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和诗人研究在十七年间虽然留下数量可观的论著，但积累下的知识量却很不成比例。除了一些传统方式的研究，如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华文轩、陈友琴、傅璇琮辑纂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各卷外，诗史方面已如前述，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而批评方面，则是内容的评价取代了艺术研究。结果，艺术研究固然未积累下有益的成果，而内容方面的研究，一旦时过境迁，作为评价标准的基本概念“人民性“、“阶级性“本身失去光泽，它们所标价的内容也就变成无甚价值的陈年旧货。这残酷的结局，不能不让人痛心地感到：十七年文化的反动，让我们错过了多少新的学术思潮？首先是带来文学理论**的雅各布森（R．Jakobson）语言学诗学，然后是极大地改变人文科学学术方式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再就是代表着现代文学批评技巧水平的“新批评“，还有使我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产生根本改变的现象学美学、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给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度和独创性以全新视角的神话-原型批评，甚至连产生于本世纪初很快就被介绍进来的精神分析也快被忘却，更不要说方兴未艾的德里达（J．Derrida）和福柯（M．Foucault）了。二十世纪文学观念中最大的几个变革取--消本文的自主性，提升语言的审美构成机制，意向性的本文阐释结构，结构的符号化描述，都被我们错过了。于是中国诗学的研究与整个古典文学一样，剥去马列文论教条的外衣，所剩只有古代文学批评的那一点家底。这就是为什么诗歌批评多不出前人结论的范围，难出新意，甚至连古人的陈意也不能阐释得更丰富、深入的原因所在。
当然，这只是就整体状况而言。具体到个人，我们还是不能否认，由于这一时期成为诗学研究中坚力量的学者，都是民国年间成名的专家，大都亲炙于本世纪初的一批大师，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学有根基，兼通西学；更年轻的他们的学生，得其栽培，也打下扎实的基础，老老实实地做研究。虽然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学术活动并不很正常，学术思想也受到政治教条的束缚，但良好的学养犹在，朴实的学风未坠，学术仍保有它基本的真诚。虽不能畅所欲言，但所言大致不悖所思，仍留下一批扎实而具有知识积累意义的成果。如果站在八十年代的成果积累上反观建国至“文革“十七年间的研究，我们可以说这是诗学史拓展、丰富、深化的阶段。在文献整理方面，印行了古代诗话、诗论的重要著作三十余部（不包括《文心雕龙》系列的著述）。尤其是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所收古代文论的基本文献大部分是诗论，为诗学研究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它们对学术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浏览这一时期的文献，我们不能不承认，五十年代后期对意境、风骨范畴的讨论，《二十四诗品》研究的兴起，六十年代《文心雕龙》、《诗品》研究的繁荣，关于永明声律说、《沧浪诗话》的讨论，都为中国诗学的理论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教条可以禁锢学者的言论，扭曲学术的精神，但动摇不了学术的根本理念。所以，即使是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观念下写作的郭绍虞《关于〈文赋〉的评价》，其实质性的内容和结论也是基本可取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八十年代的论著中只不过被换成两个传统或两种倾向的说法而已）。何况有些问题毕竟离意识形态的内容比较远，还是可以用学术的方式来讨论的，所以当时的一些成果，如郭绍虞《宋诗话考》对宋诗话的考证，《清诗话》前言对各家学说的评述，吴调公《说诗味钟嵘的诗歌评论及其美学理想》（《江海学刊》1963年第9期）以“诗味“为钟嵘诗学核心范畴的观点，徐公恃《“诗“兴发微》（《哈尔滨师院学报》1964年第2期）对《诗经》中类型化的某些象征模式的探讨，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1964年）对梁代三个文学集团之文学倾向主要是诗学理论的分析和比较，至今看来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至于那些问题热点的讨论，更是不仅使问题本身变得明晰，同时也使一些学理问题得到澄清。比如如何使用外来术语的问题，在六十年代初曾有分歧看法。郭绍虞指出：“用外来术语来说明中国学术思想上的问题，总有一些距离，不会完全适合的。问题就在产生这些术语的历史环境并不与中国的历史环境完全相适合。但是，假使因噎废食，由于这些术语不能完全适合而放弃不用，那么对说明问题也带来了某些不方便，因为用现代人熟悉的术语来说明古代的学术思想是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他又以一些具体的术语为例，说：“所谓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些术语，在中国古代的用语中间是很难找到这样绝对化的词汇的。但就某一时期某一部分的某种倾向来讲，又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所以用来比附说明也还是可能和需要的。“这里对外来术语与中国问题的语境差异已有所警觉，对如何使用外来术语以防贴标签的简单化态度也提出了审慎的原则。八十年代“新方法“问题讨论中对新概念“名词轰炸“的非议，学术眼光实在远逊于二十年前的水平。

评述具体的研究成果不是本文的任务，也没有这种可能，我只想从学术方式上指出标志着诗学史研究深化的两种倾向，那就是诗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诗学史与诗史的结合。前者意味着诗学史视野的开阔，后者意味着诗学史内容的丰富和深化。作为研究方法，这两种倾向当然是陈寅恪文史哲相结合的学术方式的延伸，从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文赋>写作年代新探》等论文已可见其较早的成功实践，但作为一种成型的范式，我们不能不提到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思路。罗宗强在八十年代初，有感于古代文论一些基本概念内涵、外延，都与一定时期的创作风貌、文学思潮有关，而“文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里，它还大量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士大夫在公开的场合，往往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自己的真实爱好却流露在创作中；有的时期理论与批评可能相对沉寂，而文学思想的新潮流却异常活跃。如果只注意批评与理论著作，而不从文学发展的趋向研究文学思想，就有可能忽略了文学思想极其重要的发展段落。同时，他认为文学思想与社会思潮，与士人心态关系尤为密切，于是就尝试由文学史、思想史、心态史入手来研究文学思想史的工作。他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虽不是专门研究诗学的著作，但是它与作者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书系已形成一种独特的范式，即融文学观念史、文学发展史于一体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方式。诗学史在这种范式中的成功，已由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中有关诗学的研究显示出来：在对江西诗风的深入把握中论述“活法“的理论内涵，通过东坡诗歌的研究概括出“老境“这一诗美范畴，在深化旧有问题之阐释的同时，也开拓了新的诗学史视界。
由思想史、心态史入手研究诗学史，就不能不与文化学的视角殊途同归。事实上，在文化研究的热潮中，文学中的文化-文化中的文学在八十年代后期日益成为古典文学研究者最热衷的视角。在诗学史研究中，儒释道三教尤其是佛教的禅宗与诗学的关系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以前的几十年间只有徐中玉发表过《中国文艺批评所受佛教的影响》（《中山文化季刊》2卷1期，1945年）一文，而八十年代以来就发表了秦寰明《禅悟与诗悟--佛教在认识、思维理论上对古代诗论的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金五德《试论禅道诗道“惟在妙悟“》（《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等数十篇（部）论著。这些论著的出发点都是要弄清中国古代诗学所受佛教，主要是禅学的影响，以抉发诗学中历来被忽视的误解的理论意蕴。然而由于论者多半对佛教的知识准备不足，为出新解强说禅，以至于观点和论述往往是由禅学的一般到诗学的一般。禅学方面的知识借助于思想史、哲学史、佛学史的成说，用哲学家对禅的一般阐释来与诗学的内容相比附，既不做实证性的影响关系研究，也不注意禅宗门派义理的差异及诗学所受的实际影响，使诗与禅的话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皮相之见上。台湾学者杜松柏在1976年出版的《禅学与唐宋诗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中已从禅宗各门派参禅机用的不同阐发严羽以禅喻诗之旨，而后来大陆赶时髦轻谈禅学者，所见非但未能出其藩篱，甚而至于不知其说，重弹冯班《钝吟杂录》的老调，贻识者之讥。顾其间能脱俗者仅陈允吉、孙昌武等少数学者而已。张伯伟《禅与诗学》能从钻研禅籍入手，考论宋代诗话、论诗诗与禅学的关系，发覆良多。而《佛学与晚唐诗格》一篇，考究佛学中“门“、“势“、“作用“三者对晚唐诗格的影响，指出诗格各种“势“直接来自禅宗，具体说就是沩仰宗的仰山门风，基本涵义为“力“，使历来无从索解的各种“势“有了一个明晰的说明，进而使唐人诗学的特征乃至诗学史的一个段落得到清楚的勾勒。诗格、诗法类著作虽说是古代的蒙学教材，但老生常谈中常包含着中国诗学中最稳定也是最基本的专门知识，近代以来对这部分内容的轻忽，已明显地妨碍了中国诗学研究的深入。我们需要补上这一课。

经过近三十年的封闭与动乱后，国门开放，文化碰撞和学术交流使比较文学重新又回到了跑道上，而更年轻的中外诗学比较还处于起步阶段。新时期的比较诗学，最初是在一批老专家的论著中发轫的，其中包括季羡林《泰戈尔与中国》、钱钟书《诗可以怨》、戈宝权《马雅可夫斯基和中国》、金克木《<梨俱吠陀>的祭祖诗和<诗经>的“雅““颂“》、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林林《中日的自然诗观》、冯至《杜甫和歌德》等。在1983年8月召开的中美比较文学讨论会上，杨宪益《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我默凯迈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人与九叶诗人》、周发祥《也谈唐诗意象的具体性》、赵毅衡《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影响的几点刍议》、张隆溪《诗无达诂》几篇中国代表的论文，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外诗学比较研究的奠基之作。随后张隆溪在《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呼吁“应当开展比较诗学研究“，尽管他使用的诗学概念是西方文论的内涵，但与同时刊出的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之比较》一文相表里，仍对中外诗学比较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此后学者们便摸索着可供比较的问题，而曹顺庆的工作显得尤为突出，他的一系列论文，为学界勾勒出中西诗学观念中一组对应的范畴，如文道与理念，意境与典型，妙悟与迷狂，风格与体，物感与摹仿，风骨与崇高，出入与移情、距离，亚里士多德的Katharsis与孔子的发和等等。这一对对理论命题，我相信对任何一位诗学者都是会有诱惑力的，它让我们忽然发现自己的传统中竟有那么多独特的理论财富。1986年笔者读到作为博士论文的《中西比较诗学》稿本，就是这种感觉，而且佩服作者的敏锐和机智。但同时也隐约感觉到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时比较的内容不属于一个理论层次，有些牵强。比如在比较中西艺术本质观时将意境论与典型论作为各自的理论核心，意境论举的是诗论的材料，而典型论却是举小说理论的材料。这怎么能说服人呢？我觉得应该拿诗论来说明西方的典型论，拿小说理论来说明意境论，才是当行。这涉及到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可比性，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词。上述现象的产生看来与求异的动机有关，差异对比较文学者来说显然比相似更具有诱惑力。也正是中西传统对立的先验观念，导致了时下流行的中国诗是表现的，西方诗是再现的这一简单化的结论。不过我们看到，后来出版的狄兆俊《中英比较诗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已摆脱这种思维定式，从功用论和表现论为基本线索，分别考察两种理论在中英诗学中的发源、流变及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体现，使两个基本命题在中英诗学的历史展开中得到比较印证，从而归结于各自诗学传统的二重性。这显然是个可取的思路。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诗的精神也是相通的，随着不同民族间文化和文学的日益沟通和理解，我们定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

我觉得，现阶段的中国诗学研究在扩展眼界、宏观把握的同时，也迫切需要进行具体事实、具体现象、具体理论的研究，尤其应该多探讨些学科内部的技术性问题。记得韩经太曾著文，提醒学界谨防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侵蚀，他的忧虑无疑有着深远的文化关怀，但在现时的适用性似乎还值得考虑。依我看，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固然不能说很充沛，但技术理性似乎更加欠缺。诗学甚或整个古典文学内部的许多专门问题根本未被触及，而一种极表面化的判断已认为文学本身的研究已达饱和，而只能向文化的大视野去开荒。其实文化只能给现有问题提供一种观照和解释的角度，决不能说明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目前我们需要的还是对许多陌生对象的说明，我担心文化沸腾过一阵后，回头看看积淀不下什么沉实的晶体。
回顾八十年代后的中国诗学研究，我感到学科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起新的学术观念，那就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诗史与诗学史，使诗学范畴、体系的研究由共时走向历时，由平面走向立体。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应该在这样几方面加以努力：
　　第一，进行细致的文献考索和整理，在现有文献的清理中发现新的材料新的问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陈尚君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证伪将改变诗学史的秩序，如果依我的看法视《二十四诗品》是元代的产物，那么元代诗学的倾向和理论价值就将重估，而《诗家一指》在明代的接受包括伪托于司空图名下的经过就成了诗学史的有趣内容。一部书的显晦有时能提供许多有意思的结论。
第二，在详备的文献基础上开展面专题的研究，从文化制度、地域、家族、集团、性别、体制、传播等各个视角对诗歌史进行综合研究。诗史和诗学史的面貌和结构的真正改观将取决于面的研究。比如从乾隆二十二年科举用诗，曾导致《诗学指南》等一批诗法的出现，不研究清代科举制度就不会理解这些“诗法“的意义。实际上，中国诗学许多理论命题、概念的意义都是漂浮在诗学史的动态过程中的，脱离这动态过程的语境，就很难确切地把握那些诗学话语的真实含义。
第三，重新清理诗学史发展的线索和内在逻辑。由于丰富的创作活动进入我们的视野，更多的著作被阅读，历来认定的一些结论就将被重新审视和估价。比如历代的汇编、汇辑诗话，除宋代《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书因保留宋人遗说而被重视外，大都无人提及。如果我们将此类书与那些个人著作的名诗话相比较，就会发现，中国诗学体系的建设、构成，尤其是基本范畴的确立，正是由这类书完成的。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阐明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和理论内涵。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深地理解现在，诗学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我想就是梳理出中国古代诗学基本观念、范畴的历史发展，从而揭示其在人类文学和批评历史上的独特贡献。这一工作刘若愚先生已导夫先路，更多的工作还有待今人去做。这也是比较诗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