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先生谈到旗袍和长衫，勾起了我的回忆。
印象里我总是把阿爷和长衫连在一起，我从来没见过阿爷穿西服，更不要说中山装了。春秋两季总是灰色长衫，冬天是棉长袍，夏天才穿短衫：绸上衣或者在家里披件有钮扣的汗衫，下边必定绸长裤。当年热天男人常赤膊（北方人叫光膀子），奇怪的是阿爷在家里永不赤膊，连短袖汗衫也很少穿，自然也没见过他穿短裤。
虽说阿爷吃了一辈子银行饭，年青时还在英国汇丰银行待过多年，他始终不穿西装，长衫穿了一世，银行对他的影响是西裤和皮鞋。冬天是花呢或哔叽呢长裤，春秋天则变成了派力斯呢的；而皮鞋颜色随季节变化，式样总是硬底尖头，他不穿布鞋，那怕在家里也穿皮鞋，为此我甚感奇怪---------
上海“解放”后没几天，中央银行变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阿爷便从银行退职回家，所以他可以不必穿中山装（或称毛式制服）。他在家读读线装书打发日子，有时去“杏花楼”饮茶会友。“文革”开始后，“杏花楼”不去了，散步到四川路桥“新亚”吃杯牛奶再踱回来，仍然穿长衫--------万幸没有被红卫兵把长衫当作“四旧”剪掉---------运气真好！
五十年代初上海还保留“文明结婚”，有一位亲戚家婚礼办在锦江饭店，请阿爷担任证婚人。大概当证婚人是件很有面子的事，阿爷那天穿得很“挺刮”：长衫是很喜庆的巧克力色，不知是什么贵重呢料（平时很少穿），衣襟荡着一根金表链（怀表），胸前飘着“证婚人”绸带。当新郎新娘在“婚礼进行曲”中步入大厅时，场面壮观：前有金童玉女般的“小宾相”散花开道，后有俊男靓女“男女宾相”护驾，我正在大嚼“叉烧包”，此时也停下加入欢呼扔彩纸屑的人群（下午举行婚礼时只供应“茶点”，点心很多我们小孩都吃饱了，晚上的宴席小孩多数吃不下），而主宾桌上的阿爷正襟危坐，不动筷子。当司仪请证婚人致辞时，阿爷走到台上不用讲稿满脸笑容地讲了一通老话，只是最后才“与时俱进”希望新人投入新社会的建设-------
74年享年80岁的阿爷走了，是穿着长衫走的。 注：宁波人称祖父为阿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