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知最早出现的以语言作为分类标志的有关“客”的文字，则是雍正《揭阳县志》，该志记载了顺治初年，揭阳爆发的“九军之乱”，县志称“九军”为“（犭+客）贼”，而称讲福老话的则为“平洋人”。其记载为：“（犭+客）贼暴横，欲杀尽平洋人，憎其语音不类也。平洋各乡虑其无援，乃联络近地互相救应，远地亦出堵截。”在此，语言成为划分不同人群标志。而在由“平洋人”撰述的县志中，“客”字则被加上了带有明显歧视意味的“犭”旁。[1]这一做法在其后来的县志中得到继续，在乾隆年间所修的《揭阳县志》中，方志编撰者采取了与前志一样的手法，将此事记载如下：
顺治元年甲申正月（犭+客）贼通闽贼、阎王老等数千人突至县西关，知有备，遁去。
（顺治二年）七月初六日（犭+客）贼寇官溪，乡兵奋击，杀贼众四百余人，弃之于水。
（顺治三年十一月）是月（犭+客）贼引众欲尽杀平洋人，平洋诸乡知其无援，远近互救，贼宵遁。[2]
县志将不同语音引起的斗争载入其《兵燹》一节中，明显将“九军之乱”视为一种非正义的行为，正是在这种土客矛盾中，客家由一个方言群发展而成为一个有某种族群自觉意识的群体——摘自温春香《从流民到客家：客家族群意识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