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於外侮有著深刻的认识和切肤之感（其父就是台湾抗战的忠烈），但是他和一味高调地号召对日作战“爱国者”大相径庭。作为文人，本身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故而反对驱赶自己手无寸铁的国民去和超现代超一流的日本去作战，参加了所谓的低调俱乐部，鼓励国民通过教育和努力实现自强。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战之前，胡适表现出了一定的低调和厌战情绪。卢沟桥事变之后，胡适发现“和比战实难百倍”！在二十七年，胡适决定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亲友表示不解，一度蔡孑民院长病逝，中研院出缺，但胡适不为所动，依然位列大使，积极在美国各地演讲，号召美国国民知晓、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战，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日本军部称胡适“可以抵得上三个师”！因之，胡适对日本的认识也随著时局发生了变化，从妥协到对抗，从低调到高调，这是传统士大夫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