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
这里，我打算用近人周策纵先生的一首旧诗作起点，来提出文言文用字、用词和语法所构成的传意特色，然后进而观察一般中国古典诗里（作者）传意和（读者）应有的解读、诠释的活动（以下简称为“传释活动”）。
　　这篇文章，一面是我的“语法与表现”一文原题“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语言与美学的汇通”（1973）见《饮之太和》（台北，1980）第25—84页；另题“语法与表现”见《比较诗学》（台北，1983）第27—86页。的延伸，一面是打开中国古典传释学一般称“诠释学”“解释学”，在西方，因系由解释圣经发展出来，又有“解经学”之称。这里决定用传释学，是要兼及作者的传意方式与读者解释之间互为表里又互为歧义的复杂关系。哲学基础的探讨。这个探讨包括我们对物象、事象的初识，即所谓“指义前”的印认和我们因人际、物际、时空的离合等等因素而从物象、事象本身而引申出一连串意义的架构，以及这些架构篡夺了物象、事象而另成一种我们解读、诠释依据的体系。本篇只处理前半部，后半部将另文处理。在这个探讨中，在一些关键地方，我们将用适度的比较方法，譬如与印欧语系语法的比较，或白话与文言的比较，其目的是要使传统传意、表达的策略更彻底地呈现。
　　我用的例子，是周策纵先生的一首“妙绝世界”（周策纵语）之“字字回文诗”。在我讨论之前，我必须先声明：回文诗当然是打破语法限制的极端例子，并不能代表一般中国古典诗所见的语法；但我并无意把一般古典诗的语法和回文诗的语法对等，而是以回文诗中语法所呈现的“完全灵活性”作为一种衡量的指标，来看诗的字句能自语法解放的程度，及其求解放的哲学、美学的含义与依据。让我先把诗1967年12月18日作，原刊《当代文艺》。“呈”“现”：
　　要一首诗不管从哪一个字开始哪一个方向读去都能够成句成诗，属于印欧语系的英文办不到，白话往往也不易办到。印欧语系的语言缺乏文言所具有的灵活语法。以上这首诗，英文只能作逐字的诠释，但无法连成句；要连成句，中间要增加不少细分的元素，如名词前的冠词（a,the），如定位定关系的前置词、连接词（Onthebank;Whenthesun...,thesandbecomes...），如主词决定动词的变化（Wedo;Hedoes），如单数复数决定动词字尾变化（Thismansays;Thesemensay），如现在、过去、将来的行动由代表现在、过去、将来时态的动词去表达（hedoes;hedid;hewilldo）……（以上都是英文语法中最基本的常识），都是非常严谨、细分的，有时到僵硬的地步。没有了这些元素便不能成句，有了它们句子便因着词性的定性而定向、定义；英文中的法则，其任务是要把人、物，物、物之间的关系指定、澄清、说明。但有了这些元素，要像周诗那样“回文”便完全不可能。反过来看，周诗之能如此，正是因为文言中不一定要冠词（事实上文言诗中极少用），不需要代名词作为主词，甚至不需要连结元素如前置词、连接词而自然成句。另外英文的主词——动词——受词的结构，中文里也用，但并非必需；没有动词也可以成句。动词因为没有时态的语尾变化，所以在用的时候，不会把行动限死在特定的时空里，不似英文那样。更重要的是，文言中很多字可以兼含数种词性，如“日落江湖白”的“白”字，既可以是形容词（白色的状态）也可以是动词（转成白色的活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现象，如果用英文来讲就要分成“arewhite”和“whiten”，只能“限指”其一。中文因为词性的多元性或模棱性，所以换了一个位置字样不变词性的作用可以改，如“晴岸白沙乱”的“乱”字，近似“日落江湖白”的“白”字，既含“状态”亦含“活动”二义；但回文到“岸白沙乱绕”或“白沙乱绕舟”时，便成为副词，是对动词而发，如果用英文来讲，便要用confusedly，当然便无法回文了。
　　以上所拈出的差异，是一看便知的。我们之不厌其烦地缕述，是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文言可以超脱英文那类定词性、定物位、定动向、属于分析性的指义元素而成句，而英文就不可以？这种灵活语法下的传意方式与我们解读、诠释应取的态度和僵硬语法下的传意方式和所要求的解读、诠释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如果有，其哲学美学依据是什么？

　　首先，我们和外物的接触是一个“事件”，是具体事物从整体现象中的涌现，是活动的，不是静止的，是一种“发生”，在“发生”之“际”，不是概念和意义可以包孕的。
　　因为，在我们和外物接触之初，在接触之际，感知网绝对不是只有知性的活动，而应该同时包括了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味觉的、嗅觉的、和无以名之的所谓超觉（或第六感）的活动，感而后思。有人或者要说，视觉是画家的事，听觉是音乐家的事，触觉是雕刻家的事……而“思”是文学家的事。这种说法好像“思”（即如解释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和继起的意义，如物如何影响人，或物态如何反映了人情）才是文学表现的主旨。事实上，“思”固可以成为作品其中一个终点，但绝不是全部。要呈现的应该是接触时的实况，事件发生的全面感受。视觉、听觉……等绝非画家、音乐家独有的敏感，诗人（其实一般人）在接触外物时都必然全面能感受到。
　　差别是在媒介的选择上，颜色与线条、音符可以做的，语言确是不能依样做到；但就是不能做到，作为一个表现者，我们就应放弃其他感觉给我们的印象吗？语言，在适当的安排下，可以提供我们“类似”视觉过程的经验，其中的一个方法，便是不要让“思”的痕迹阻碍了物象涌现的直接性。“绿垂风折笋”是涌现的直接，是视觉过程的把捉。是先“感”而后“思”。“风折之笋垂绿”的意思有没有？有。但是，是事件发生之后的结论，是思“含”在感内。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必须排拒王力先生的一些解读的说明如
　　“空外一鸷鸟河间双白鸥”只读作
　　空外有一鸷鸟河间有双白鸥（p.260）
　　“大漠孤烟直”只读作
　　大漠的孤烟（是）直（的）（p.262）
　　两个句例都是视觉性极强烈的意象，而且近似电影镜头水银灯的活动。例一：“空外”（镜头向上）“一鸷鸟”（镜头拉近鸟），“河间”（镜头向下）“双白鸥”（镜头拉近白鸥）。一个“有”字，便把一个解人插在观者与景物之间指点、说明。打个比喻，向一个外国人描写高粱酒如何好，说它是洋酒A加洋酒B的味道，终不如你把一瓶打开让他闻闻试试，然后他可说“似洋酒A加洋酒B”。原句是作者站开一边请你直尝，王解是酒味的描写。例二：“大漠”（横阔开展的镜头）“孤烟”（集中在无垠中一点一线）“直”（雕塑意味）。一个“的”字便把这绘画性、和水银灯的活动化为平平无奇单线的叙述与描写。
　　在事件发生之际，时间空间是一体的，正如我说话的时候，我动手势的时候，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在实际的经验里，所谓时间、空间、因果原是不存在的，我们把一个原是浑一不分的整体现象打破，然后将一些片面的事物选出，再把它们利用人为的分类观念——时间、空间、因果——串连起来，定位、定义。中国古典诗人，因为了解到思维中这些元素会减缩我们原有的较全面的感觉，所以在表物的过程中“尽量”保持语法中的自由——所谓“若即若离”的指义行为。中国诗中视觉活动强烈的例子特多，自有其哲学、美学的因由。现在再列一些句子，不打算详论，只加一些简短的说明。
　　1.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王维
　　2.星临万户动——杜甫
　　3.野旷天低树——孟浩然
　　4.岸花飞送客——杜甫
　　5.国破山河在——杜甫
　　都不应该、事实上也无需只解作“日落时”、“潮来时”、“当星临”、“因野旷”、“岸花飞中”或“国虽破”，这样解读就是把原是时空未分的直观视觉事物或改为时间的标记，或改为因果式的主属关系，或改为状态、条件的说明。
　　上面的第五例“国破山河在”，我曾在《庞德的〈国泰集〉》（EzraPoundsCathay）首先提出这里面两个视觉事象的并置与罗列，即是艾森斯坦所提出的“蒙太奇”。电影中的“蒙太奇”技巧，在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中影响至巨，而“蒙太奇”技巧的发明，却是从中国六书中的“会意”而来。见SergeiEisenstein,FilmFormandFilmSense（NewYork,1942）第29页。事实上，比他更早提出的是影响英美现代诗最深的梵诺罗莎（Fenollosa）“作为诗的传达媒体的中国字”一文。见我的EzraPoundsCathay（Princeton,1969）。

　　在艾氏的《电影拍摄原理与象形文字》（1929）一文里，他说“会意”是一种交合或组合活动，“两个象形元素的交合不应视为一加一的总和，而是一个新的成品，即是说，它具有另一个层面、另一个程度的价值；每一象形元素各自应合一件事物；但组合起来，则应合一个意念……这就是‘蒙太奇’，是的，这正是我们在电影里所要做的，把意义单一、内容中立的画面（镜头）组合成意念性的脉络与系列”。（p.29）以柏克曼的《野草莓》中的一个镜头为例：电影中的老人在赴京城的途中，经过他诞生的故居，正当他从坡上向下看他的故居时，他孩提时的形象和他现在的形象同时出现在同一镜头上，互相对峙着。这是两个不同时间的经验并置在同一的舞台上，中间，无需通过说明与解释，便呈现了其间所潜孕着的张力与冲突，而时间与人事的变迁与变幻都尽在“不言”中。中国古典诗中这种传意方式最丰富，所以我们才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在言外”、“辞不尽意”的说法。而“意”字，在中国批评中界说了又界说，还是没有一个定论；但，我们以为不应该有定论，尤其不可像有些论者那样把“意”直解为“义”，直解为“某字代表某义”；这样单一的观点，是逻辑思维的后遗症。显然，在形象与形象之间，可以引发许多层面的思绪。所谓“意”，实在是兼容了多重暗示性的纹绪；也许，我们可以参照“愁绪”、“思绪”的用法，引申为“意绪”，都是指可感而不可尽言的情境与状态。“意”是指作者用以发散出多重思绪或情绪、读者得进以体验这些思绪或情绪的美感活动领域。这个领域，要用语言去“存真”，必须在活动上“近似”诗人观、感事物时未加概念前的实际状况，因而中国传统批评中亦强调“如在目前”。以下的句例，像前面讨论的例子一样，都具有水银灯活动的明澈视觉性：
　　①野渡无人舟自横
　　②月落乌啼霜满天
　　③孤帆远影碧空尽
　　④残月晓风杨柳岸
　　⑤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试作语译，原有的视觉性、水银灯活动的趣味或绘画性便完全失去；当然，对中国人来说，这些诗句根本没有语译的必要，但是，用这种方法去解读的人很多，而呈现在白话诗里，类似语译后的句式也自是不少，都是太涉理路：
　　①空无一人的野渡上一条小舟独自横放着
　　②月落时乌鸦在满天的霜中啼叫
　　③一片孤帆远远的影子向碧空里尽没
　　④根本不能译
　　⑤星垂下顿觉平野开阔月涌出仿似随大江流动）

　　我们开头便说过，回文诗中的语法是极端的例子，不可与一般古典诗中的语法对等。但我们不能否认，在适度解放的情况下，中国古典诗的语法，利用“若即若离、可以说明而犹未说明的线索与关系”，而向读者提供了一个由他们直接参与和感受的“如在目前”的意境，这，也是一个不移的事实。
　　这时，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更重要的美学问题来。文字作为一种表义的媒体，真的可以完全做到“不涉理路”吗？完全可以做到不定位、不定时、不定义吗？
　在许多“机要”的层面上，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如诗中不必用人称代名词，不说“我”“做什么”，而直书“做什么”，像李白这首
　　玉阶生白露
　　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
　　玲珑望秋月
　　是“谁”却下水晶帘？是“谁”望秋月？诗中的环境提供了一个线索：是一个深夜不能眠的宫女。但没有用“她”或“我”这类的字，有一个特色，那便是让读者保持着一种客观与主观同时互对互换的模棱性；一面我们是个观众，看着一个命运情境的演出在我们的眼前，一面又化作宫女本身，扮演她并进入她的境况里，从她的角度去感受这玉阶的怨情。一者是景、一者是情，一时不知何者统领着我们的意识。我们可以说，“情景交融”的来源之一，便是主客既合且分、既分且合的状态。
　　事件之前不加人称代名词的另一个意义，还可以用西方画的透视作反面的说明。透视的产生是：画家定位定向地看。画家“领”着观者透过他所选择的观点方向去看。加上人称代名词，便是“以我观物”，也是定观点定方向的作法，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去”便是（西洋诗、早期的白话诗这类句法最常见）；不定透视（如中国山水画）、不定人称代名词（如许多中国诗）便是画家、诗人安排好景物以后，站在一旁，让读者（观者）进入遨游，感受。
　　另一个“机要”的层面，便是中文中动词里超脱了时态的变化。这一点，仍然可以用西方语言很重视的时态变化来作反面的说明，像英文中的现在式、过去式、将来式，是刻意的要我们意识到“时态”，Iwalked——我（过去）走过。这便是定时——昨日“如此”，今日“不同”或者“仍如此？”是激发读者分析性思维，指导、领导读者思维方向的元素。中文没有时态的变化，是因为在诗人的意识中，经验，或应该说所呈示的经验是常新的，是大家都可以参与的。则在明显的“事过境迁”的情况之下，在文字的层面上，仍不流露分析性的痕迹：
　　凤去台空江自流
　　用英文来说，便有下列的趋势：Thephoenixhadgone（过去完成式）；Theterraceisempty（现在式）；Theriverstillblowsonalone（现在及展向将来的含义）。用白话来说明这英文的句子是：“凤去了，台现在是空的，江仍然继续流着。”文言原句中当然也含有这个意思，但却着重其“演出性”，仿佛是一个继起的“现在”在眼前作戏剧性的演出，所谓“事过境迁”的意义是后发的，是在观者直接接触经验之后。这个经验过程可以用电影中的时间来说明，电影用的是活动的形象，文字中所用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标志（如“他来了之后”，“在他来之前”）在电影语言里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有一连串不断继起的“现在”。所谓时间的变化，不在电影语言本身，而在观者“感”后的“抽思”。
　　“不决定人称代名词”，使我们主客自由换位，使情境开放，任我们参与创造；“没有时态变化”，使原是作者过去的经验得以常新的面貌直接演出在我们目前。这是语言中不定位、不定时的一些重要的美感效果。
　　回到前面的问题来，文字作为一种表义的媒体，真的可以完全做到“不涉理路”吗？完全可以做到不定位、不定时、不定义吗？
　　答案是：不能。虽然我们说：文言的语法有高度的灵活性，作为一种语言，自然无法“完全”超脱“理路”。就以周策纵这首（妙绝世界的）“字字回文诗”来看，有很多句子还是呈现着“勉强”和“生硬”，这不是诗才的问题，而是语言本身必有的限制。
　　

一般来说，一首诗中还是脱离不了“说明”（情或理）与“演出”两面。说明物我关系的如孟浩然的《春眠》：“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最后一句是所谓“抒情、抒怀”句，把感受点出、说明。高友工与梅祖麟先在他们合著的一篇《唐诗中的语法、用字与意象》一文中提出“意象”与“命题”两极，但如果我们权衡这两极在中国诗中的比重，我们会发现“意象”部分（或景物、事件演出的部分）占我们感受网的主位，而属于“命题”的部分一般来说只占次要的位置，有时甚至被景物演出所吸收。以王维的《山居秋暝》为例：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
　　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
　　王孙自可留
　　最后一句来自楚辞招隐士：“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是说情句。但在我们的感受中，仍以前面六句景物事件的演出为中心，是这首诗美感活动的主要关注。至于一反“王孙……不可久留”的“王孙自可留”，只是前面六句呈现的“清逸”境界再进一步的肯定而已。则以惯于说情的杜甫，亦有大幅度的景物、事件的演出：
　　风林纤月落
　　衣露净琴张
　　暗水流花径
　　春星带草堂
　　检书烧烛短
　　看剑引杯长
　　诗罢闻吴咏
　　扁舟意不忘
　　——夜宴左氏庄
　　最后的“说情”或“命题”，是含在另一个事件里。事实上，杜甫有不少诗，是把“说情”完全含在景物演出之中的，如《初月》：
　　光细弦欲上
　　影斜轮未安
　　微升古塞外
　　已隐暮云端
　　河汉不改色
　　关山空自寒
　　庭前有白露
　　暗满菊花团
　　杜甫利用了观察时空间的移动带来经验的飞跃，先看天上的初月（上），由光引至古塞（下），跟着“河汉不改色”（天），转到“关山空自寒”（地）（以上是远景），然后突然一转“庭前有白露，暗满菊花团”（拉近眼前）。注意：“轮未安”、“古塞”、“关山空自寒”是“实景实写”，但也暗含了边塞寒苦不安之情。在我们读者的经验过程里，完全是感受为先，抽思在后。在这首诗中，读者甚至不愿意作抽思的活动，因为这抽思的活动会破坏和减缩了实际的美感状况。类似“初月”这种空间移动的飞跃，任景物在眼前演出的诗，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柳宗元的《江雪》都是利用空间的移动、景物的递次出现来包含物我的关系与意义。至于利用景物纯然的出现来构成“静境”、“逸境”、“清境”……者，在王维的诗中更是比比皆是，在此不另录。则在“叙事”的诗中，中国古典诗人也“偏爱”戏剧意味的活动。
　　我们试举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为例：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八句诗，其疾如风，层层快速转折，如音乐中的快板，几乎无暇抽
　　思，虽然在文字的层面上有说明性的元素。
　　认识了中国古典诗人对“演出性”的偏爱和“先感后思”的要
　　求，我们才可以了解被王力先生列为“申说式”、“原因式”的句法（p.271）传意的真质。
　　沙明连浦月帆白满霜船（申说式）——白居易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原因式）——王维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原因式）——王维
　　照王力先生所偏重的解读，以下的句例自然也是“原因式”或“因果式”了：
　　天晴一雁远海阔孤帆迟——李白
　　鸟归花影动鱼没浪痕圆——悟清
　　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杜甫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王湾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
　　但事实上，在我们初读之时，只有景物继起的出现和演出，所谓“原因”、“因果”是后发的结论。这点是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和外物接触，是无法避免“关系的建立或说明”，但要为该瞬接触“思发前”的状态存真，中国古典诗人“常常”利用“若即若离、可以说明而犹未说明”的语法，还给读者“初次印认”的机会，把“说明”含孕在“景物继起的出现和演出”里。假如我们说“意在言外”是作者传意的方式，那么“言在意中”便是读者接受的状况。这是中国古典诗中与众不同的说明方式。我们绝对不可以用“因如何所以如何”的思维方式去解读这些句子。现在让我们看一首“说明性”很显著的诗——杜甫的《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
　　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
　　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
　　有不少读者有这样的倾向，由于后面四句的“命题”出发去解释前面的景，而集中在“危樯独夜舟”一句，作为作者“沙鸥飘飘”的自况。这样的解读过程虽不能说错，但有显著的不足。这首诗，像其他的中国古典诗一样，是依从一种近似电影镜头活动的方式向我们呈示，在我们接触之初，“危樯独夜舟”是一种气氛，有许多可能意义的暗示。独，在我们初触之际，只是一种状态的直描，是独一，但不马上就提供“孤零零”的含义。到“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使到原是狭窄的夜，和夜中的一点（独舟），突然开放与光明起来，使原来较凝滞的状态，突然活跃起来。而在这空间活泼的展开里，我们仿佛被镜头引带着朝向开阔明亮的夜之际，一个声音响起：“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一个带感情，活泼泼的戏剧的声音（不是一个人平白地向你说教），而此际，镜头一转“天地一沙鸥”，由于前面有开阔的空间和自然活泼的活动，这只沙鸥，一面承着“飘飘何所似”，有了“孤零漂泊”的暗示，但也兼含了广阔空间自然活动的状态——休官后的自由。由此可见，景物演出可以把枯燥的说理提升为戏剧性的声音。
　　结语
　　中国古典诗的传释活动，很多时候，不是由我，通过说明性的策略，去分解、串连、剖析原是物物关系未定、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不是通过说明性的指标，引领及控制读者的观、感活动，而是设法保持诗人接触物象、事象时未加概念前物象、事象与现在的实际状况，使读者能够在诗人隐退的情况下，重新“印认”诗人初识这些物象、事象的戏剧过程。为了达成这一瞬实际活动状况的存真，诗人利用了文言特有的“若即若离”、“若定向、定时、定义而犹未定向、定时、定义”的高度的语法灵活性，提供一个开放的领域，使物象、事象作“不涉理路”、“玲珑透彻”、“如在目前”、近似电影水银灯的活动与演出，一面直接占有读者（观者）美感观注的主位，一面让读者（观者）移入，去感受这些活动所同时提供的多重暗示与意绪，所以我们的解读活动，应该避免“以思代感”来简化、单一化读者应有的感印权利，而设法重建作者由印认到传意的策略，好让读者得以作较全面的意绪的感印。
　　后记
　　我在本文的前面，提到中国古典传释学哲学基础的探讨，说这个探讨包括我们对物象、事象的初识，即所谓“指义前”的印认，和我们因人际、物际、时空的离合等等因素而从物象、事象本身引申出一连串意义的架构，以及这些架构篡夺了物象、事象而另成一种我们解读、诠释的体系。本文所提出的，可以说只是第一个层次，即读者通过语言试图进入作者传意领域应该注意的基本问题。传释学所牵涉层次甚多，譬如，我们读一首诗时，实在是游离、进出于过去许多同类的诗歌里，这一个层次的活动，我已经在本书《秘响旁通：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一文中论及，本文中提到的“玉阶怨”，尤其要加上这一个层次的考虑。其次，所谓引申的架构篡夺了物象、事象的初识印象，最显著的例子是儒家解读民歌体的诗经时所外加的道德、政治的解释，这些解释反宾为主地支配了后来诗人取义于诗经形象的传义范围。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易经上，譬如乾坤的关系原是互相平等的，引申到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时便篡改了原意。所以，意义架构的形成还牵涉到“权力”，为了其巩固与垄断要作专横的歪曲与质变。道家为了从这些结构中解放出来而力求回归物之原体自然而然的本样亦非无因的。中国传释学在其间所发生的整个辩证过程，是需要好几篇文章才可以解决的。本文最初只想以“道家传释学”作开始，后因觉得从哲学先开始还不如从具体经验先启窦，才决定先写这一个语言印认的层面。计划中的文章，还要讨论到中西传释学中“预解”（英文称之为preunderstanding）的来源及其形成的历史、哲学因素，要讨论了这一个层次，我们才可以认识到所谓“传释的循环”（hermeneuticalcircle）的复杂性。这个后记好像“预支”了许多，但不说明，便会有人误解本文只为一种传释活动而设。我希望这个后记可以消减读者的一些悬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