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音乐——发展史（七） 

　　隋唐时期新兴起的民歌称“曲子”，其中包括汉族和其它民族的民歌，后来乐工也模仿创作曲子。仅仅敦煌发现的曲子歌词就有五百多首，涉及的调名有七八十种。曲子词的句式大多不局限于五、七言，而是“杂言”，即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些词，例如《竹技词》，虽然也是七言，但每句中间和末尾加上衬词，衬词部分由众人和唱，成为一人唱众人和的形式，就比一般的七言四句活泼多了。用五更、十二时排比演唱各种内容的特有民歌格式，已在曲子中出现，这种能包容各种内容，又便于记忆，便于流传的特别格式，后来流布很广，而且一直延续到现代。曲子虽有创作的成份，但多数是为较为固定的曲子填写歌词的。为乐曲填写歌词恐怕历史比较久远，到汉乐府以后，这方法已经常被采用了，只是一直带有随机性，并不能成其为一个专门门类。隋唐以后，情形有了变化，政治经济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使音乐开始从王公贵族的豪门深院走向庶民社会，一般民众取得了较多的享有音乐的权利，而为曲子填词正是适应这一社会需求的很好选择。 


　　曲子产生自民间，便学便记，亲切熟悉；填词又能使它注入新鲜内容而大大增强了可塑性、灵活性。所以利用曲子填词不久就形成了社会风气，敦煌曲子词的作者面较广已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新的曲子还在继续产生，另一方面旧的曲子经过社会筛选，基本固定下来，这些较为固定的曲子，包括前代流传下来并经过筛选的乐曲，例如大曲的某些段落，便是曲牌（文学家称之为词牌或词调）。曲牌的诞生，宣布了一个新的音乐体系行将诞生。曲牌产生的意义并不在于仅仅将曲牌作为音乐素材，更重要的是，它将形成一种新的音乐发展手法，新的音乐结构、组合体系，而这一体系，将从那时起一直贯穿至今，从而影响其后历史上市民音乐的整个进程。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宋代还是我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 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 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

五线谱、简谱的来历 

目前，我们使用最普遍、最熟悉的乐谱就是五线谱和简谱，二者皆为舶来品，五线谱是十九世纪西方宗教东传的伴生物，简谱则是本世纪初学堂乐歌运动者们自日本带回来的“经”品，它们的来历，习乐者不可不知。 

　　一、五线谱 

　　目前世界上通用的记谱法。在五根等距离的平行线上，标以不同时值的音符及其他记号来记载音乐的一种方法。 

　　五线谱的前身可追溯到中世纪的纽姆记谱法及有量记谱法。纽姆谱以横线为标准，用符号表示音的高低，但不显示音值长短。从7世纪起，这种记谱法出现于欧洲天主教堂内，最初只用1根线代表F音高，11世纪经阿雷佐的圭多逐步发展成4根线。规定音高为d、f、a、c，并将f线画成红色，c线画成黄色（后成为五线谱中高音及低音谱号的起源）。13世纪有人使用第5根线，成为五线谱的前身。16世纪又有加线的办法，使音高的记载更完备。 

　　有量记谱法为13世纪科隆教士弗兰科创始。这种记谱法用音符、休止符和记号严格规定了音的长短，是对纽姆谱的补充和丰富。在1450年左右，音符是涂以黑色的，称为有量黑符，以后改用空心音符，称为有量白符，这种记谱法在西方使用到17世纪左右。 

　　五线谱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出现，到17世纪逐步完善，18世纪开始定型而沿用至今。如小节线原用于文字谱，17世纪末被五线谱所采用；升降记号通用于18世纪，表情记号取有量记谱法；装饰音记号源于纽姆谱，17世纪系统化用于五线谱。 

　　五线谱传入中国，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1713年的《律吕正义》续编，书中记述了五线谱及音阶、唱名等。五线谱在中国逐步流传和使用，则于19世纪中叶以后随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及新学的兴办而有所推广。 

　　二、简谱 

　　一种简易的记谱法。有字母简谱和数字简谱两种。一般所称的科谱，系指数字简谱。数字简谱以可动唱名法为基础，用1、2、3、4、5、6、7代表音阶中的7个基本音级，读音为do、re、mi、fa、sol、la、si，休止以O表示。每一个数字的时值名相当于五线谱的4分音符。 

　　数字简谱的雏形初见于16世纪的欧洲。17世纪时法国天主教方济名会教士J·J·苏艾蒂加以改进后用来教唱家教歌曲。18世纪中叶，著名的法国思想家J·J·卢棱再加改进，大力倡导，并编入他的《音乐辞典》之中。19世纪，经过P·加兰、A·帕里斯和E·J·M·谢韦3人的继续改进和推广，才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使用。因此这种简谱在西方被称为“加—帕—谢氏记谱法”。 

　　19世纪末叶，简谱传到日本，再传入中国。1904年沈心工编著出版的《学校唱歌集》是中国最早自编的一本简谱歌集；之后逐步普及到各地的学校，30年代随着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简谱得以在群众中广泛流传。 

　　由于简谱的记法与中国的工尺谱（流行在中国民间的一种文字谱）相当接近，在中国简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是把简谱吸收的最好、最发扬光大的国家。而五线谱，通过教育体制，以西方为中心的音乐教育，已基本流行于各个国家，在院校里也是必修项目之一，它为世界音乐统一于一谱提供了基础。

上古音乐——辉煌的地下音乐宫殿 

　　1997年5月，湖北省随县城郊擂鼓墩曾侯乙大墓揭棺。一套坚毅地挺立了2400余年的钟架和上面悬挂的总重量达5000余斤的64件编钟，以青铜时代凝重森严的风格和钟磬之乐庞大奢华的气魄，赫然托出春秋战国时朗诸侯国宫廷中音乐活动的场面。 


　　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脉络，一位音乐史家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产生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在于社会生活因经济的、政治的原用而发生的剧烈变革。”曾侯乙墓出土乐器，集大成地反映了钟磬之乐的全部成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留给中国音乐史的最有价值的礼物。 


　　该套编钟钟架共分3层，高3米，由6个青铜佩剑武士，以头和双臂承顶横梁。全套编钟共64件（其中钮钟19件、甬钟45件，另有傅钟1件），分列八组，呈一图形排开。另一面则是分列四组的32件编磬。最大的甬钟通高153.4厘米，重203公斤。最值得注目的是，每件甬钟都可在隧部、鼓部敲出相距三度的两个乐音，并在相应的部位镌刻着所发音高的音级名。一钟双音是先秦乐人、工匠的杰出创造。它的奥秘在于钟体的横截面是合瓦形，两端锐角部分利于声音衰减、且在振动中形成两条音响节线走向，敲击一个发音点，一条节线走向共鸣，另一基频便受到抑制，反之亦然。这一声学成果概括了古代制造工艺中几何形状、结构比例、化学成分、热处理技术等多方面的成就，体理了古代音乐家和工匠的卓越才华。 


　　由于一钟双音拓展了音域，致使全套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a1--a4)，比现代钢琴仅少一个八度，其基调也与钢琴的调高（C大调）相同。这一公元前5世纪乐师们音高标准的选定，反映了人类听觉生理的最适度的界限。在中间的二个人度内，12个半音齐备，可以在旋宫转调的情况下演奏七声音阶乐曲。仅此一点就充分证明了当时人们音乐思维的成熟和乐器本身的完善。更值得珍贵的是，全套编钟上刻有2800多字的错金铭文，它准确地记载了当时楚、齐、晋、周、申与曾国使用的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照参见情况，整套术语环环柑扣，精密明晰，成为一部凝铸在钟壁上的闪现着2000余年前音乐家智慧的乐理书，也是一部镌刻在钟壁上的沉甸甸的历史。 

　　曾侯乙墓还出土了一批配套的竹木丝弦乐器，计有： 

　　十弦琴（l件）、五弦琴（l件），二十五弦瑟（12件）、鼓（4件），笏（2件）、排箫（2件）、笙（5件）。人们因此称它为“地下音乐宝库”、“古代音乐文化光辉创造的历史见证”，这是当之无愧的。

近古音乐——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 


　　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1031一J095）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一书中，记录下一则珍贵的资料，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教坊伶人徐衍奏稽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位，只用一弦终其曲”。据《事林广记》说： 

　　“稽琴，二弦，以竹轧之，其声清亮。”更早有唐人谢清昼《观李中丞洪二美人唱歌，轧筝歌》的诗句，“轧用蜀竹弦楚丝”，依稀透露出我国弓弦乐器产生流传的信息，但今日拉弦乐器的始租到底是什么形制，何等模样？片言只语的文字描绘很难传达其完整的历史“真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什么能比图像更逼真他说明弓弦乐器的产生年代和展示其具体形象了。宋代陈旸的《乐书》就是这样一部文图并茂、规模宏大的音乐百科全书。陈旸，北宋福建闽清人，自宋神宗熙宁、元丰（1068一1085）年间开始编纂此书，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进献于宋徵宗赵佶，历时近40年。《乐书》卷目浩繁，共达200卷之巨。上篇称《训义》（1一95卷），摘录儒家经典《礼记》，《周礼》、《仪礼》、《诗经》、《尚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盂子》等书中有关音乐的章节，并逐条逐句加以诠释。下篇称《乐图论）（96一200卷），内容包括乐律理论、典礼音乐制度、乐器、声乐、乐舞、百戏等。其中，乐器、声乐及舞蹈杂技三类，再依雅部（庙堂）、胡部（外族）及侣部（民间）划分，而胡、雅、俗各部的乐器又以古老的“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八音分类法各归其宗，由此形成了自具一体的分类系列。更可宝贵的是这些有关乐器的论述不仅有文献依据，尺寸规格，而且有540幅插图列于其间，使人一目了然。我国弓弦乐器最早有文有图的记录，就在这一部分。《乐书》是这样记述“奚琴”的，“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鼓，而形亦类焉……盖其制两弦问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从图上我们看到了圆形的琴简、两根琴弦及用竹片制成的弓子夹于其间，这与后世的胡琴形制特征何其相似！按图索骥，我们知道今日的胡琴类（包括二胡、中胡、京胡等）便是这种千年前便已“民间用焉”的奚琴的后裔。 

　　《乐书》的问世，是中国古代编撰大型音乐工具书成熟的标志，它至今未失去特殊的历史价值。特别是它所辑录的早已散佚的唐、宋音乐文献及无所不包的彼时彼地活生生的民间资料，使它成为反映宋代音乐文化最可宝贵的论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