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8]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
[9] a.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b.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10]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1]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2] 蔡哲茂：《契生昭明考》，《东华汉学》第3期，2005年。
[13] 有迹象表明商先公相土与夏后相的名字有关联。《吕氏春秋·勿躬》：“乘雅作驾”，《荀子·解蔽篇》：“乘杜作乘马”，《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这表明“乘雅”即“乘杜”即“相土”。“乘”、“相”古音相近，而“雅”又通“夏”，因此所谓的“相土”实际上就是“相夏”，即“夏（后）相”之反文。
[14]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
[15]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16] 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7] 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
[18] 尽管得不到殷墟卜辞的证明，古代文献显示“相土”之名在“昭明、昌若、曹圉”之前已然出现。《左传》中出现“相土”2次：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定公四年“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诗经·商颂·长发》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王国维先生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认为“土疑即相土……相土或单名土”，如果是这样的话，“土”与“山川河岳”一样是自然神演变而来，与《诗经·商颂·玄鸟》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含义是一致的，而“相”与“商”可以音转，“相土”实即“商土（殷土）”。

根据《史记》提供的材料，《殷本纪》的商先公世系与《夏本纪》的夏后氏世系是对应的十四世，得不到殷墟卜辞支持的“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商先公在世系顺序上竟然与疑窦重重的“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代夏后世系也是对应的。至于更早的以禹为中心的世系，顾颉刚先生早已指出系层累而成，禹自西周中期始由天神向人王的转变[19] 。
由此可知，夏后氏世系与商先公世系有着类似的规律性结构，见下表。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传世文献中的商先公和夏后氏世系可以划分为传说、过渡、现世三个阶段，后世对于商先公和夏后氏的确切世系仅仅能够追述到现世阶段[20]。传说阶段的商先公和夏后氏世系仅见于传世文献，需要谨慎提炼其中的历史信息。“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商先公世系和“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氏世系是连接现世阶段与传说阶段的过渡阶段。
[19] a.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b.顾颉刚、童书业：《鲧禹的传说》，《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0] 殷墟卜辞的作者能追述到的商先公确切世系仅限于现世阶段，而夏后予（杼、宁）至夏后桀的现世阶段世系可能也是周人能够确切追忆的最早范畴，但由于缺乏自证物的发现，现世阶段的夏后氏世系仍然无法得到确切的证实，而有迹象显示个别的现世阶段夏后仍存在问题。下文将论证《竹书纪年》记载的现世阶段夏后胤甲系商王河亶甲（戋甲）而来。
以上是第一部分，忘了加小标题—— 一、夏世系的传说、过渡、现世阶段划分

三、“太康居斟寻”与“仲丁迁于隞”
夏后太康的原型是商王太戊，两者名称均为“太某”。殷墟卜辞中“太戊”作“大戊”，“大”乃“太”之本字。太戊是居亳的最后一位商王，其子仲丁迁都于隞。“太康居斟寻”表明商王太戊已经离开亳到了隞，旋即商王仲丁即位，因而有“仲丁迁于隞”的记载。
夏后中康的原型是商王中丁，两者名称均为“中某”。殷墟卜辞中“中丁”与《殷本纪》同。《竹书纪年》作“仲丁”，有“征于蓝夷”之事。
传世文献中关于夏后氏都城地望的材料主要来自《竹书纪年》，与此形成强烈反差，《史记·夏本纪》对夏代都邑并未过多提及，其他早期文献中关于夏后氏都城的地望也仅有简略描述。上文论证以禹为中心的早期世系尚处传说阶段，因此对于颛顼、鲧、禹、启所居之地的问题须慎重对待。传世文献记载的现世阶段夏后氏都城地望主要集中在伊洛河流域，在《竹书纪年》再次面世之前，总是以“有夏之居”“夏桀之国”等模糊字眼指代[26]。“斟寻”是《竹书纪年》中与“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地名，《竹书纪年》再次面世后，“斟寻”与“夏桀之国”“有夏之居”结合起来，在《竹书纪年》中“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之后添加了“桀又居之”的语句，于是“斟寻”从此被认为是夏代中后期都城的名称，时至今日仍然被拿来与二里头遗址“对号入座”。
上文论及“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的历史乃商代中期历史演变而来，那么与这些事迹相关的“斟寻”“斟灌”等地名亦非夏都，而与商代中期都邑有关。关于两者的地望，主要有山东和河南两种说法，以《水经·巨洋水注》的解释最详：“薛瓒《汉书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后，改曰卫。斟寻在河南，非平寿。又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书·序》曰：太康失国，兄弟五人，徯于洛汭。此即太康之居为近洛也。余考瓒所据，今河南有寻地，卫国有观土。《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皇甫谧曰：卫地。”薛瓒否定两者位于山东地区，同时已经指出“斟寻”位于大河以南，“斟灌”位于卫国境内的大体地望。邹衡先生认为山东地区处于岳石文化分布区，“斟寻”和“斟灌”位于山东地区的说法可以用考古学手段加以排除[27]。由此可见，文献考据和考古研究都将“斟寻”和“斟灌”的地望指向了河南，而非山东。

图1 大师姑城址与小双桥遗址位置图
“斟寻”的原型是商代中期都城“隞（嚣）”。传世文献显示商汤灭夏之前消灭的最后一个势力是亲附于夏的昆吾[28]，夏后氏和昆吾氏均为颛顼的后代[29]，昆吾氏是夏后氏的重要诸侯[30]。按照邹衡先生的“郑亳说”，夏商之际商汤把首都亳建立在了现在的郑州，夏桀的都邑是二里头遗址[31]，那么昆吾的地望明显在郑洛之间。河南荥阳市大师姑城址恰是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最东面的城址，直接面对来自东方的威胁，已有学者指出大师姑城址很可能就是“昆吾之墟”[32]。陈旭先生在“郑亳说”基础上，认为郑州小双桥遗址是“仲丁迁隞”之所在[33]。值得注意的是，小双桥遗址与大师姑城址的直线距离仅有约7公里（图1），按照传世文献的说法，大师姑城址是“昆吾之墟”，那么距离如此之近的小双桥遗址当然也可以叫做“昆吾之墟”，而传世文献显示“昆吾之墟”又是“颛顼之墟”，则小双桥遗址亦可谓之“颛顼之墟”。至此综合上述讨论可知，所谓的“斟寻”当全称为“斟寻之墟”，乃“颛顼之墟”音转而来。小双桥遗址中含有的岳石文化因素[34]与《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的记载也惊人的符合，可作为夏都斟寻的原型是商代中期都邑隞的重要物证。

[26] a.《逸周书·度邑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我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
b.《国语·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
c.《战国策·魏策一》：“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睾在其北，洛伊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
d.《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
[27] 邹衡：《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 a.《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b.《史记·殷本纪》：“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
[29] a.《史记·夏本纪》：“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
b.《路史·国名记》：“昆吾，颛顼后裔，陆终之子，己姓，名樊，封于昆吾，即古颛顼之虚。”
[30] 《史记·夏本纪》：“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
[31]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32] 马世之：《郑州大师姑城址性质试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3期。
[33] 陈旭：《郑州小双桥遗址即隞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34] a.陈旭：《郑州小双桥遗址即隞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b.任相宏：《郑州小双桥出土的岳石文化石器与仲丁征蓝夷》，《中原文物》1997年第3期。

这是作者后来在其博客上发表的相关内容：
钩沉：夏后予的故事
(2010-06-10 19:25:36)
这实际上是《夏世系研究》的一个小小的尾巴。当时对于夏后予的故事究竟怎样还没有完全想好，最近几天读古书，加上之前的一些灵感，心得渐渐形成。
夏后予的名字在古代文献中并不固定。《史记·殷本纪》作“夏后予”，《竹书纪年》作“帝宁”、“伯杼子”，《左传》作“后杼”、“季杼”。这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人，只是古人更重表音，所以出现书写稍有不同的情况。为了行文方便，这里统一按照《史记·殷本纪》的“夏后予”。
古本《竹书纪年》中关于夏后予征于东海的故事十分有趣。
《汲郡竹书》曰：伯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山海经·海外东经》注）
《汲冢竹书》：伯杼子往于东海，至于三寿，得一狐九尾。（《稽瑞》）
《书纪年》曰：……夏伯杼子东征，获狐九尾。（《太平御览》卷九〇九兽部）
《纪年》云：夏伯杼子之东征，获狐九尾。（《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注）
我们注意到这里在“杼”之前有一个“伯”字！这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古代文献中的另一个人——伯禹！
那么，“伯杼”（即“伯予”）会不会就是“伯禹”呢？
《吴越春秋》记载了上述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启生不见父，昼夕呱呱啼泣。
我们知道，东周时代的越人为了争霸中原，称自己是夏后少康之后——少康之子就是夏后予。但是这个所谓的“夏后予”是从何而来的呢？很有可能是取材于更早的“禹”的口传历史——禹和涂山（即会稽山）的关系密切，不仅会诸侯，娶涂山氏，传说“禹穴”也在这里。
也就是说，笔者认为“夏后予”就是“禹”的一个分身而已。后来为了区别，就有了“杼”“宁”等多种写法。按照笔者以前对夏世系的阶段划分，夏后予已经属于“现世阶段”，但此阶段的孔甲、胤甲都存在作假的嫌疑，现在加上“夏后予”，笔者不得不怀疑大部分夏世系都是周人伪造的。
……
博主回复：2010-06-1216:23:00
其实写《夏世系研究》的时候已经算是相对保守了，仅仅把比较有把握的“太康~中康~相~少康”的部分写了出来，但实际上整个夏世系的绝大部分都是值得怀疑的。计划将来专门把自己的史观系统的写成一本书。

疑古派最大的毛病,就是自认为说不通的就不可信,而且还是全盘否定(非部分否定或部分肯定),好笑的是,经常犯些低级错误

@闻丝shi女人

@隴西李氏
1.如果是这篇有毛病，在楼下回复即可。
2.《古史辨》我大部分都看过，我不否认其中有一些文章是不靠谱的，只是随大流跟风之作，还有一些属于顾氏所言“见到一点写一点”、“是讨论的而不是论定”的零碎之作，按现在学术规范很难称得上系统的论文。但是，其总体思想不是你说的那样通过“这个不准,那个不肯定……”来证明没有的，而是用那些来质疑传统史观所盲从的“有”。简单地说就是把书断到他们认为的成书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和书中内容涉及的时代之差或者后代相对于前代的历史增量便是伪史、伪书，把书中的抵牾解释城杜撰的后果，把信史派所认为的“历史”看成故事的演变过程。这样的结果是对某一时代来说，书的相关记载是不可信的或者说这一时代并无可靠的历史记录（主观历史），但不代表这一时代没有历史（客观历史）可言，什么都没发生过。这种方法对于“证无”来说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我个人的理解“无”不是靠这样就能证明的，而必须有独立于文献的其他方面的知识（比方说，一个无神论者欲证明历史上不存在神，不客气的说，如果不懂自然科学光穷究历史文献有个P用），我也没见过顾氏自述辨伪是为了证明XX不存在。有无的问题是实证史学范畴的问题，但是顾的核心思想是“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对于历史本体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在他看来根本无所谓。
3.关于考据阴阳五行，据我所知最早的是梁启超，论文也被收入《古史辨》中
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查原文，《史记》《汉书》皆在引用之列。所以对你评论“史记汉书中一堆其他阴阳五行的东西,连翻都不翻,从无引用与驳斥的当作不存在”根本不知所云

这篇文章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