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他得以用全身心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他用尽了生命写出了这部书，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诗来形容实不为过。这部哲学史有自己的特点，也提出了新的看法。《新编》自序中说到了这部书的特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着重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做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中国哲学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也有所阐述的历史。”我想他是做到了。《新编》提出了许多新看法，如对佛教的发展过程，提出“格义”、“教门”、“宗门”三个阶段。
　　父亲曾自撰对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他对自己一生工作的总结。
　　阐旧邦以辅新命　极高明而道中庸
　　有人问我，冯先生1948年在美国，为什么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国，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是和他的血肉连接在一起的。中国文化是他的氧气，他离不开这古老的土地。
　　他在《新世训》序中说：“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新原人》也有序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哲学工作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全部贞元六书充满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祖国昌盛、民族复兴的热切期望。对祖国的热爱，是他回国的原因，也是他去留学的原因，更是他全部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冯先生写了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以纪念这一段历史。有文云：“并世列强，虽今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我国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到现在还是生机勃勃，有着新的使命。新命就是现代化，要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国家。旧邦新命，这是冯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杨振宁先生说，他第一次读到旧邦新命这四个字时，感到极大的震撼。他还对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同学说，应该把纪念碑文背下来。冯先生把这个意思写了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副对联悬于他书房东墙，人谓“东铭”。
　　一副对联，共14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这14个字包含的内容是那样丰富，充满了智慧的光辉，在流逝的时间里时明时暗，却从未断绝，也不会断绝。
　　《人民日报》 (2005年11月06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