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大打出手，旗鼓相当，一时朝中一片混乱。刚上任的都察院的老大左都御史孙玮坐不住了——其实他本来就不怎么坐得住，当初署理都察院时东林党看不上他，新老三党也没看上眼，受夹板气，一直藏头露尾。
四十一年正月，孙玮就任左都御史，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他必须站出来说话了——上疏参人的是御史，被参的也是御史，他这个御史长官不表态不行。御史孙玮表示荆养乔革职，熊廷弼听勘——自然是解职听勘。这个提议立刻为万历采纳，却一下子得罪了三党尤其是楚党。
官应震、吴亮嗣大怒之下双双上阵，孙玮哪里能受得了？当即上疏求去。在攻击孙玮之余，吴亮嗣和姜性和还上疏说前桐城知县徐从治因编审事与当地乡绅闹了矛盾，乡绅以公启交给荆养乔，荆养乔就以公启弹劾知县徐从治。当时河南巡按御史桐城人方大镇即将上任，但东林党人吏科给事中李成名就以这个事情作为借口上疏阻止方大镇上任——方大镇是桐城本地人。现在荆养乔本来应当去任，却找茬在这里弹劾熊廷弼，显然是想赖在这里。
此时已经有对熊廷弼有利的消息了——首先是梅氏兄弟早就被前任巡按御史抓起来了，现在还以受贿和窝赃蹲在大牢里，好久没有结案。很快应天府巡按御史徐应登上奏详情，说梅氏兄弟的奸情属实，熊廷弼的批示是“兄弟聚尘、恨不手刃”，“甑破至此、勿留辩窦”；而荆养乔也有批示，是“振祚等一徒未尽，厥辜宣祚等，名教难容”。随即说明冯应祥、苏海望等人当时对操抚屯仓按江诸院行贿，已经被郡县列为劣生。苏海望、李茂先、冯应祥、芮永缙四人被指认为主使，只是冯应祥腿快已经跑没影了，而苏海望等三人被熊廷弼革去秀才的名分并打了一顿板子。因为苏望海是首恶，所以打得最多，另外两人少打了几板子。而芮永缙死的时候距离挨板子已经二十日，这属于“获罪而自死”。至于熊廷弼是否取媚于汤宾尹，此事调查结果是汤宾尹与梅氏兄弟没关系，和死人也“绝无纤芥之隙”。并且指出熊廷弼历来“以力挽颓风为已任”，此事本属于杀一儆百之举，但没想到有人借死人造谣。而荆养乔听信传闻，又因为经常看到熊廷弼“才情气魄咄咄逼人”与熊廷弼一直不和，所以听到“风闻”就上奏了。最后，徐巡按说了一通大道理——“事当以明白直截为断，而牵缠暧昧者可勿。论人当以生平本末为断，而意气诖误者可勿。论则廷弼之心迹自明，而餋乔之生平亦在外，此可都无苛求急需后效，以成二臣平日之品”。
事情搞清楚了，东林党人无话可说，三党的反击开始。

但小打小闹是有的，熊廷弼已经交给张问达勘问了，看来一半时也不会有结果，而关于会试弊案的争论还没结束。礼部在孙慎行的主持下拟定以关节罪将韩敬免职，予以冠带闲住。但是争论极大，因此礼部申请将此案交给法司——张问达主管，这是自己的地头。万历答应了，但三党议论纷纷从中作梗，于是此案就此僵住。
两个案子僵住，双方都绞尽脑汁寻找对方的突破口，暂时都没不到，于是三党干脆直接下手了。先是没完没了地骂在会试案中找三党麻烦的吏部侍郎孙慎行，终于逼得孙慎行“拜疏出城”，并且在八月十四日正式拿到辞呈回家。二十三日，叶向高也“回籍调理”去了。
也就是在这年秋天，吏部将御史宋陶、潘之祥，给事中张键，南京给事中张笃敬统统以年例外转——这四位有的攻击汤宾尹，有的攻击熊廷弼，有的两人都攻击了。但这次外转依旧没有通知都察院和吏科。随后在科道考选中，中书舍人张光房，知县赵运昌、张廷拱、旷鸣鸾、濮中玉应该入选，但因为这些人的立场和言论于玉立、李三才这些东林党骨干差不多，于是将这五人统统发到六部去干主事——这些事都说是文选司郎中王大智干的，因此东林党人御史孙居相、张五典、周起元纷纷上疏指斥，并且给五个落选科道鸣冤。
十月十四日，东林党人新任吏科科长李瑾将自己的第一把火烧到了王大智身上——李瑾是九月二十九日上任的，名副其实的三把火。李瑾上疏列举三件事指责王大智“违制循私”。御史唐世济上疏给吏部辩解，同时指责孙居相。惹得孙居相和李瑾大怒，连续发动反击，立刻三党言官纷纷出马骂了孙居相一顿。孙居相发觉矛头不对，于是掉头又向王大智开火，如此折腾之下，王大智只好称病去职，而外转官员的奏疏也被万历留中不发。
三党这次操作完全失利，相当着急上火——此时内阁吴道南尚未报到，方从哲独揽大权，这种好时机必须有所收获！东林党人也知道形势不好，于是纷纷上疏要求增选阁臣。而三党方面琢磨来琢磨去，目光落在李三才身上——这个人如果被起用，形势会相当不利。
于是三党方面开始造势——完全不提李三才，与东林党揭发会试弊案前先拿顺天府乡试做引子这个手段如出一辙。九月十八日，工科上疏说工部内部监守自盗的情况十分严重，甚至上溯到了十年前的情况，尤其是认为木料方面有大问题。这封奏疏并未引起争议——万历没有下发，也没有东林党人接招，搞得三党只好正面动手了。
河南道御史刘光复率先上场，他上疏弹劾李三才盗用皇木两批，第一批三万三千六百二十二根，第二批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四根，这些木头被李三才拿去营建私宅数百间，建造花园侵占了皇木厂土地上百亩，并且动用官军做工，甚至连砖头都是用的城砖；同时指责李三才和于玉立“遥执相权”，顺便把叶向高也拉下水。
李三才知道自己成了靶子以后当即上疏请万历派宦官去查问。这下被刘光复抓到把柄了，十一月十八日，刘光复上疏，说李三才进行自我辩白，那么就回答用了皇木或者没用皇木就是了。可是李三才对之前的指责避而不谈，且“词锋闪铄神情周章”！大明建国二百年从来没有让太监去勘问外官的事情，李三才请求派出公正的太监去他家查验，难道上至九卿下到百官就没有一个公正的么？最后刘光复要求万历将奏疏下发，搞清八万五千四百多根皇木的下落。

随即给事中刘文炳、姚若水、官应震，御史刘弘光、潘汝桢，监工御史李徵仪等人连续上疏支持刘光复。工部署部事右侍郎林如楚也说皇木散失之事“言官指摘有据”，请求万历下旨勘查。十二月二十二日，刑科署科事给事中姜性在一份奏疏中说李三才家的花园占了户部的地，已经不单是工部的事情。
一时举报的举报，支持的支持，揭发的揭发，可是万历没下旨勘问，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事儿理都没理——直到两个人上疏，使得争执越发激烈。
这两个人一个是工部郎中聂心汤，另一个是大理丞王士昌。这二位李三才在任时提拔推荐的，于是在这二位上疏之后李三才火冒三丈，上疏要求抄了自己的家！御史刘廷元立刻带着一群御史上疏攻击李三才，而潘汝桢专门上了奏疏骂个痛快，直隶巡按颜思忠也上疏支持刘光复。一顿围攻下来，李三才受不了，只好上疏请求诸位大臣“会勘”，同时还说请皇帝亲自去看看——听到这话，万历终于下旨了。
四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工部提议由兵科给事中吴亮嗣主持这次会勘，监工御史李徵仪也去。万历当即批复同意。二十六日，勘查的人回来了。
吴亮嗣上奏，说第一次运到的木头根本没有送到皇木厂，而且也没有支付给商人银钱，举火是李三才的仆人骗买，不过此事已经过去十几年，已经找不到商人对质了。而第二批木头在停泊时被洪水冲走了，最终捞到三万多根，被李三才的家仆李七强行买走。吴亮嗣又说自己带着商人去李三才家查看，李家一二三重和右面的高楼已经完工，使用的木料大部分为杉木；据同去的商人指认，最后一楼大部分是以第二批木料所建，并且吴亮嗣指出李三才的家宅“琳琅精巧骇心夺目”。吴亮嗣又说李家东面有一块空地，就是皇木厂的旧地，李家仆人说已经租佃了。最终吴亮嗣建议将李三才的家仆李七、李四和商人、工匠统统抓起来交付给法司严刑讯问——万历当即批复交给法司审问。
正月三十日，熊廷弼有说法了，张问达终于勘问出了结果上报。认为荆养乔和熊廷弼因为平日不和导致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熊廷弼“严肃公明”，“杀人媚人”不能成立；建议两个人都应该起用。刑科给事中郭尚宾当即指出荆养乔当时擅自离任应该予以惩戒。不过无论如何，熊廷弼的罪名总算是洗清了，当然，张问达庇护荆养乔也是板上钉钉的。
吏部动手了，二月，文选司署郎中事主事胡来朝将兵科科长张国儒、御史马孟祯、徐良彦外转，这次还是犯了老毛病——没有与都察院和吏科商量。意思很明显，让都察院和吏科死心，以后别掺和外转。二月十四日，吏科科长李瑾上疏弹劾胡来朝，指出兵科科长张国儒已经名列京卿会推，按照惯例不应该外转。二十五日，胡来朝上疏辩解，说按照规制除了吏科科长其余“才力政绩”不够的科长都可以外转。争了几次，万历将外转奏疏留中不发，并且于四月二十六日批准胡来朝“回籍调理”，三党利用外转打击东林党的努力再次宣告失败。
外转没搞明白，但对李三才那边三党一直没放手，三月初七，刑部上奏，说准备对李三才的家人依律办事，至于李三才本人则“另候公议”，准备“听圣明裁夺”。而户部那边也开始核查被李三才占去的十八亩地，户部署部事左侍郎李汝华差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结果。御史刘光复指责李汝华顾虑重重不敢上奏事情，搞得李汝华在四月十二日上疏求去。万历要求李汝华赶紧出来供职，但同时要求必须将户部被占地一事查明回复。至此，李三才被三党抓死，东林党人根本不敢出头营救，别说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快没了，形势对东林党越来越不利。

雪上加霜，四月，本来兼署都察院的刑部侍郎张问达被解除了署理都察院的任务，更缺德的是万历并未任命接任人选，而是“封印于库”。张问达只好署理自己的本部——刑部的事务了。
五月初三，推辞了好久的吴道南终于到内阁报到，对于东林党来说，这算是个不错的消息——吴道南是万历十七年榜眼，这位老兄因为揭发三十八年会试弊案与三党结下了梁子，而入阁时又与三党中的工科给事中刘文炳结仇。
明代大臣入阁有个与六科官员的见面会，官员们要送上自己的名刺（名片），吴道南不知道怎么回事独独把刘文炳的名刺退回，并警告刘文炳“莫学严嵩”。真不知道吴道南脑子里哪根筋抽了——起码本人是看不出刘文炳有严嵩那样的出息。
这位刘文炳是二十六年进士，后来和熊廷弼一起被考选为科道，是三十九年京察的一条漏网之鱼。在京察之后刘文炳几次上疏弹劾当初“五鬼”之一的徐缙芳贪污，并说赃私“数十万”，搞了好几年最终把徐缙芳搞得被削籍为民（此时还没搞倒）。此次被吴道南如此羞辱，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不论吴道南是拿到了刘文炳什么把柄或者是单纯的政治表态，总之已经表明和三党的对立态度。东林党人可以喘口气了，要知道叶向高走后至今，东林党人虽然搞掉了两个文选司的主管，但局势上越来越被动，在内阁没有发言权是致命的弱点。
当然，东林党人更高兴的事情来了——第二天，梃击案发。
五月初四下午酉时，一个不知道来历的男子拎着一根枣木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打伤看门的太监李鉴，闯到前殿檐下时被太监韩本用等人生擒，随即交给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第二天端午节，估计万历正在吃粽子的时候太子派韩本用等人将事情汇报，万历当即下旨交给法司审问。
初六，负责巡城的陕西道御史刘廷元就上报了审讯结果。说这人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氏；在审问的时候这家伙满嘴颠三倒四像个疯子，还说什么“吃斋讨封”；从行为上来说像个“疯魔”之人，但这人相貌奸猾，难以确定口供真伪，因此建议详细审问。万历当即批准了刘廷元的建议，案子被交到刑部山东司——当时都城的案子都归山东司负责。
这次审理由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主持，胡士相是刘廷元的姻亲，他和劳永嘉都是浙党分子，因此审问结果与刘廷元大致相同，只是更详细。根据他们的审问的，张差是个卖柴草的苦哈哈，因为被人把柴草烧了而与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结了仇——万历给郑贵妃在蓟州的黄花山修铁瓦殿，这两位太监打算烧些砖瓦捞点外快；当地人李自强、李万仓经常送灰，因此算得上与庞保、刘成的生意伙伴。这二李打算借势强买张差的柴草，结果张差不卖，二李就一把火将柴草烧了。张差跑到衙门去告状，但太监岂是他告得的？搞得不但没人管这个案子，反而把张差抓起来吃了几天牢饭，结果把张差气出了神经病。四月，张差跑到京城打算申冤，结果五月初四那天拎着家伙从东华门闯入慈庆宫，打伤门监李鉴后在前殿檐下被活捉。最后刑部建议按照“宫殿射箭放弹投甎石伤人律”，砍了脑袋就是。

结果有了，准备送交大理寺复核——大理寺也有三党的人。虽然眼下大理寺连个管事儿的都没有，但现在大理寺由右寺丞王士昌署理，这位王士昌就是李三才提拔却向李三才下手的那位。可以说，一旦案子到了大理寺，就没改了。
五月十二日，就在刑部准备将案子转到大理寺的时候，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从袖子里拿出一份审问记录。说是头一天他在给犯人送饭的时候发现张差年轻体壮绝不是疯子，于是将所有吏役赶走单独审讯。结果张差说自己被马三舅、李外父交给一个不明来历的太监，说回来后不必卖柴草了，能到手几亩地。进了京城也不知道到了哪个宅子，一个太监款待了张差一顿，然后给他一根枣木棍，告诉他冲进去见一个打死一个，并且许诺把人打死的话反而有人会救他的命；然后将张差引入，之后自然张差被一群太监活擒。
王之寀的这份单独审讯记录引起一片愕然，显然不能这样把案子送到大理寺了——大理寺并不直接审问犯人，只是调阅案卷；如果案卷出了问题，那就是刑部的责任了。
王之寀将审讯记录上奏，并且建议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审，结果奏疏被万历留中——显然万历意识到了什么。奏疏被留中，可消息却长了翅膀，朝野上下没人不知道了；党争退居次要地位，国本成了关键。而郑贵妃的小帮派显然成了幕后黑手，而认定张差是神经病的浙党甚至三党一下子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
随即东林党人陆大受上疏，要求查明那两个太监分别是谁？那个大宅子在哪儿？陆大受在奏疏中还阴阳怪气地说当初福王就藩的时候花费超过预算而上疏，导致自己“身犯奸畹凶锋”，顺带暗指此事或许与郑贵妃那伙人有关。而陆大受的同年户部主事张庭则上疏指出“君侧藏奸，上下蒙蔽”，随即又提起太子册立、结婚、讲学以及太子妃下葬等等新账旧账。现在说这么多奏章皇帝一个也不批，这事十分不妥。其意是催促万历赶紧下发王之寀的奏疏。
形势变化太快太出人意料，措手不及的三党只能硬着头皮应对，负责初审的御史刘廷元上疏建议将所有关于此案的奏疏赶紧下发给法司，进行审讯核对。御史过庭训一边提醒万历为了避免“祸生肘腋”应当从速结案，一边发文书给蓟州，要求地方官查明情况上报——所有奏疏万历一个都没下发，但肯定不是真的当成“禽鸟之音”了。
万历沉得住气，张问达行动了。这位老兄现在署理刑部，可是一看手下们完全分成两派，各执一词；胡士相建议张问达矛盾上交，由皇帝决定是否审下去——其算盘就是万历必然将奏疏留中。而主事傅梅拉了陆梦龙去找张问达，张问达于是就坡下驴，以张差翻供为理由派了七个人复审。
这七个人是胡士相、劳永嘉、赵会祯、陆梦龙、傅梅、王之寀、邹绍光，其中陆梦龙、傅梅是促成这次复审是关键，和王之寀自然都是东林党人，另外四位则同是三党战壕里的。因此在审问的时候实际只有三个人审，另外四位默不作声——甚至就连用刑也是陆梦龙喊了几遍差点喊破了嗓子才动手。而张差变了，变得“长身骈胁，睨视傲语”，没有一点神经病的意思。很快就供认引他进入的人是庞老公和刘老公，并且说已经养了张差三年了，还给了一把金壶一把银壶。陆梦龙赶紧问下这么大本让张差干什么，张差回答“打小爷。”——明朝大家私下里称皇帝为“老爷”，太子自然就是“小爷”。

听了张差这话名义上的主审胡士相立刻起身，与其他三人一起强行中止了审讯。但是张差的口供很快传开，事儿大了。五月十九日，大理寺署寺事右寺丞王士昌摘清自己，把责任全都推到刑部，他说张差之前的口供根本不可信，请万历赶紧下发王之寀的奏疏。同日，礼科给事中姚永济也上疏要求下发王之寀的奏疏。
大臣们上疏，内阁没完没了地催，而万历毫无反应。
在所有人的奏疏都石沉大海的情况下，陆梦龙向张问达提议必须从张差的嘴里搞清楚庞刘两太监的身份。于是张问达布置于五月二十日进行十三司会审，由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光、曾曰唯、赵会祯、劳永嘉、王之寀、吴养源、曾之可、柯文、罗光鼎、曾道唯、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沣、朱瑞凤一共十八人进行审讯。
这次张差供认马三舅叫马三道，李外父叫李守才，都是井儿峪的乡里乡亲，姐夫孔道就住在蓟州城里，因为送灰认识了太监。之前说的那个不知名的太监是修铁瓦殿的庞保，那个宅子是刘成的家。
庞、刘二人正式水落石出，意味着郑贵妃涉案了——事情已经大得无法掌控。胡士相停笔不写了，在张差招供有东边一起干事的时候岳骏声还怒斥其不许波及无辜，招到红封教中人的时候劳永嘉极力主张不便究竟。搞得张差以头抢地叫屈“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
不过最终刑部还是将张差的这份被处理过的口供上奏，同时派出去抓马三舅、李外父、孔道。
这次刑部十三司会审意味着东林党在梃击案中占据了全面先手，当天工科给事中何士晋上疏暗指有人在审案的时候庇护，同时要求万历将此案下发（此前奏疏一个都没发，案件依旧留在刑部），顺便提议对于红封教之流赶紧收拾掉。二十二日，姜性等一群给事中上疏表示了一大通对此案的愤慨之后，提醒万历此案的处理“尤为根本至计”。礼部署部事右侍郎何宗彦则上疏要求万历将此案下发到三法司会同九卿科道审问。也就是在这天内阁的方从哲吴道南也提请万历将案件下发到三法司。
就在这个时候，蓟州知州戚延龄发回了文书，说郑贵妃派太监建造佛寺，太监却烧砖捞外快，当地百姓很多人都卖柴草小赚了一笔。张差也跟着卖，结果被当地人烧了，张差跑到太监那里告状，结果反而收拾了一顿，于是张差恼怒之下拎着家伙要去告御状——蓟州府查明的情况和刘廷元初审供词稍有出入，但大体吻合。因此三党如获至宝，咬死了“疯癫”二字。
此时东林党拿到了张差最新的口供，而三党却拿到了初审口供的旁证，局面瞬间变得难以捉摸——三党已经找到证据了，东林党如果僵持在张差那里，案子肯定会被三党扭转方向。

老实说，看上去三党没打到几条大鱼，可是东林党此时已经没几个人了。天启朝那些赫赫有名的“君子”们这时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鱼，也就是个寸把长的小白条，根本没有搞的必要——有的人但是三党还不知道他是老几呢，哪里有精神头去搞？
不过真有漏网的，比如傅梅因为请出陆梦龙而被三党揪住名挂察典，但陆梦龙居然逃过一劫；原因是张问达给他求情走门路，最终被外转为副使。翰林院检讨缪昌期被学士刘一燝出头讲情也没倒霉，缪昌期的问题不大，就是刘文炳骂吴道南的时候被顺带骂了几句，这位老兄是四十一年进士，当时连小白条都算不上。不过刘一燝挺忙，他还得给另外一个人讲情——右中允孙承宗。孙老兄在四十三年应天乡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得罪了三党，不过看在他没和三党正面冲突的份上三党给了刘一燝面子——刘一燝干过国子监祭酒、翰林院掌院，他哥哥干过考功司郎中，极有人脉；不然三党不但不会买他的帐，还得连他一起收拾。
三党第一网收了，万历也只好下发察疏，而三党则开始忙下一件事——拾遗。
三月十三日，吏科署科事左给事中徐绍吉与其他协助京察的官员发动拾遗，原任兵部尚书王象乾、兵部尚书管都察院左都御史孙玮、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翁正春、顺天府府尹乔允升、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户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荐、原任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图、兵部左侍郎魏养蒙、总督狭西三边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刘敏宽、原任国子监祭酒朱国祯、南京太仆寺卿刘汝康、原任太仆寺卿管少卿事李时华、原任吏部稽勋司管员外郎事主事范凤翼、原任礼部主客司主事今侯补陈以闻户部山西司主事马之骏、刑部河南司主事王之寀全部被弹劾。同时朱之蕃、孙慎行、王士琦、丁启浚也被拾遗攻击。
这一网下去，可以说以往的旧仇人和梃击案之前有点名气的东林党被一网打尽了，甚至有些非东林党人士也跟着倒霉。
四月初六，万历将拾遗疏下发，在任的官员只有魏养蒙、朱之蕃被留用，其余人“调理”的调理（比如孙慎行），“闲住”的闲住（比如王图），免职的免职（比如王之寀）；之后孙玮被留用，翁正春则“在籍调理”。而南京拾遗疏则在五月十一日下发。
四月十五日，协助京察的吏科科长徐绍吉升任太常寺少卿，河南道掌道御史韩浚升任大理寺丞添注——添注就是先拿着这个职位的工资，但暂时不能管事，因为那个位子上还有人。京察差不多了，下面是外转。
六月初一，万历下发外转奏疏，谕德龚三益湖广参政、吏部郎中魏时应福建参政、江西道御史孙居相江西参政、兵部郎中高桂贵州副使、江西道御史朱万春江西参政、吏科给事中姚永济湖广副使、山东道御史李邦华山西参议、兵科给事中熊明遇福建佥事、山东道御史金汝谐湖广佥事——其中有三党的人比如金汝谐，也有东林党的人比如孙居相、李邦华。
七月，内阁次辅吴道南以给继母守制离开京师。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礼部对上疏喊冤要求昭雪的三十八年状元、会元韩敬做出回复，说“当日论者求其关节而不得，乃以考功法治之”。万历批复既然没有关节，准予昭雪，由吏部处理。三月二十八日，韩敬被降两级去南京任职。
至此，从万历三十一年开始的大规模党争正式有了结果，虽然明末党争没有结束，但万历党争结束了——三党取得全胜；而东林党自梃击案之后就偃旗息鼓，不再做任何反抗——知道反抗也没有用处，也没有能力反抗，只是静静的等待万历的追悼会，他们也没有等太久。
（完）

当这些问题抽丝剥茧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突然很想知道, 在那个时刻, 钧上对这种党争的局面, 能看到多少?
那么沉得住气,固然是一种成熟的政治手段, 然而又有多少是不得已的选择. 身居高位,一举一动影响非小,静摄, 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看了一晚上终于看完了，虽然好像什么都没看懂...好多好杂俺智商捉急......给楼主点赞~好厉害！！收藏起来再看！

忽然发现，前台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幕后一个淡然的皇帝，这是绝好的小说题材……

钱如命，你想怎样改就怎样改好了。但要是搞不好，哼哼

再看一遍.
我觉得这文笔和见识可以考虑出书呐

万历多聪明，把那个位子摆在那，你们文官去抢，我拍板。。。直接避免了皇权和相劝的直接对峙，而且也避免了太监的参政。。万历从他前辈身上得出了经验，直接跳出了擂台，去当裁判了。。唯一对皇权有威胁的相权紊乱，对皇权的稳定是好的。。但是皇权的执行还是要靠相权的发挥。。。对党争太纵容了。。。
皇权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相权，并能给与一定的支持，维持相权相对程度上的稳定，相权依靠皇权给与的权利发令行事，皇权依靠相权的稳定去发挥执行力。。。。。
虽说明亡于党争，但也是内阁发展到一定程度，皇权，相权无法找到平衡后整个系统发生了崩溃。。。
内阁制度是不错的，问题就出现在相权是皇权赋予的，指定者就是皇权，没有严格的制度和规则，所以才会争。。。而作为皇权发言人兼裁判的万历没有很好去维持这场赛事。。。
相权紊乱，无法发挥能力维持朝局稳定，随后的皇帝更是无法掌控局面，直接导致各路宵小上台乱战，等崇祯想上台的时候，才发现各打各的，已经没时间去平衡了。。。。

万历不搭理这些官僚,就管收税,军事,赈灾,修河之类的事情,是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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