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血腥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 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江阴前任典史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 若繁星，然而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令人扼腕叹息。
阎应元（？－1645）字丽亨，汉族，北直通州人。崇祯辛巳年（1641年），阎应元赴任江阴典史（相当于正科级**局长）。在任期间，他平定盐盗，平服民乱，政纪突出。 南明朝廷本想调他转任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因母亲病重，且道路堵塞，没能成行，全家便在江阴城外砂山脚下散居。
清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降清，明朝知县林之骥解印去职，清知县方亨继任，循例颁布剃发令。

在坚守的同时，江阴向四方寻求援助，但援军皆为清军所败。外兵屡败，江阴沦为孤城。即便如此，刘良佐心有余悸，不敢再攻城，只用火炮攻击北城，彻夜不息，城垛在炮火的轰击下塌陷数丈。阎应元命石匠砌墙，匠危惧不前，阎应元言辞恳切，动之以情，石匠深受感动，于是冒死登城修葺城垛，使之牢固如初。
十四日，阎应元利用清军劝降之机，派出百余名壮士，以奉送“降礼”为名,暗携火器进入清军营帐,炸死清军官兵两千余人。十七日夜，阎应元挑选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应元兵已返回城中。此役之后，刘良佐再次后撤，扎营在十方庵。
十九日，刘良佐策马来到城下，劝应元道：“弘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阎应元从容道：“江阴士民，三百年来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是大明典史，深知大义所在，绝不服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掌握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有何面目见我江东忠义士民乎？”良佐惭愧不已，又以清廷召谕相示，劝江阴士民接受招安。应元怒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叹息道：“江阴人没救了。 ”
清朝亲王多铎闻知江阴久攻不下，极为震怒，他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贝勒博洛平定松江后，统率所部二十万大军来到江阴城下，他认为刘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连一个江阴县城也攻不下来，无能至极，于是打了他一顿板子。博洛见阎应元义不可动，发起总攻，分兵先抄断各镇救兵，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披红挂彩，限三日破城，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兵轮番攻城不息，阎应元指挥防御，浴血奋战，终保江阴城池不失。
博洛久攻不下，心中焦急，于是重新劝降，称只要拔去大明中兴的旗号，四门悬挂大清旗号四面，只杀斩首事者数人，其余一概不论，即使不剃发，也会撤兵。阎应元看出博洛的缓兵之计，遂道：“只斩我一人？我没有罪，凭什么杀我？ ” 此后摄政王多尔衮晓谕招安，博洛命人用箭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 ” 射还给清兵。清廷多次劝降，三城已经开始有人犹豫，但因阎应元镇守的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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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说反了，是有降将军，无降典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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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那些反抗民族奴役的烈士，会永远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荣光。正因他们的存在，中华国家短暂的四分五裂，因停滞而产生的遍体鳞伤，甚至政权一时间的分崩离析，都能在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下得以愈合创伤。一个朝代土崩瓦解了，一代又一代凤子龙孙被抛入了历史 的深渊，但鲜活沸腾的灵魂，却从帝国死亡的躯体上腾然而起，引导我们进入更加光明的涅盘的另一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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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那个崩溃的时代，在那个病态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乱社会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牺牲，都会被认作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行为。随波逐流呢，又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于是，对于动荡、杀伐年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煎熬过程。 在“亡天下”的浅层忧虑和“

“失身家”的深层恐惧二重夹击下，明末清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面对一个即将完全倾覆的世界，惶恐之余，他们日益艰难地要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顺从恭卑地自暴自弃，心如止水地削发为僧，弃暴力而合作地加入“新朝”——人生的道路有那么多蜿蜒和歧路，出现在血染泥泞的中华大地之上

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在屠刀声中，在马蹄之下，它们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思想，在火与铁面前，有时候是那样苍白。 衰落的年代里，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一种艰难至极的选择。

我们今天评价尚可喜、洪承畴一类“贰臣”，重点不是在“奸贤”上，而是应充分肯定他们为清一统局面的形成所采取的行动、所作的贡献（前面已说过，就是乾隆帝本人，对“贰臣”也不是一骂到底，而是有分析的，即分为“优”和“劣”，“瑕”和“瑜”）。 　　这样说来，是否就可以将“民族大义”、“民族气节”完全抛弃而不顾呢？绝对不是。 　　“民族大义”、“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立世的根本。如果抛弃它们，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希望，最终也就会为世所抛弃。
清廷入关后，强制推行剃发、圈地和投充等法令，实行极为残酷的高压统治，同时对所征服的地区继续实行疯狂掳掠、大肆屠齤杀，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即是。这就使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原来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汉民族和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清廷的高压统治就是正义的，值得大书特书的。
在反抗清廷高压统治和疯狂屠齤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就人物而论，李定国、郑成功、史可法等人堪称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楷模，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李定国在民族危难之际，毅然挑起了“联明抗清”的大旗。他在顺治年间，联合南明永历王朝，在湖广、四川、广东、广西、云贵的西南战场，取得了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两位“名王”的大捷，引起了清廷的极大震动。郑成功在其父郑芝龙决定降清后，毅然拒绝与其同行，并告诫其父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25]。顺治年间，郑成功领导的东南抗清战场，与李定国领导的西南抗清战场遥相呼应，有力地打击了清廷的高压统治和民族征服政策。顺治十八年（1661），他为了在台湾建立抗清基地，在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一举驱逐了窃据台湾40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史可法在顺治二年初清军围困扬州时，写下了遗书：“遭时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份也！”[26]充分表达了誓死不降清的决心。后扬州失守、史可法被俘。面对清将多铎的再三劝降，他又毅然表示：“吾为天朝重臣，岂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屈，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27]在生死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们尽管对旧皇朝有“愚忠”的一面，但行动上确是反对清统治者民族压迫和屠戮，具有正义性，符合当时广大人民（尤其是汉民族）的利益。值得我们永远歌颂。 　　由上所述，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大一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不注重其一时一事，而是看其一生是否对大一统 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贡献。

亡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历史辉煌的文明种族成为一群野蛮人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