“王”是不是一块砖头,毕竟秦孝公还没有称王,而秦惠王也是数年后才称王的。(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当时我没上心,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是孙先生对人物性格的细节刻画。它暗示了秦孝公称王东出大争的雄心。可惜的是,英年早逝的他没能成为秦孝王,而仅仅是隐在商鞅光环之后的秦孝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