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所听信的一切，是其愿望之反映，且常常是无意识的愿望。每当人看到一个不称心的事实，便会百般苛察，拒不接受，除非证据确凿无疑。反之，如果某种说法提供了一个理由，令其可为所欲为，人便会欣然接受，哪怕只是捕风捉影之词。这就是迷思的起源。

正如柏拉图在洞穴比喻中所言，人们肉眼看到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影子，在这个由利益集团和大众传媒推动信息和意见传播的时代，人们未经批判地知觉到的，并非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拟像。
出于内心无意识的好恶和思维的惰性，人们容易相信一些迷思，尤其是对于自己所不了解的，然而无法回避的现实――中国的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就是这样一个笼罩着重重迷思的现实。

世界看中国，往往被这些迷思所干扰、所迷惑。甚至，当这些迷思经过多次自我复制、变异传播之后，中国自己看自己，也会受它们的诱导和误导。因此，认识各种迷思及其繁衍谱系，增强辨别力，是形成理性、成熟的中国观所必须经过的历练。
另一方面，迷思并不全然荒谬，它们有时包含着某些片段的真相、有用的警示甚至是值得吸取的教训。当我们有能力辨认迷思及其思维误区，我们也就有能力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丰富我们的智力“武库”。

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端，当中国的世界性存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学习甄别世界看中国的迷思和真相，吸取其中的警示与教训，是中国走向成熟大国的自我教养的当务之急。
《第一财经日报》曾经尝试梳理过世界看中国的五大迷思及其谱系，并评估其认知价值，这种梳理和评估的不完备，需要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现实认知来丰满与完善。但我们相信，这样的思维锻炼是有意义的――不仅对我们个人，而且对我们所共同建设的这个国家与时代。

1 中国威胁论
诞生时间：20世纪90年代
旁支变种：中国黑客威胁论、
中国食品安全威胁论
迷思指数：★★★★
警示指数：★★★★
当前活跃指数：★★

日益强大的中国对由美国及其盟友所主导的国际和区域秩序构成一种潜在或现实的威胁，是“中国威胁论”的核心论点。
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贞在《诸君！》杂志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是为“中国威胁论”始作俑者。
1992年，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Ross H. Munro）在《政策研究》上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吹响美国“中国威胁论”的第一声号角。
1997年，第五次台海危机刚刚过去，美国报人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前述学者罗斯?芒罗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风行一时，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全面、代表性阐述。

此后，随着美国几次涉华军力报告的出台，以及《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政治献金案”等污蔑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对美渗透事件的发生，“中国威胁论”都会适时抬头。并且，通过媒体的渲染和联想，由最初的军事、战略威胁论，演变出经济威胁论、计算机黑客威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等变种――来自中国的威胁，似乎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威胁论”显然是一个经典迷思：它捕风捉影――芒罗等人信誓旦旦认为“不可避免”、“即将到来”的美中（军事）冲突，在现实中并未发生。它符合某些政治派别的意识形态偏见和现实政治利益――把中国设为后冷战时代的主要假想敌，一方面延续了冷战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另一方面可以为美国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甚至为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局势提供论据。它骇人听闻，能极大触动公众心理――在冷战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对“敌人”和“威胁”的存在具有天然的敏感。它还善于运用许多感性符号――陌生而神秘的中国以其庞大人口和社会主义制度，成为脸谱化、妖魔化的理想对象，笼罩一切的红色背景和火龙，能激起深藏于西方人宗教文化基因中的恐惧感。

谁的秩序，什么挑战？
从最根本上来说，在某些人的感知中，中国所“威胁”的其实是冷战之后美国及其盟友一厢情愿认可的“国际秩序”。如果追问下去，为什么某种既定的地区格局和国际秩序就应该永远维持下去？世界各国国力的消长，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国际秩序由某一个超级大国来安排，这种“霸权稳定”也只是值得推敲的假说。自认为主导了某种秩序的超级大国，倾向于把一切新生力量视作对这种秩序的挑战甚至威胁。但是，国际秩序为什么不可以来源于各国的平等协商、谅解互信、良性互动？

随着美国对如何维持国际秩序的看法有所转变和中美两国沟通的密切化，“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他者，很可能仍被暗中视作不信任和提防的对象。此外，中国周边或同中国交往较多的一些国家，难免同中国存在一些利益计算和现实博弈，它们也容易接受一些人在国际上散播的“中国威胁论”。中国需要注意打造透明、开放、建设性的国际形象，帮助人们打消疑虑。

担忧人口总量巨大的中国会耗尽，至少是同其他国家争夺世界资源，是“中国引发资源危机论”的态度。
其最早的例子是“中国粮食危机论”。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发表论文《谁来养活中国？》，并于一年后出版成书。
布朗认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在其持续的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的改善，未来的粮食需求将大幅度增加，但由于发展中出现的“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和“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未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会下降，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是巨大的粮食缺口。
为此，中国将越来越依赖粮食进口，并因此冲击世界粮食供应和价格。即使中国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国际市场也不可能向13亿中国人提供如此巨量的粮食供应。作者预言中国的粮荒将冲击世界。

新兴国家：发展也是罪？
认为中国对世界资源消耗过多、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形成威胁的观点，表面上是很有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但是如果把这种观点绝对化，并且用来压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合理需求，则体现出一种狭隘性。
就拿粮食危机论来说，事实是，中国通过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对粮食自主的坚持，成功地养活了13亿人，并没有引发世界粮食危机。倒是发达国家近几年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垄断和对生物能源的失衡投入，引发了2008年的国际粮食危机，令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不得不面临饥饿威胁。

就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而言，中国并没有像历史上某些强国那样，为了资源对某些地区进行军事介入，搞殖民，而是通过同资源出产国的各种互惠合作，保障自身发展所必需的能源和资源供应。
资源的确是有限的，但这种有限并不是绝对的，科技进步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资源短缺问题，或者发现新的资源。以资源的有限性为理由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是公平的吗？毕竟，在历史上消耗最多资源的，恰恰是发达国家。
PS：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4.6%，但消耗能源占了世界的23%！

但是，中国引发资源危机论仍是一种需要谨慎应对的迷思。因为它符合人们根深蒂固的自私心理――当油价腾贵甚至牛奶价格上涨之时，外国消费者很容易轻率地相信：是十几亿中国人抢走了“我们的”汽油和牛奶，尽管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成熟的思维方式。
为了消除这种迷思的负面影响，中国可以更多地展示自己在高效利用资源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和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帮助许多国家掌握了杂交水稻技术，中国如今还是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中国还可以在国际多边议程中代表发展中国家，敦促建立更公平、更具有普遍受益性的资源分配体系。

4 中国责任论
诞生时间：21世纪10年代后半期
旁支变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金融危机中国责任论、中美共治世界论（G2）
迷思指数：★★★★
警示指数：★★★★★
当前活跃指数：★★★★

伴随着乔治?W.布什2004年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较大变化，由过去的“恩威并施”，向示好笼络转变。2005年9月，新上任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一篇国会演讲中把中国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长期受美国猜忌的中国听来，此言颇为顺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也乐意接受这一定位。
然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表述暗含两种解释向度。如果侧重“利益攸关方”来看，这一定位显得颇为务实，并暗示了一种乐意随时沟通、调整与妥协的态度――就像生意场上的伙伴，一方面在商言商，清楚维护各自利益的基本立场，同时又准备为了达成合作而求同存异。因此，中国比较愿意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一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