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仅此仍不足以保证我们可以平等地和西方理论对话。这里有个常识性的老问题，还需要澄清一下。我们常说的西方文论，实际上是指现代西方文论，它早已不是单纯的西方思想，而是多地域多种族文学经验的融汇，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思想的菁华（海德格尔对老子思想的吸收，是我们熟知的），所以我更愿意用历史的而不是地域的方式来谈论它。对一种理论学说，我们可以说它是六十年代的或是八十年代的，以便在历史语境中给予定位；而毋须强调它是法国的或加拿大的，以此来比较民族贡献。在信息时代，地域的定语已没什么特别的意义。请问：赛义德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他活动在西方，但代表着东方的立场，而西方学者又都在运用他的理论。知识积累的差异，无形中给中国学者带来不同程度的自卑和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不必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中国文学理论再怎么说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能否为世界提供一些理论命题，取决于文学经验的资源和理论家的开掘能力。谁都知道，中国学者知识的贫乏是世界上有名的。如果我们有韦勒克那么博学的学者，大概就不会“失语”了，有刘若愚大概也一样。当然，这个词在钱钟书看来也一定是很可笑的。　　还是把话题转回到思维工具和阐释工具，也就是“失语症”者同时倡言的“转换”上来。其实，所谓“转换”，同样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含糊概念，不知道是指扬弃，指阐释，还是指改造？陈伯海先生将转换理解为通过比较研究和分解诠释，使潜藏在传统里的隐性因子转化为显性因子，这我很同意。但他发挥开来，说转换也是发展、改造、翻新，发展并不只限于在既定的框架里扩充和延伸，改造和翻新也不同于另起炉灶，关键是“如何在‘似与不似之间’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就让人觉得像是给古罗马斗技场盖上屋顶，配上沙发，加装全套音响设备，让雅尼乐队演奏现代音乐。他怕古代文论成为僵死的古董，因而希望加以发展、丰富，同时其“固有的材质、性能自还有留存的余地”，最终转换成一个推陈出新的民族文论体系。我觉得，古代文论就是古董，但古董决不是僵死的，古董天生就有古董的价值。众所周知，伴随近代语文转型而来的中国新文学是完全脱离古代文论立足的创作经验的，其艺术表现的丰富和细腻更是古代文论所难以包容和解释，指望以古典文论为基础建立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看来不太实际。然而古典文学毕竟是华夏文学经验的基础，传统审美趣味历史地积淀于现代人的意识深处，表现在今天的文学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现代文学理论就不能离开古代文论的参与；更何况，总体文学理论的建立也有赖于各民族文论资源的开发和吸取，而古代文论正是民族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古代文论作为古董的价值。但这只是在抽像意义上说的，其具体内容还需要发掘。为使古代文论能顺利地进入当代理论视野，需要在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之间建立起交流和对话的关系，以便古典文论的资源能最大程度地向世界敞开。所谓转换，正是实现这一期望的重要环节。
随之而来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阐释。接受的前提是理解，而理解离不开阐释。所谓转换，依我看实质就是阐释。古典文论只有经过阐释，才能与当代文论的话语方式沟通，才能为今人理解和接受。这是不难理解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阐释，以什么为参照系。眼下许多学者对用西方文论术语来阐释古典文论表示不满，这在我看来完全是出于民族情绪，而不是理性。近代张之洞有桩轶事与此类似：相传张之洞最讨厌人用日本名词，幕僚草拟文稿有“健康”一词，张批曰：“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其人反唇相讥，复批曰：“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这个笑话可用来说明西方文论对古典文论阐释的工具意义。正如估量一堆古代金币的价值，首先要用当代量具称定其重量，然后才能以市场价格加工艺指数来计算一样，古典文论的诠释和价值估量也只能借用当代的范畴和术语，不外是现行的一套文学理论术语和心理学术语。这些范畴和术语虽出于西人创造，但它们一旦为世人接收，就在世界范围内流通，成为人类共通的语码。几年前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中国古代文论要走向世界，与西方文论对话，首先需经现代文论诠释，就像人民币要兑换成硬通货才能作国际贸易一样。当时有人问什么是硬通货，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美元。这当然是个比喻的说法。一个话语系统要和别人对话、沟通，就必须借助于共通的语码。尽管你可以对这种语码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进行质疑，甚至颠覆，但决不能拒绝不用（想想出国为什么非得说英语罢）。况且，若从历史而不是地域的角度来看待现代西方文论的话，那么它与中国古典文论就不只是两个对峙的系统，而更是人体和猴体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懂得人体的解剖才能懂得猴体的解剖。试想，如果没有现代艺术心理学的知识和概念，我们怎么说明“神思”，难道就说是“神与物游”？意境呢，就说“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那么“艺术境界”又是什么？以老解老，以庄解庄，只能阐明老庄如何言说，要究明老庄之所言说，则必须以现代哲学为参照。正如前文所说，现代西方文论不光是西方的文论，主要是现代的文论。古典文论的研究水平所以提不高，就与学者的素质低下有关。像本文开头所引的说法，在我看来纯属后殖民主义理论煽起的民族情绪，决非学者应有的理性态度。
现在我们可以给“失语症”开张处方了：
病状：失语症，一种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通常由心理障碍引起，属功能性意识、思维能力衰退，由此诱发话语能力失常的幻觉，久之导致器质性病变，完全丧失话语交往能力。此症多发作于国际文化交流的场合，经常伴有严重的文化自卑感与精神焦虑。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界为其高发病率区。
病因：先天知识不足，后天学术训练不够，体质虚弱，抵抗力差，易被流行思潮感染。又，脱离文学研究活动，缺乏艺术感受力与文学批评经验，于文学本身殊无知解，故随波逐流，略无定见。
处方：平心静气丸一付，虚怀若谷丹一付，扶正祛邪散一剂，强心壮骨膏一帖。配以古今并举，中西双修之操，多看作品，多作研究，留意创作，留意批评。　　禁忌：勿滥写书。勿轻率比较。勿肆意作宏观大论。
近来，文学研究者们整合（合字亦可省略）出不少的学，诸如文学社会学、文学经济学、文学人类学等等，不一而足。本文是文学医学的一个初步尝试，要诊断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文学研究的一种病态：为什么一个十分无聊的虚假命题会被炒得沸沸扬扬，就像邮市上谁也不要的“臭票”竟被炒得价格腾上？

理论与历史
“理论”是古代文学研究者，也许更应该说是古典文学编辑的又一“执”。在学会，在笔谈，在访谈和对话中，“理论”经常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孜孜追求的目标；而在学术刊物的编辑，则不仅运用在语言中，更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甚至成为他们衡量论著学术价值的惟一标准。请回想一下，在日常语境中，我们最常听到的两个评价尺度不就是“扎实”和“有理论”吗？然而从根本上说，两者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扎实”并不一定与创见相连，“理论”更不意味着深度。前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后一点则还须破其执，因为有没有理论，已成为潜在的价值前提，根深柢固地左右着许多学者和编辑的判断，影响到对学术的理性态度和一般理解。
不知别人有没有遇到过，反正我是有过多次，论文被以“没有理论“的理由退稿。一家以理论见长的刊物，编辑每相见必约稿。我因心存敬畏，总将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有见解的论文寄去，但每次都被璧还，希望以后寄”理论性强些“的论文去。一再而三，真让我既惶恐又困惑，终不知眉黛深浅如何画得入时。我向来对自己的论文很少满意，《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是自觉薄有创获的几篇论文之一，完稿后寄给一家大刊物，初审已获通过，结果二审以理论性不强予以否决，认为文中谈的都是历史事实，没有从美学的角度作深入阐述。据说二审并非古典文学专业编辑，我也不好说什么。如果他对唐诗史稍微有点知识，就能理解我提出的问题恰恰是无法从美学角度去谈论的。若从美学角度去探讨，甚至连这个问题也不会产生。何以呢？本文的问题是在作权德舆年谱的过程中产生的，我发现在贞元八年前后，梁肃、包佶等文坛巨子的下世和以权德舆为首的新进文人的入朝，形成了诗人集团交替、文坛盟主易人和台阁诗风兴起等具有诗史意义的事实，于是便以细致的史料发掘对唐代贞元后期诗史做了一番钩沉发覆的工作，就台阁唱和和“游戏体”两方面探讨了权德舆等台阁诗人群的创作及对贞元诗坛的意义，使一段沉湮已久的诗史重现浮现出来。这一研究可以说是以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方式重构了中唐诗史的序列，从而为唐代诗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由于问题本身是从诗人活动的系年考证中产生的，注定了研究方法的描述性和历史视角。美学角度的阐述且不说篇幅难以容纳（全文已一万六千字），文献也无徵，强作解事势必流于蹈空推测，还不如阙疑以俟多闻。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但若非个中人却也不易解会。学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有理论深度，不甘停留于现象的表面，乃是向上一路的追求，并不意味着事实的发现和澄清没有重要意义，只有加以理论阐述才是有深度的研究，更不意味着每一项个案研究都能达到理论阐述的高度。许多编辑不理解这点，而且越是自己不作专门研究的越不理解。因为他们实质上不理解“理论”的真实含义，由是也不能明白理论对研究的实践意义及其自身的呈现方式。
在科学研究中，“理论”的内容包含方法论意义上的一般理论和作为专业知识的学科理论两个层次。前者决定了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我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后者则决定了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和结论，并为我们提供一套技术规范和分析工具。在实际的研究中，前者通常已化作哲学观念，如现象学的方法或解构主义的方法，成为一种背景性的存在，深入到看问题的方式中去，无需特意强调；而后者则分为基本原理和特殊结论两个层次，以文学研究来说，基本原理如新批评派的本文中心原则之类通常已成为常识性的内容，似乎毋需再占用论文的宝贵篇幅；只有特殊结论，如维姆萨特的“意图谬见”、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德里达的“异延”之类直接成为立论的依据或思路的启示的，才应该征引和加以说明。然而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论者反而常常匿其思路所本，秘而不宣了。大陆学者对理论著作的征引，似乎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更不是出于对前人劳动的尊重，而只是装点门面。所以开宗明义就宣布自己是用什么理论、什么方法来研究，近来更染上文化热病，什么都是文化，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一本书总是先从文化谈起，然后是美学，然后是文学史常识，等到进入本题已是一半篇幅以后。有些写得厚厚的书，刨去常识，内容所剩无几。凡浏览这类书，我一般都是从一半开始翻阅的。罗丹曾说，雕塑就是去掉多余的部分。学术论著也一样，成果就是去掉常识的部分。一个成熟的学者应该清楚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哪些内容是阐明自己的问题所必须的，哪些不是。而一个好的编辑也应该能看出，哪些内容是大路货，哪些内容是作者的真知灼见。去掉浮词，对作者读者双方都有好处，在读者省得浪费精力，在作者则可以使自己的业绩凸现出来。有这两点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按理说，这种上挂下联，纵横捭阖的煌煌大著，明眼人都知道，无非是堆砌常识以充卷帙，以大部头唬人。可出版社偏偏看好，以为视野开阔，有理论高度。类似的论文更是倍受刊物编辑的青睐，喜其高屋建瓴，中西贯通，而不知其实大而无当，内容空洞。这种理论装饰的流行，久而久之，不光造成浮华的学风，同时还磨钝学术的穿透力和洞察力，而最后怕的后果乃是从根本上导致问题意识的丧失。近年的报刊，被世纪末的情绪所笼罩，纷纷发表文化史、学术史回顾和反思的文章。《读书》、《哲学评论》、《中华读书报》以及《学术思想评论》等刊物则刊载了以“思潮与学术”、“学术范式的转换”、“十年学术回顾”为主题的反思文章，其中有个不断被提起的话题就是：如今国内某些文史哲论著有个通病，那就是"没有问题"，原因在于许多学者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这似乎有点荒诞，正如李河说的，“学术问题对于学术和学者来说是一个具有在先规定性的概念：‘没有问题’的学术简直就是一个矛盾的概念，正如‘没有问题意识’的学者便不再是学者一样”。问题意识的丧失当然与诸多复杂的因素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就是对理论的盲目追逐。不关心问题，而一味追逐理论，理论终究变得空洞无意义。如果我们同意李河的说法，那么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学术研究成立的标志。事实上，任何有价值的问题的提出，都是基于一种理论眼光，包含着问题认识的深化，如果不能理解这点，而盲目追求所谓理论，那么不光理论应有的品格将被牺牲，学术本身的生命力也将枯萎。
除了方法意义上的理论迷执外，学术界对理论的迷执还表现在文学史、批评史研究的学术取向上。文学史、批评史研究最基本的任务，我理解就是尽可能细致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建立起历史事件的连续性，为此，历史材料的清理是首要的工作，不光历史事件要做过程的还原，就是理论问题也有必要还原为历史过程来讨论，只有还原到一定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才可以作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但在理论取向的价值观左右下，常会对学术发展的态势和战略设想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比如陈伯海、黄霖、曹旭三位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对谈便给我这种感觉。三位都是治古代文论卓有建树的学者，他们对学科建设的关注令我尊敬，但他们对古代文论研究趋势的看法，我很难同意。他们认为，“近年来，出版了人民大学蔡仲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和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八卷本）。随着这些著作的问世，无论是对批评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对某些文论家个案的研究，还是对‘史’的基本描述、对总体规律的解释上，上述著作已做了集大成式的研究”因而主张“下一世纪的研究应该转向，不再把重点放在‘史’的研究上而应该深入到古代文论的内部，从纵向的研究转向横向的研究上”，亦即“从以往侧重对‘史’的研究，逐渐转向以后对‘论’的研究的加强”。我们应该承认，近年古代文论研究在批评史方面的确有较大进展，尤其是宋代以前的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不是就能说“集大成”了呢？我还有点踌躇。通观全局，宋代以后的批评史研究还是很薄弱的，涉及的材料和问题都十分有限。即以诗话而言，明清两代文献的范围和数量我们迄今还没有比较可信的知识。据我和张寅彭的初步调查，清诗话现存著作已在八百种以上，未被阅读的起码有五分之三。一向最受关注的诗学犹且如此，其他文类可以想见。这样的现状怎么能让人乐观地转向理论阐释呢？
由于对文献的无知，八十年代刊行的一些论著曾出现不少狂妄无知的大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一些信口雌黄的人轻易地一笔抹煞。而另一方面，近十几年间若干新撰通史或专史的陆续刊行，又让学界产生一个错觉，以为批评史研究已臻饱和，理论阐释则相对落后。我的感觉正好相反，我觉得古代文论的历史研究尚处于很浅的层次，很低的水平，正是这个缘故，才使得古代文论的理论阐释难以深入下去。我们知道，古代文论的主要概念始终都在不同时代的理论语境中呈现出历史的内涵，就像长江和黄河，在每一段河道上水质和水色都是不一样的。即以起承转合这一诗学的基本命题而言，它在各个时代被赋予的含义和人们对它的态度就完全不同。在元代它被解释为近体诗的固定结构，对应于律诗的四联或绝句的四句；在明代它被解释为诗歌本文构成的逻辑序列，并被吸纳到八股文的章法结构中去；到清代它又因呆板僵化而遭批评，为诗论家所鄙薄与扬弃，最终泛化为作品的一般结构理论。不同时代的解释赋予它不同的理论内涵，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只有理清这一演变过程，完整地描述出这一命题发生、演变、定型的理论流向，把握它在历史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和人们对它评价的变化，才能阐明它的基本内涵和古人的价值观念。如果随意抓几条材料轻率论定，那就成了盲人摸象，抓住元代诗论的会说起承转合是律诗章法论，抓住明代诗论的则说是试帖诗和八股文的章法论，而抓住清代诗论的又会说是文章的一般结构论。有人会说起承转合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也有人会说它在古人眼里毫无价值。如此这般，非但不能把握命题的基本内涵，甚而会误以为古人的说法矛盾百出，对古人的价值取向作出错误的判断。
我一直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虽说是一门关于文学理论的学科，理论阐释也确实是它的重要任务，但归根结底，它首先是以历史研究的型态存在的。任何理论问题都必须先还原为历史过程，在过程的呈示中使理论的全部内涵及其背后的语境浮现出来。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工作，但前辈学者就是这么做的。翻开《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就知道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正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文笔与诗笔》、《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神韵与格调》、《性灵说》等一系列论文上形成的。新刊的几种批评史虽然在材料搜集和理论阐释上都不乏“后出转精”之处，但离全面展示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丰富内容终究还差得很远，尤其是宋元以后，几乎可以说还刚刚起步。我们决不能像一些“短平快”那样，用“无所突破”或“鲜有创新”之类的粗暴结论来文饰阅读的贫乏。真正的历史研究，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以更丰富的事实充实通史，而不是凭藉通史的知识作超越的理论思考。如果我们承认古代文论研究首先是一门历史的学科，那么就必须遵从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理论阐释应当重视，但历史研究更应大力展拓。　　说到底，无论是理论视角还是历史视角，都有各自的认识作用，不可互相替代，当然也难以轩轾。从对历史的认知过程来说，历史还原是理论阐释的前提，理论阐释是历史认识的深化。在实际的学术运作中，两者经常是互动互补，相辅相成的。学者个人因知识背景、学术兴趣的不同而有所侧重，无可非议。但作为学科发展的战略分析，哪方面更为急迫、更切实可行，便须综合权衡。我在现时更强调古代文论的历史研究，完全是基于学科发展现状所作的策略性选择。是否适当，尚有待学界同人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