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官员可以分为“治事之官”与“治官之官”，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地方的州县知事，而知府、巡抚、总督等则大多是监督官，也就是所谓的“治官之官”。中国历史上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吏治传统，“治官之官”历来为君主所倚重，而最为典型的“治官之官”则非御史莫属。

众所周知，古代社会中的御史是专司监察之职的，但追根溯源，这一职位是从史官逐渐演化而成的。中国传统上非常重视治史，在史官的选任上，一般需要选择那些有责任感、能够秉持真理且有非常之学识的人担任。春秋战国时期，官僚制蒸蒸日上，本为记言记事的传统史官逐渐转化成以监察官吏为专门职责的御史。

在品性要求之外，为了确保御史能够担当起监察重任，历代在御史选任上均注重文化素质要求，尤其注重法令与学识，因此，明法博学成为御史人选的一项硬性要求。例如，西汉时以“审鼠”而闻名的张汤，自小就学习法律，后被举荐为补侍御史，累官至御史大夫。北魏时甚至出现八百人中选任一个御史的情况。隋唐开科举后，多以进士或举人出任御史，很多都是考中进士后直接被选拔为监察御史的。宋朝明文规定以荫补入仕者不能担任御史，明朝则要求御史必须是科举出身。清朝康熙、雍正、光绪皇帝都曾经要求出任科道官员的汉人必须是科举出身，满人也必须通晓满汉文字者经举荐后方可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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