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世香 苗威
〔摘要〕秦代辽东郡相比于战国辽东郡，具体辖区有所变迁，尤其是南界有较大变动。以辽东长城为主要参照物，通过文献史料与遗址遗存相互辅证，可明确秦辽东郡的有关问题。

秦辽东郡是在战国辽东郡的基础上建立的，本文根据文献和考古学资料，通过考察辽东长城的主线，力图阐明秦辽东郡的变迁，同时对秦辽东郡诸县的位置进行比定，以细化有关东北史的研究。
一、秦辽东郡的渊源
综合《战国策·燕三》以及《史记》、《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秦王二十五年（前２２２年），派遣王贲攻打襄平，虏燕王喜。次年，秦王最后灭掉了齐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秦统一六国之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辽东郡是秦三十六郡之一，也是燕国旧制的延续。据《史记·周勃世家》载，当周勃追讨燕王卢绾于长城时，“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但彼时辽东郡具体有多少属县，现在无从确知。秦之辽东郡应有所发展，史书所记“秦故空地上下障”应该即是其新拓之地。
在探讨“秦故空地上下障”之前，应对秦代的“辽东长城”有相应的认识，而探讨秦代的辽东长城，首先要廓清战国“辽东长城”的走向情况。关于后者，学界的认识颇不一致，综合起来，大致有如下说法。
其一，东端为古“襄平”或“辽东”说。持“襄平”看法的学者，多根据《史记·匈奴列传》关于“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的记载，认为战国时代燕国长城的东端仅到达古襄平（今辽阳市）境内，如刘全柱、罗哲文、陆思贤、张维华、王国良等皆持此说。有的学者虽未将燕长城的东端理解为襄平，但亦笼统地视为“辽东”或辽东某地。例如，张驭寰主张燕长城由“锦州延到辽东”；金毓黻认为燕长城东端“迄于辽阳之北”。其二，东端至“珲春”说。张博泉认为燕长城出阜新后，“经彰武、法库而至辽河”，“再沿河北上至河之上游，又东北折至今吉林市北，东向至珲春滨海一带。”其三，燕辽东长城“复线”说。阎忠认为燕长城有内线、外线之分，内线西段又分为东、西两段，西段的东端经北票北、阜新北东行穿过辽水，“最后止于辽阳市老城北”，东段即是“大宁江长城”；外线经库伦南、彰武北后，“又东北行，经梨树北，又东南行，经新宾北、桓仁西，然后东至龙岗。”其四，“辽东长城”无复线说。李文信主张燕长城向东经彰武、法库、开原一带之后，“跨越辽河，再折而东南，经新宾、宽甸，向东至当时国境”。冯永谦对“襄平说”予以否定，主张燕北长城西段虽有复线（“赤北长城”、“赤南长城”），但辽东段却仅有单线，认为在辽宁境内的走向是：由彰武东穿越辽河后，经铁岭市之北，东南行，越浑河上游，绕过苏子河源，折而向南，经桓仁县城之东，至宽甸太平哨和下露河而至鸭绿江边，认为“大宁江长城”是辽东长城的最东段。萧景全对张博泉、阎忠的说法予以否定，指出不能因发现二龙湖战国城址就将长城划到梨树境内，同时对冯永谦关于长城东段说予以肯定，但对铁岭、沈阳、抚顺地区长城障塞提出了新说① 。
从上述诸说来看，学者们在考察战国辽东长城的走向时各有侧重，其中的“襄平说”、“辽东说”以及“复线说”中对“内线”的认识，其主要根据是《史记》的相关记载，而“珲春说”则明显证据不足。然而，这些说法皆有可商榷之处：
其一，明确夫余及其先人秽人与燕长城的关系。《三国志·夫馀传》载：“夫馀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这里的“玄菟”应该是指玄菟郡治所的二迁址，即今抚顺市劳动公园汉城（一说沈阳城东上柏官屯），这里到夫余王城（今吉林市）大致合古之千里。学界认为，以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墓地及吉林省辽源彩岚墓地、吉林市帽儿山墓地为代表的考古文化是汉代的夫余文化〔１〕。虽然二龙湖战国城址的内涵是燕文化，但周边地区则为土著文化，其特征有似于西团山文化〔２〕，可以理解是夫余—秽人的遗存。由此分析，二龙湖遗址不应在长城之内，而燕国的长城应在夫余与辽东郡的边界之地，即松辽分水岭一带。
其二，明确高句丽及其先人高夷、梁貊与长城的关系。高句丽族初居富尔江流域，西汉昭帝时置高句丽县，治所在 今新 宾永 陵 镇苏子河南岸的汉代 古 城。据 《汉书·地理志》玄菟郡高句丽县条云：“（高句丽县）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意谓南苏水（今苏子河）在高句丽县的西北，流经塞外。由此可见，向西流入小辽水（今浑河）的南苏水是在长城之外而不是其内。因此，将燕长城的走向划在苏子河之北是不符合历史典籍的。又《汉书·王莽传》载：“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三国志·高句丽传》亦载此事，并云：“莽令其将严尤击之，诱高句骊侯驺（朱蒙）入塞，斩之，传首长安。”可知，高句丽是塞外之族〔３〕。如此分析，辽东长城自梨树县、西丰县之南东来之后，应该在今抚顺苏子河口不远处南折，跨越太子河（古大梁水，即衍水）中游继续南下，进入宽甸县境之后，沿北股河至太平哨，再经大西岔附近隔江与“大宁江长城”相望。
战国辽东长城的走向明确之后，秦代辽东长城的问题亦迎刃而解。《史记·匈奴列传》载：“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徒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学界公认秦代的万里长城是将战国时魏、赵、燕的北方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修葺而形成的。仅就辽东长城而言，秦人在燕人的基础上，又将东段战国长城段向南延伸了一段，这就是学界所称的“龙岗”段。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资料，战国长城暨秦长城进入辽东山地以后，其走向基本清晰，原有的不确分析将随之消弭。

二、秦辽东郡的遗迹遗物及其辖县
秦朝经营辽东郡的时间仅有１６年，遗迹遗物比起战国及两汉要少很多，但从目前已有发现来看，可以说明秦曾经经营过这里。
（一）长城及附近地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辽宁绥中万家镇南部海边发现大型秦代建筑遗址及窑址。经多年发掘验证，此系秦始皇东巡的行宫，应该是秦代经营辽东的实证。早年平壤曾出土铸有二十多个秦篆的“二十五年上郡”铁戈〔４〕，辽宁省宽甸县小柱房村遗址出土过刻有公元前２０９年“丞相李斯造”铭文的铜戈〔５〕，应与秦长城戍守相关。辽宁省桓仁县大甸子村抽水洞遗址出土过秦半两钱〔６〕，抚顺城区李石寨镇河东村发现４件战国青铜兵器，其中一件刻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的“上郡守”铜矛〔７〕。沈阳东陵区上柏官屯古城址中曾采集到一件刻有秦篆“廿六年”字样的陶器残片，上 柏 官屯古城被认为是战国至秦 的 辽 东 重镇〔８〕。这些秦代文物的发现，为秦人经营辽东提供了实物资料。应当说明的是，抚顺、辽阳、沈阳所发现的上述遗址遗物，皆在秦长城之内。彼时这三个地区自战国至秦汉，人烟比较稠密，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不应是边塞之地，长城故燧应远在其东部地区。
（二）其他地区新金县后元台出土魏国的“启封”铜戈，其正、背两面都刻有“启封”二字。正面“启封”二字和其他铭文是三晋文字，而背面“启封”二字则是秦篆。根据铭文可知，此戈铸于魏安厘王二十一年（前２５６年），后被秦缴获，加刻秦篆“启封”二字。秦于公元前２２５年灭魏，前２２２年灭燕，此戈应该是秦军在灭燕或戍守辽东半岛之时使用的兵器。普兰店市花儿山乡张店城址之西出土一方“临薉丞印”封泥，年代在战国至秦之间。“临薉”应是县名，“薉”与“秽”通，应是以秽人居住地命名的，但“临薉县”不见汉籍，可视为秦朝辽东郡失载的属县。
秦辽东郡的辖县史无明载，有关地理、地望要素的考证已有很多成果可以参考，但更多的是汉代典籍对所辖行政建制的记录。
西汉沿袭秦代旧制，其辖区以及所设置的属县有所变化。西汉时期已经放弃秦“上下障”之地，使辽东郡的辖区有所缩小。《汉书·地理志》载：辽东郡，秦置，属幽州。属县有襄平等十八个：襄平、新昌、无虑、望平、房县、侯城、辽队、辽阳、险渎、居就、高显、安市、武次、平郭、安平、沓氏、文县、番汗。汉代辽东郡收缩的情况，可以从“临薉丞印”的发现得到验证。
综上，通过对辽东长城主线的考证，明确了秦代辽东郡的历史变迁轨迹，对于东北边郡的深入探讨无疑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