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亲政后，以绍述熙丰政事为国是。从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钦圣太后与宋徽宗共同听政，以调和新旧两党矛盾为最高国策。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以后，又以恢复熙丰新法为国是。皇权在国是的变更中起着主导作用，皇权变更则国是变更；随着国是的变更，宰执和台谏也发生变更。
所以，宋哲宗朝以后的权力格局已不是皇权、相权、谏权之间的互动，而是皇权和新旧两党官员之间的互动，以及新旧两党官员内部各个派别的斗争。三权之间相互制衡的机制已完全破坏。
这个结论可以从宰执和台谏的贬降中得到印证。本文在第二章第一节指出，北宋后期三朝的宰执贬降，按原因从表面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台谏弹劾，一类是党派之争。但实质上只有一类，那就是党派之争。因为从熙丰变法之后，台谏的运作已陷入党派之争。
宋哲宗朝以后的台谏弹劾，无非是旧党台谏弹劾新党官员，新党台谏弹劾旧党官员，或者是搞内讧，台谏除了拥有弹劾权之外，已与其他官员没什么区别，党见已代替了公议。所以表面上是台谏与宰执的对抗，实质上是不同派别的对抗。

从官员政治型贬降与叙复分析宋哲宗朝以后权力制衡机制完全破坏的原因
宋哲宗朝以后皇权、相权和谏权相互制衡的机制遭到破坏，其总的根源是朝廷有国是。这是就皇权有为的角度谈的。既然皇帝定了国是，那么台谏官就必须拥护国是。台谏官失去了独立性，此后就谈不上进谏、纳谏了。这是台谏积极作用的消失。
现在看第三个因素，大臣是否有气节。如果说宋哲宗亲政后，元佑大臣被镇压，儒家名节观遭践踏，以致朝政黑暗。那么元佑年间君子党执政，又以恢复祖宗法度为最高国策，朝政理应稳定平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仁宗朝那样的局面。事实则完全相反，元佑年间朝政纷纷攘攘，党争不断，官员的政治型贬降越来越重，政治越来越缺乏宽容性，内政外交都没有建树。
有学者指出，“元佑时期，冗官之弊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骤然剧增的冗官，也促成了吏治的空前腐败”，“宋廷奉行消极防守的畏避之策，亦使得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西夏手中”。
另一位学者指出，“元佑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教训：既然结党，党见就有了天经地义的位置，而‘党见’与‘道义’虽不必处处如冰炭不能同炉，但大致上就是不两立的。所以，‘君子以同道为朋’，奢望而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下面就检讨一下元佑大臣的得失。

邵伯温以传统观念对这件事进行了反思，即大臣要知国体，厚风俗，不可疾恶已甚，否则会引起小人的报复。
今人当然可以看得更深远一些。儒家的理想是道德治国，传统政治的现实却是以法家的“法、术、势”治国，即“儒表法里”，“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在这种充满阴谋权诈和风险的政治里，官员的身家性命没有保障，随着官员的被杀或流放，政局也动荡不安。
宋朝实行优待士大夫的国策，对失势的官员一般贬到地方上作官，停一段时间还可以东山再起，这本是专制社会中难得的宽容政治。但元佑大臣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为了实现清一色的贤人政治，视政敌为奸邪，采取除恶务尽的政策，破坏了宽仁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从此使党派之争日益酷烈，政局动荡，朝政黑暗，最终受害的是整个士大夫阶层。
总之，重贬以蔡确为首的新党官员，其恶劣之处在于破坏了政治上宽容的传统，使官员失去了原来享有的人身保障权。如果把后来元佑党人遭流放、禁锢仅仅看作新党官员的报复，那就太皮相了。

（二）官员政治型贬降、叙复与新旧两党矛盾的激化
元佑大臣把元丰大臣视为奸邪，统统贬到地方上，不予提拔，这是宋哲宗亲政后改变国是的一大原因。绍圣元年（1094）二月，宋哲宗拜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温伯为尚书左丞，“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吕大防时奉使永厚陵下，范纯仁奏乞除执政。上即用清臣及温伯。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

可见，宋哲宗绍述新法与元佑大臣对元丰大臣的过重贬降密不可分。如果元佑大臣不把变法派的仕进之路堵死，而是给出路，让他们一同参与废除新法，就不至于引起政局的大起大落。在当时也有大臣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反变法大臣程颢，《邵氏闻见录》记载了他的观点：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兵部（韩宗师）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宗丞（程颢）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当何如？”宗丞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兵部曰：“何忧？”宗丞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变已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
既二公果并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温公、申公亦相继薨。吕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尧夫并相。忠宣所见与宗丞同，故蔡确贬新州，忠宣独以为不可，至谓汲公曰：“公若重开此路，吾辈将不免矣。”忠宣竟罢去。呜呼！宗丞为温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名位必与忠宣等，更相调护，协济于朝，则元佑朋党之论，无自而起也。宗丞可谓有先见之明矣。

程颢、范纯仁、吕公著等人都属于比较理性、宽容的官员，可惜他们属于少数派，他们的观点未被采纳。元佑初年，朝廷也确实有意对变法派宽大处理，但因元佑台谏的极力反对而作罢。
元佑元年（1086）六月，宋廷下诏：
朕惟先帝临御以来，讲求法度，务在宽厚，爱物仁民。而搢绅之间，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旨掊克，或妄生边事，或连起犴狱，积其源流，久乃知弊。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惩革也。敕正风俗，修振纪纲，兹出大公，盖不得已。况罪显者已正，恶钜者已斥，则宜荡涤隐疵，阔略细故，不复究治，以累太和。夫疾之已甚，孔子不为，御众以宽，有虞所尚，为国之道，务全大体。应今日前有涉此事状者，一切不问，言者勿复弹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归美俗。布告中外，体朕意焉。

元佑五年（1090），“宰相吕大防、中书侍郎刘挚建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颇惑之”。因御史中丞苏辙的反对，未能实行。苏辙说：“若遂引（小人）而置之于内，是犹畏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坰牧，天下无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宰执大臣往往会有比较平和理性的态度，但台谏官偏激的观点总能占上风。元佑诸臣把政治问题上升为道德问题，使祖宗之法与熙丰新法取长补短、相互参用成为不可能。
元佑二年（1087），学士院考试馆职，苏轼出策题，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
这本是很好的一道考题，据苏轼自己解释：“虽陛下广开言路，无所讳忌，而台谏所击不过先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济水’，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
苏轼本意是要以此消除偏激的党派之见，孰料竟为自己惹来一场麻烦。台谏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等人认为苏轼讥讽祖宗、为臣不忠。最后高太后亲自表态，“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苏轼不是讥讽祖宗。”三人仍不依不饶，非置苏轼于有罪不罢休。
朱光庭乃程颐门人，持“道高于君”之论，人主有过也是敢于进谏的，这时竟然置国家大事于不顾，无中生有地弹劾苏轼讥讽祖宗。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苏轼曾口无遮拦地戏谑其师程颐，他这是为其师报仇。原来以道德相标榜的元佑大臣也是有私心的，度量也并不大。足见以狭隘的道德来处理政事只能引起纷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元佑大臣自恃德高望重，又有道高于君的思想，显然未把小皇帝放在眼里。但皇帝讲的是“君臣之义”，帝国的制度是尊君卑臣，现实政治不是按照儒家理想主义的道德伦理进行运作的。不运用政治谋略取得皇帝的合作，一切理想都要破灭。
在这一点上，元佑大臣显然比不上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天圣大臣。在刘太后垂帘时期，经常有臣僚建议太后归政于宋仁宗。对刘太后的种种僭越皇权的行为，不断有臣僚抵制。范仲淹因反对宋仁宗率群臣向太后行君臣大礼而被贬。刘太后至死未能穿上皇帝的龙袍。在宋仁宗生母李妃死后，吕夷简不顾刘太后的盛怒，坚持按皇后的礼仪安葬之。这一切导致皇权在刘太后和宋仁宗之间平稳过度。尽管吕夷简等宰执大臣在宋仁宗亲政初被贬，但很快被叙复，终吕夷简一生，仁宗对他的眷遇不改。
处理好与太后、仁宗的关系，最大的好处是避免了政局的动荡，赢得了仁宗对士大夫的好感，仁宗朝皇权、相权、谏权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也与此有密切关系。吕夷简在个人风骨上可能不如元佑诸臣，但评价一个政治家不能仅看个人操守，还要看其政治经验及处理政事的能力。
元佑诸臣以道德相标榜，空谈道德，在处理政事方面却极其空疏。他们只知迎合宣仁太后，甚至称其为“女中尧舜”，而无视一天天成长起来的皇帝，实在是不明智。他们最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体制是关键

楼楼，能转吗？ @小诚意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