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被称为“爨乡”。研究爨乡,就得研究爨宝子碑。而研究爨宝子碑,就总忘不了两个人。其一是清代咸丰年问的曲靖知府邓尔恒。是他偶然地发现了“爨宝子碑”,并如获至宝地将其搬回府中;其二是民国时期的寒士张土元,正当“爨宝子碑”危在旦夕之际,是他果敢地将其搬回家中,得以保存下来。正是上述两位有识之士,使得滇东高原颇为辉煌灿烂的那段历史有了一个重要的物证。
自诸葛亮征南于公元225年8月会师曲靖后,直到唐天宝年间的500余年,曲靖成了当时“南中”(即今云南全省、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而统治南中的正是爨氏。爨宝子在建宁(今曲靖)任太守时,正是爨氏统治南中时期。爨宝子,字宝子,建宁同乐人(今陆良)。生于晋孝武帝太元五年(380),卒于东晋大亨二年(403)。他19岁时即“弱冠称仁”,就任建宁太守,同时世袭“振威将军”职爨宝子任建宁太守之时,当时的中原属东晋、刘宋两朝,统治者互相争权夺利,战事频仍,对爨任统治的南中无力顾及。宝子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了对外宾服于中原王朝,对内实行平等相待、团结和睦之政策,社会较为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但是,爨宝子“享年不永,一匮始倡”,仅活了23岁。他死后,他的僚属和百姓皆悲痛万分,其属官专为他刻石立碑,以求流芳百世。这碑便是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碑质为沙石,清乾隆四十三年前(1778),已于今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杨旗田出土,咸丰二年(1852)移置曲靖城内,现在存于曲靖一中爨园内爨碑亭。碑首为半椭圆,整碑呈长方形,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额题衔5行,每行3字;碑文13行,每行7—30字;碑下端列职官题名13行,每行4字。全碑共400字。除题名末行最下一个字残缺外,其余均基本上完整清晰可见。碑左下方刻有咸丰二年七月曲靖知府邓尔恒的跋,记录碑的出土及移置经过。
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即公元405年,也即爨宝子极短暂的人生结束后2年。当曲靖知府邓尔恒发现时,已经过了长达1447年的岁月。而邓尔恒发现时,此碑也已出土74年,经历了近四分之三世纪的沧桑,终被人发现,不能不算是短命的爨宝子的福份。若不如此,后人就连显赫数百年的南中大姓爨氏也更知之甚少了。不过,要不是曲靖知府邓尔恒超乎凡人的眼力,此碑的留存于世也便成了不可能的事。
咸丰二年,曲靖知府邓尔恒一日进厨房,偶然发现豆腐上竞有字迹,仔细辨认,得知这是史书记述的爨书痕迹。邓尔恒不由得大为惊异,急忙唤厨师询问,才知道卖豆腐的人是城南数十里的越州杨旗田人。碑石是在耕地时发现,搬回家做压豆腐的工具。邓尔恒喜获珍宝,派人用牛车运回城内府中,后置于城中武侯祠(今曲靖火柴厂)。然而到了此时,爨宝子碑的命运仍在难卜之中。1927年,以龙云、胡若愚、张汝翼、李选廷等镇守使为首的新军阀,联合发动“二•六”政变,取代了唐继尧的旧军阀统治。唐继尧在幽禁中愤懑吐血而死。随后,早就貌合神离的新军阀之间矛盾激化,胡、张发动的倒龙战争爆发,并随着战争的进程,战争中心转移到曲靖。被围困于城中的胡、张军将该碑撬去筑工事,濒临厄运。后幸得城内一位靠拓售此碑帖为生的寒土张士元发现,搬回家中作榻,方免遭毁坏。1937年,此碑移入曲靖中学新建爨碑亭存放,至现在,为后人提供了南中爨氏统治时期的宝贵史料。特别是为研究我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证。清代以来的史学家书法家们对其十分重视,这足以让咸丰年间的曲靖知府邓尔恒及民国早年的张土元等九泉之下含笑。
爨宝子碑,也称小爨碑。其原因在于它的规模、字数等都不及今陆良薛官堡的爨龙颜碑,由此区分为大爨、小爨。二碑历来并称“二爨”。爨宝子碑立碑早于爨龙颜碑53年,为南朝碑体之首,素有“南碑瑰宝”之誉。此碑于咸丰二年重新发现后,书法爱好者尤为珍视,莫不拓本珍藏。康有为称其书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当为“正书古石第一本”;清末云南名土袁嘉谷为之撰写楹联:“奉东晋大亨瑰宝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此碑的书法在隶楷之间,体现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风格,还为汉字的演变和书法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日本书法家曾多次组团前来临赏研究。其极高的书法艺术成就在我国的书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6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这块历尽沧桑的爨宝子碑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重新修建碑亭,加固碑座,划定保护范围。近年,地方政府极为重视此碑,在曲靖一中修建“爨园”,使此碑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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