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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夏天，我十六岁，正在读高中。即便是夜晚，气温仍然高得令人辗转反侧，黑漆漆的夜晚满是室友们翻身和叹息的声音，而我咬着小电筒，蒙着一条薄被单，写下人生中唯一的一封情书。
我的读者叫凌一尧，马尾辫，大前额，身材娇小，细腰长腿小翘臀。要命的是，她偏偏是一位学霸，常年霸占月考名次红榜第一排，这样脑瓜子聪明又美得翻泡的妞儿绝对是众人心目中的雅典娜，只可跪舔不能直视。
几乎每天，我都会想入非非，幻想着各种与她搭讪的场面。其中包括她从楼梯上滚下来毁容了，我抱她朝着医院狂奔，并且发誓这辈子我都不会抛弃她，最后她在我的怀里留下了幸福的泪水。
送出情书的第二天，我的创作地点就转移到政教处办公室，对面坐着姚主任，我们私下管他叫“姚千岁”。他说：“吕钦扬同学啊，昨天你一夜写了三页纸，今天怎么就咬笔杆了？是不是这个环境不利于激发创作灵感，要不要拿回宿舍慢慢写？”
我理智地拒绝道：“不用了，这里有空调。”
凌一尧把我的情书送给政教处，这事做得太坑，我内心的伤痛尚未愈合，班主任跑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你要上电视了！”
“什么电视？”我有些激动。
“闭路电视。经过校领导研究决定，这次纪律整顿大会的主题是杜绝早恋，你要在学校直播室做一次公开检讨。”
“为什么是我？不就一封情书吗？”
班主任思索片刻，说：“可能是别人脸皮太薄了，怕留下心理阴影。”
他妈的！

子石和大乔很快发现我的不正常，因为我很少搭理他们俩，整天埋在教室里学习，有点“不合群”了。他们俩试图拯救我于水火之中，但研究许久都未果，直到看见我与凌一尧在教学楼走廊里相视一笑，他们才若有所悟。
于是，我被驱逐出三大奇葩的队列。其实没有了我，他们俩照样可以玩得很嗨，譬如用煤渣块狙击操场上接吻的小情侣。整个高三，我们都保守着这个秘密，两人即便在校园里迎面走过，也从来不打一声招呼。但我看见她浅浅的笑意，我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双拳握得指甲嵌入掌心。偶尔旁边没人的时候，我会自言自语地把她的姓名说出来，然后像一只疯猴子似的狂奔乱跳，那真是一件快乐到极点的事情。凌一尧，我喜欢你呀！喜欢得恨不得在教学楼里裸奔，恨不得在操场上打滚，恨不得冲进校长办公室尖叫！那一年的高考，全省数学平均分68分，我只考了38分，总分离本科线还差9分！填报志愿那天，我和凌一尧在美术考生画室旁边的天台上聊天，我非常沮丧地告诉她，我没能达到本科线，她不用兑现当初的约定了，但凌一尧抿着嘴巴摇头，笑盈盈的样子。她说：“只要你努力过就行了呀。”我愣了一下，不太明白她的意思。她再对我眨巴眼睛，我这时候才猛然顿悟，开心得手舞足蹈起来，而她甩着小手直打我，叫我“不要发癫”。这是她的一个口头禅，每当我或者她的朋友开心得失态，她就会很温和地笑着，在后面提醒“哎呀，不要发癫啦！”对我而言，这个分数只适合报大专，而具体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是无所谓，当前要务是离凌一尧近一些，于是我和她一起去了六朝古都。我们的学校不在同一个区，但坐车也就半个小时路程，平时见面还不是难事。大一的课程比较少，凌一尧突然提出来要去勤工俭学，我问她准备干点什么，她提出来的想法毫无创意，什么饭店接待，发传单，卖电话卡。
我问她“你知道我爷爷干嘛的么？”她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国庆节回家，我把他的传家宝带来，到时候你就看着吧，我小学就做他的学徒了。国庆节之后，我们在大学城摆起爆米花的小摊位，摇啊摇，摇啊摇，砰！那天爆米花很好卖，特别是凌一尧心惊胆战地摇着那个摇把，就有许多人过来围观，毕竟女孩子做这个太新鲜了。不过第二天傍晚就有人把我们赶走了，因为附近停了车子，一声炸响之后就有警报器鬼叫，涉嫌扰民。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开心，晚上去看半价电影，柜台问我们要不要爆米花，我和凌一尧傻呵呵地笑。
她曾经说:“如果哪天我们想要分开了，就想一想曾经一起在街头卖爆米花的日子。”
现在我正在想，你呢？

那个围海工程相当艰苦，与大海斗智斗勇，一边铺路一边通车，潮水一来就得逃命，潮水一退就得抢工期，有时昼潮夜汐冲得猛烈，几天的血汗都白费了。那间房子的租期快到了，房东要一次交满一个季度，而我和凌一尧的八万块共同定期存款还有一个多月。她舍不得放弃利息，问我有没有现金，可我身无分文。刚好有一个堤坝等待合拢，若是潮水来了，豁口会被冲开，而抢堵的时间很有限。业主方为了避免大的损失，许诺谁去把这事操作了，可以现场支付劳务费以及机械台班费，双倍。其实这事的危险并不大，只不过潮水将至，上机操作的人会被困在堤坝上，直到潮水退去。我和另一个小伙子约好一起上了，两个人，两台大型挖掘机。一个多小时左右，豁口堵住了，我想回到岸上，但指挥部不允许，要我们呆在挖掘机上。果然，二十分钟后，潮水铺天盖地漫上来了，把黑色的编织袋堤坝淹没了，刚好把挖掘机的履带淹没一半。我四周都是茫茫的海水，海风卷着浪水往驾驶舱打，像下雨一样。没有方向感，恶心，眩晕。期间，凌一尧发短信问我在干什么，我没敢告诉她我在海水中央，我说外面在下雨，我在打牌。她说:“你不是一向不喜欢打牌吗？”
我说:“玩玩嘛，闲着。”她有点不高兴:“你不要沾惹那些坏习惯。”整整三个小时，潮水才渐渐退下去，我回到指挥部已经反胃得不想吃饭。拿到业主给的两千元现金，我直接开着一辆破摩托车赶往十五公里外的小镇，把钱打了过去。“我把钱打给你了。”我打电话说。“你前天不说没钱么？借的？”我说“是啊”她切地一声，说“你才不会向别人借钱呢，你不会是打牌赢来的吧？”我楞了一下，然后笑:“哈哈，被你发现了。”

凌一尧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即便她不缺钱，也不舍得在享受消费上花费过多。相处那么多年，她惦记过的名牌东西少之又少，我几乎可以数得过来。她曾经眼巴巴地惦记IPONE4，我打算给她买一部，但她嫌贵不肯要，最后买了一个IPOD。她一手举着IPOD，一手举着那只被时代甩得老远的夏普翻盖，说：“这两个加起来，就是IPONE啦，分工还很明确呢！”
　　我问她：“你干嘛那么节省？”
　　她说：“怕把你花穷了，以后娶不起我。”
　　我又逗她：“如果以后咱们俩不在一起，你不是亏大了吗？”
　　她一边鼓捣着IPOD，一边随口答道：“那更不能乱花了，万一别的女孩大手大脚的，你更娶不起了。我得给你攒着，不能让你打光棍。”
　　她当时只顾着玩游戏，没有多想，可是晚上睡觉睡到半夜，她突然一下子坐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问她：“你怎么了？”
　　她说：“刚才做梦，梦见你白天和我说的话，你为什么说以后咱们俩不在一起？”
　　我无奈地解释：“我就随口说说而已。”
　　她把被子往旁边一扯，睡到床的边缘，背对着我，嘀咕道：“以后不许说了，提都不能提。”
凌一尧从未到过海边，她印象中的海滨是蓝天白云软沙滩，海水哗哗地舔脚丫，但我这里是黄海，海水像咖啡一样浑浊，海风达到六七级是起步价。她毕业时曾经想来这里看我，但我没有让她来，只是说我一闲下来就争取回去找她。 我怕破坏她对大海的憧憬，怕她嫌弃我十天半个月不洗澡的邋遢，怕她心疼我的嘴巴因水土不服而长出一圈血痂。这里连一个女性专用的卫生间都没有。她到处找工作，尽管姿态摆得很低，却还是屡屡碰壁。有的单位觉得她的学历过高，生怕她呆得不长久，于是不录用；有的则完全将她视为一个普通的劳力，开出的待遇很低；甚至有人觊觎她的年轻漂亮，作出一些暗示。 而那段时间，我们正在和当地的一拨人开仗，他们带来几辆渣土车堵路，要包揽这里的活儿，叫我们让出便道工程。若是在城市里碰到这种飞扬跋扈的人，我兴许会躲得远远的，宁可吃一点亏也不去招惹，但这次不一样。我要生活，我赚钱，我要像野狗一样咬死所有抢我饭碗的同类。 那场架的参与者大概有四十多人，我们这边是一帮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而对面都是当地的流氓。我们这边的人大都是老实的工人和斯文的技术员，要么不会打架，要么下不去手，非常吃亏。我遭到围殴，后脑被狠狠捶了几拳，整个人都懵了，拎起一块木方就挥舞，完全处于混乱状态。 那个和我一起守堤坝的小伙子被打急了，他满脸鲜血，一边吼着，一边爬上一台轮式挖掘机。油门一加，斗子的钢齿直接拍扁一辆渣土车的驾驶室，这样一个疯狂的举动，终于镇住那帮地痞，也保住我们的便道工程。 事后我才发现，我左手疼得厉害，端不起饭碗。我朋友送我去医院拍片子，虎口骨折并且肌腱撕裂。原本这事我们可以报警，让对方赔偿，甚至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但是一旦如此，那个开挖机的小伙子也可能逃不脱干系。
老板说：“这事就算了吧，医药费我们自己付。” 而左手虎口的伤，虽然差不多治愈了，最终还是留下终生的缺陷，大拇指的反应非常迟钝，握拳执物时总是非常别扭。老板叫我不要去鉴定伤残，直接承诺补贴我五万元，有时，我们对于这个社会而言只是一个小小的工蚁，随时可以是一个牺牲品。凌一尧知道以后在电话里哭，叫我赶快回南京，但我没有听她的，固执地留了下来。我叫她再等我一段时间，只要工程结束，我拿了工资分红和伤残补贴金，就完全有能力娶她回家了。

凌一尧向来是一个非常隐忍的女孩，如果不是沉重得让她无法承受的坏情绪，她都不会轻易向我宣泄，顶多闹一闹小脾气就过去了。她终于找到一份算得上满意的工作，每天一个人上班下班，一个人吃饭睡觉。我从镇上搞来一个无线上网卡，夜晚闲下来时会开车开到一个搜得到信号的堤坝上，和她视频一会儿。她每次都会像约会似的认真对待，梳洗化妆，连小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由于摄像头和屏幕是两回事，我们轮流看着着镜头，好让对方可以感受被“深情凝望”的滋味。有时我会说：“尧尧，我想要你了。”她说：“来吧。” 然后我们互相抖窗口，这就是相隔数百公里的性爱。有一天，她加班到十点多，往回走时遭到一个变态男人的尾随，无论走得多快，对方都紧随不舍。情急之下，柔弱的她向路边一辆车子求助，司机帮她用远光灯照那个变态，并且大声叱问，那个变态才落荒而逃。 尽管安全脱险，但凌一尧受到很大的惊吓，一整夜都没敢睡觉，她打电话与我吵架，问我到底回不回去。我给出的答案与以往一样，做完这个工程至少能带十七八万回去，只要干完就立即回去。但她不依不饶，两人开始争吵起来。 最后她说了一句狠话：“我今天要是被人强奸了，你带一百万回来又能怎么样？你口口声声说赚钱是为了娶我，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这样的恋爱谈了还有什么用，有你没你都一样，不如分掉算了。” 那天我陷进淤泥潭里差点丢了小命，被人救援上来腰部以下几乎麻木，从小到大从未受过那样的罪，本来就满腹的委屈，被她这样一说，我也忍不住光火了：“分就分！嫌我没出息的是你，现在埋怨我不在身边的又是你，你以为我想背井离乡在这个鬼地方卖命？既然这样，你去找一个富二代好了，不愁没钱花还天天陪着你，只要拔一根毛就能把你娶走！” 她听我这样一吼，顿时被呛住了，电话那头沉默许久以后她才低声地说：“吕钦扬，你以前不是说过么？我是你辛辛苦苦追来的，几千双眼睛见证的。。。” 她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带着哭腔挂了电话。 而我一下子醒悟过来———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曾经说过，“你是我辛辛苦苦追来的，几千双眼睛见证的，以后只有你甩我，没有我甩你。即使你哪天说了分手，我也不会答应。” 原来她一直都记在心里。
当我年底离开海边，那场异地恋已经持续长达九个多月。这九个月里，我们一个在风急浪高的海边，一个在节奏匆忙的城市，过着完全迥异的生活。我提着行李包从车站里走出来，城市的喧嚣让我觉得无所适从，就像一个流放雪山多年的野人。 一看见我，凌一尧的眼圈就红了，她扑上来一把抱住我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在好奇地看着，仿佛我们是偶像剧的男女主角。当我走过一面镜子，无意中往里瞥了一眼，这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我穿着一件我自以为还算干净的军大衣，面部被海风和紫外线弄得又黑又粗糙，头发不自然地翘着，仅仅在路上耽误两天就长出青色的胡渣，完全是一个年轻农民工的形象。而我身边的凌一尧，衣着细致，身材窈窕，化着几乎看不出来的裸妆，完全是一个漂亮得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的都市女孩。不知道怎么的，她挽我胳膊时，我不自觉地往旁边避让，总是不习惯这样的亲昵。她很快感受到我的疏远，也不再勉强，打车时我们坐在后排，每人坐一边，互相不说话。她带我去买衣服，然后一起去宾馆开房，我洗澡时她帮我搓背，两人赤裸相对时我才告诉她，刚才我突然涌起一阵自卑感。凌一尧努力地搓我身上的尘垢，摸到我后背那条不慎被钢钎剌出来的狰狞伤疤，她用手指轻轻触碰着，许久都没有说话。“早知道是这样，死也不会让你去那里。”她说。我却非常希望她看到我的成就，我洋洋得意地告诉她，我已经和那个公司的领导处得很好，年后可能要被派去乌鲁木齐负责一个项目，年薪十五万。然后我自顾自地描述一个美好的未来，要考一级建造师，要赚更多的钱，要积累更多的经验和人脉，以后还要自己拉工程队单干。但凌一尧对此并不感兴趣，而她是我唯一在乎的听众。那天我们做爱了，我不记得久别重逢时的具体细节，只记得她突然狠狠地咬住我的肩膀，像被夺食的猫一样死死地咬住。我疼得连头皮都麻了，却没有反抗，我知道她心里堵着许多情绪不知如何表达。那两排细细的齿痕至今未消，一直烙在我的左肩，有时我怀疑它是一个诅咒，如影随行，一直延续到我彻底忘记她的那天。

不知道为什么，以往二十五六年，我一向是文艺小青年，但在海边呆了大半年以后，我突然怎么也变不回来了。即便我穿着体面的衣裳，做了好的发型，但几天以后衣裳皱巴巴了，发型也乱糟糟了。我觉得自己像一张被烫皱的透明糖纸，再也熨不平了。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回到正常的人类文明社会，我才发现自己的肤色与周围的同龄人明显区分开来。为了恢复原先的肤色，我买了各种牌子的美白护肤品，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都要用一遍，甚至在堂妹的指导下学习使用面膜。可是，海边滩涂的紫外线辐射比城市高出数倍，咸海风侵袭下的肌肤就像风腊肉一样，那些措施几乎不起一点作用。我之所以那么焦躁，是因为她的父母又在给她介绍对象，我年底必须去拜会一趟，让他们认可我这个女婿。当我把内心的忧虑告诉凌一尧，她毫不在乎地安慰道：“没事的呀，我就说你是为了养我才去闯的，他们不会为难你的。”她这样一说，我才稍微安心下来，但事实证明，我此生做的最失败的事情，就是将那么重要的拜会搞砸。
大年二十七夜，我拎着几瓶天之蓝登门拜访，虽然她父母很热情，但我总觉得那更多是一种客套。吃饭时她爸爸问到我的学历，职业，以及家庭，我敢肯定这些问题他已经在凌一尧面前问一遍，只是想要我亲口重新给一次答案。这种技巧性的拷问让我非常不自在，但还是毕恭毕敬地回答：我大专毕业，现在做工程，家离市区还有十几公里，父母都是种植花木的农民。她爸爸说做工程赚钱，现在农村人日子过得挺好，她妈妈一直没有表态，只是叫我喝酒吃菜。酒一喝多，我就觉得自己的口风有点把不严了，于是忍住少开口，而她妈妈这个时候提及我这有碍观瞻的肤色。我的心里堵得慌，满是委屈，又不敢反驳，生怕酒劲之下言多必失。凌一尧跑回房间，拿来我以前的照片，解释说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她爸爸则打圆场说年轻人不怕吃苦很难得，又不是天生黝黑。那原本只是一次不太完美的拜会，但下楼的时候，遇到的一件事情让这次拜会变得非常糟糕。我离开时他们送我到楼下，刚好小区里有邻居远远地打招呼，她父母都一起过去握手闲聊，凌一尧和我在原地聊天。但她妈妈很快也把凌一尧招呼过去，向对方介绍这是自家闺女，研究生毕业，在哪里哪里工作。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邻居那边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皮肤白皙，一身的书生气。凌一尧在父母的指引下叫伯伯，叫婶婶，接受夸奖时礼貌地笑，不时地回头望我一眼。我看着一辆电动车后视镜里的自己，皮肤黝黑，加上酒后的模样，完全不是我自己能接受的模样。我在那里傻傻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最后我还是带着一身酒气，沿着墙角自个儿晃了出去。
凌一尧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出租车里往回走，她问我为什么不辞而别，我呵呵地冷笑。我不敢对她父母表达内心的不满，只能把气撒在她的身上，我故意用冷漠的态度让她内疚，让她知道我不是没有尊严。可我偏偏忘了，那个愿意一边抹眼泪一边默默被我肆意伤害的凌一尧，正是那个唯一在乎我情绪的人。别人都只在意我飞得有多高，飞得有多远，只有她在意我飞得累不累，也只有她希望我停下来歇一歇。可惜，我这样一个贱人，最擅长的就是伤害身边最亲近的人。

但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尽管凌一尧说那是长辈们的安排，她个人从未认同，一口咬定我是在无理取闹，但我问她那天为什么和别人一起去敬年香，为什么不直接去拜堂算了，她一下子愣住了，然后说：“你不相信我？” 我想说我当然相信她，但我只是无法忍受她与别人像情侣一样在人前出入，更不能忍受当整个世界都对我发动围剿暗算，而我认为绝不相负的那个人却站在战场的另一边。我的所有姿态，尊严和自信，都一下子垮了，就像《悟空传》里那只猴子一样，被刀劈斧砍雷劈火烧之后只剩一副躯壳屹立不死，但紫霞仙子的一句话，便让那双眼睛再也失去神色。 元宵节之前，她父亲忽然打电话给我，约我单独见一次面。
她的父亲约我在一家茶座见面，我并不知道他要聊什么，但还是努力做了准备，争取让他明白我对凌一尧的感情。
但我坐到他面前，才发现我根本没有为自己辩护和自荐的机会，她父亲几句话就将我堵得死死的。他说:“这段时间我虽然没有过问你们的事情，但我也看得出来，你和尧尧处得不好，她经常躲在房间里哭，不吃饭，两个人连相处都不好，还怎么一起生活？”他又说:“我选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个路口，今天还算天气不错，但雨雪天呢？严寒酷暑天呢？别的女孩坐在车子里打着空调，我们家尧尧坐在你摩托车上淋雨顶风晒太阳吃尾气？我们不是势利也不是物质，只是希望她过得好。”我终于抢话说:“我不会让她受穷，我会去赚钱，我已经有二十多万了，以后我也可以让她过上好日子！”她爸爸呵呵笑了一声，说:“以后？你没有权力要求别人等你一个空头支票啊。”
而后，她爸爸还说了其他一些东西，譬如我和她站在一起就没有夫妻相，她母亲也不希望凌一尧嫁给一个包工头。
但我已经无力听下去了，脑子里只是想着大二那年我们一起去周庄玩，吃饭时旁边一个话唠老太和我们搭话，啧啧地赞叹我们是金童玉女，以后生出来的小宝宝一定也很漂亮。当时凌一尧红着脸一直笑，而我闲得无聊与老太太扯，老太最后一拍大腿去择菜去了。当时我心口压抑得难受，担心自己一个黝黑的爷们儿当众哭出来，站起来不服气地对他拱了拱手，转身去前台结账走人。我当时心口堵得慌，胸口压着一块巨石，像一条狼狈的狗一样微微张着嘴巴，呼吸困难且短促。

那段时间，凌一尧的日子也不好过。她明确拒绝他人的安排与介绍，每天不洗漱打扮，更不出门，用这样的方式向我证明自己的立场。为此，她与母亲发生激烈的争吵，闹得左邻右舍都议论纷纷，她母亲患有支气管炎，春节还没结束就住院了。但我又能怎么办？虽然她父亲还没说完，我就起身离开了，但我明白他此行的目的绝不是对我羞辱或是嘲讽，而是要我与凌一尧停止交往。我过得黑白颠倒，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活，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脾气变得极其暴躁。早在2008年，我妈妈就已经见过凌一尧，她知道我遭遇怎样的事情，几次自责自己没本事，没有为我积累财富。我没有安慰她，也没有责怪她，只是一个人独自发呆。我把所有罪责都归结到自己是一个穷小子的原因上，也是从那段日子开始，我对金钱产生无比执着的痛恨，以及无比狂热的向往。刚好朋友打电话过来，约我一起去乌鲁木齐参与一个太阳能发电站的工程，但需要提前垫资。我几乎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下来，决定把我和我父母所有的积蓄一起带上，孤注一掷。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什么好畏缩的，我连凌一尧都输了，还有什么输不起的？大不了哪天形影相吊，身无分文，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了结这条可笑可悲可怜可耻的贱命。临行之前，凌一尧打电话过来，她说：“吕钦扬，我们分手吧。”只是简单一句话，不由我分说，她便直接挂了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竟然一点痛楚的感觉都没有，麻木得就像一块死肉，直到许久之后手机再次震动，我才醒悟过来。凌一尧在短信说：“刚才免提说给我妈听的，你不要当真。你今天去订票，我们一起回南京。”我一下子精神起来，回复说：“要什么时候的票？”“明天中午，好吗？”她像在哀求我。我当即开摩托车赶去车站，一路狂飙七八十码，订了第二天中午11点20分去南京的长途车票。当时我的内心掺杂着各种情绪，疑虑，自责，兴奋，欣慰，以及被全世界围剿时与她一同突围的悲壮。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就在车站外面等候着，手里捏着两张车票，既期待又忐忑，就像守在高墙外即将与主公家千金私奔的狗奴才。
凌一尧一开始还低声和我打了电话，说等会儿就出来，但两个短信之后，便再也没有动静。我有些焦急，但又怕在不恰当的时刻打不恰当的电话，于是耐心地继续等。11点20分过去了，车子发动了，她还是没有出现，我捏着两张过期车票傻傻地站在那个空空的检票口。大约十一点半，她终于发来短信，说:“你直接来南京，我已经在路上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猜想今天的她一定处境混乱，于是顾不上多问，赶紧重新买了最近一班的票。
我颠簸一个下午，到达凌一尧那里已经快到下午七点。我们避开那些不愉快的话题，就像以前一样一起拥抱，亲吻，然后去外面吃饭。那是我第一次请她吃西餐，也是我第一次吃西餐。当厨师把牛排端上来，说他要揭盖子了，而我木然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揭盖子与我有什么关系。凌一尧解围说:“先帮我揭吧。”她把红色的餐巾挡在面前，厨师揭开盖子，油星点四溅，被餐巾挡住。我当时才想起来，这步骤我以前是知道的，只不过在外面呆久了，早已忘记。那厨师望了我一眼，又看了凌一尧一眼，虽然面无表情，一句话都没讲，但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莫名其妙地多想了。晚上我住在她那里，那个我们曾经一同经营的小家。与以前一样，我们一起打扫整个寒假都没人住的房间，一起铺床套被子，然后轮流洗澡，最后在床上拥吻做爱。那天我有些蛮横地占有她的身体，她似乎感受到我的情绪，一直咬着嘴唇默默承受着，但我准备退出去戴套时她却搂住我的脖子，说:“就在里面！”我问:“安全期吗？”她低声地说:“不是。”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目光坚定，她的手指紧紧地抓着我的肩膀，指甲嵌入肌肤，仿佛已经决定破釜沉舟，再也不回头。

我找了一个地势稍高的土坡，将全站仪加在坡顶，以便尽早被人发现，然后躲在北风面的凹处，能活多久就活多久。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去，做好最坏的打算，用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手横握着笔杆，借着雪地映出的微光，在施工日志的中页写遗书。我在这里投了多少钱，外面还有谁谁谁欠我钱，我又欠谁谁谁的钱，我的户口还在学校里没拿回来，如此而已。我本来想说对不起父母，早走一步，劝凌一尧不要悲伤，下辈子有缘再见，但我歪歪扭扭地写完那些账目，再也没精力写字了。我蜷缩在那个角落里，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想着我要是即将失去意识，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才显得体面安详一些，不至于狼狈潦倒。有时我觉得这身体已经完全不属于我自己，四肢像木头一样无知无觉，心脏是性命寄生的最后一块阵地。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依稀听见上风口传来发动机的声音，还有人高声呼喊，以及雪地里沙沙的脚步声，随后有人从身后的土丘上冲下来，蹲在我旁边一边喊我名字一边拍我的脸。我感觉自己像被人摁在水里，所有的声音都含糊不清，灯光尤为刺眼，看不清他们到底谁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算是获救了，还是正在垂死。他们把我抬起来往上一提，我整个人就像飘进太空的一块废料，所有的意识都跟着失重地飘着。他们把我抬进开着空调的车子里，盖上厚被子，让人揉捏我的四肢，不停地呼喊我，叫我保持清醒：“吕工，吕工，吕工……”我恍恍惚惚地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吕钦扬，吕钦扬……”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拼命地推开那些工人，瞪大眼睛努力地四处观望，发现根本没有凌一尧的身影，又颓然地倒了下去。后来，那些工人和我喝酒时经常拿这事开玩笑，说他们当时被吓了一跳，以为我是回光返照，以为我是听到勾魂小鬼的点名。我一边喝酒一边嘲笑他们的迷信愚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医院离这里太远，我被带回营地以后烤了一会儿的火也就缓过气来，他们便让我躺在床上休息，专门让烧饭的老头子来伺候我。我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掀开窗帘看见一轮咸鸭蛋黄般黯淡的红日，凌厉的冷风吹得活动板房的单层玻璃呜呜作响。我喝了热汤，让老头子给我手机充电，然后给凌一尧打电话。 电话一通，她便问我昨天在干嘛的，为什么只打了一声就挂了。 我说我昨天差点丢了命，连遗书都写好了。凌一尧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她说：“你到底是去工作还是去打仗的，为什么会有生命危险，如果真的那么危险那就回来啊！”面对这样的责问，我不知道如何应答才好，我已经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这场豪赌，怎么可能因一场意外而举手投降。我在这里扛住雨雪风霜，就是为了让她此生都活得安逸，我只希望她此生都不必感受生活的艰辛，哪怕一辈子都无法理解我此时的狂热。随后她告诉我，她父母托人在我们那个城市给她找了一份新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催她回去工作。她知道，这样的安排无非是让她离罗XX更近一些，更好地掌握两人之间的动向，于是她努力地抗争着，一天一天地拖着。她说：“今天我妈妈说了一句话，我哭了好一会儿。”

随后的一个礼拜，我过着这辈子最潦倒的日子。我暂时不想回新疆，也不想去找那些熟知凌一尧的好友，但我已经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砸在项目上了，所以不敢回家见父母。我一直在宾馆里睡着，拉着窗帘，没日没夜地睡，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干啃房间里本来就有的桶装方便面。
我以为自己呆在这个城市可以做些什么，但事实上我根本无从改变眼前的现实，凌一尧没有再给我发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我也没有再去联系她。于是，我决定出去走走。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走，从江苏走到新疆，从荒凉的沿海滩涂走到更荒凉的戈壁滩。但我从未迷失方向，即便走在只知前后左右不知道东南西北的风雪里，我心里也依然竖着一座高高的灯塔，依然有人期待我的归去。可是现在，灯塔的光亮彻底消失，我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独自回到南京，去找以前那间房子，房东尚未将它租出去，我恳求他让我呆一晚。凌一尧离开时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些被遗弃的生活用品被整整齐齐地摆在角落里，蓝色的毛巾牙刷杯子都是我的，红色的都是她的；床头靠背还贴着当初我从新袜子包装上面撕下来的标签，她总是因此而数落我“幼稚”；台灯罩上有她用唇彩画的卡通脸，咧着嘴，没心没肺地笑着。
没有被褥，我只能裹着衣服躺在硬床板上，开着电视睡觉。我总是迷迷糊糊地听见她的声音，每次都猛然惊醒，却发现只是电视的声音。我真希望我所经历的只是一个噩梦，真希望我醒来时看见她正在阳台晾晒衣裳，黄昏余晖映出她可爱的身体轮廓，或者她忽然推门进来，手里提着的塑料袋还贴着超市的标签。可是她已经走了，不会再出现了。

第二天上午，我独自站在镜子前洗漱，将红色和蓝色的牙刷放在一个杯子里，然后带上房门离开。那天我重新踏上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从此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这个躯体是行尸走肉，这颗心不再属于凌一尧，而这条命我敬老天爷。
　　回到戈壁滩，别人问我事情处理得怎样，我嘿嘿地笑着说一切妥当，一副无比幸福的模样。我不是可怜虫，我不需要博取所谓的怜悯，我已经丢了灵魂，但尖牙与利齿还在，我可以参与残酷的争夺。
我变成工地上脾气最古怪的人，工作时精力充沛，休息时嘻嘻哈哈，但监理都对我敬而远之，因为我一会儿像哈巴狗一样对他们点头哈腰叫爷爷，一会儿像疯狗一样对他们凶相毕露，甚至趁着酒劲追打吹毛求疵的小监理。合伙人经常数落我，却又纵容着我，因为他们不方便与别人翻脸，他们需要我这样的疯狗。
只是，一闲下来，我就开始发呆。同事开玩笑说，我是“墙角里的一根打狗棒”。
我们经常会请业主或者质监站之类的人吃饭，我每次都咋咋呼呼，哗众取宠地说着各种庸俗的荤段子，然后拿出同归于尽的架势来喝酒，一杯接一杯地死磕。所有人都夸我海量，年轻有为，前途不可估限，但我知道，酒场和官场都是谎言的集散地。
我蹲在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吐，然后趴在地上哭，旁边的同事都开心地笑，所有人都知道我酒劲上来就会哭，却没人知道我到底在哭什么。那几个月里，我与她完全没有联系，似乎这辈子都老死不相往来。我在遥远的新疆数着每一次日升月落，期待将她遗忘的那天，可是一旦每次喝得酩酊大醉，每次从噩梦中惊醒，我都会疯狂地想念那个熟悉的名字。

　这个社会，老实人都是要吃亏的。签字的第二天，我们的人挤满整个业主项目部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催要工程款，把那个女文员吓得躲在角落里哭。我拿着一大把小锁，将他们办公室里的抽屉和资料柜都挂了锁，但挂到那个女文员那边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抽屉里摆着一只玻璃罐子，里面摆着五颜六色的许愿星，而她的桌角还有许多未完成的折纸。
我忽然想起来，凌一尧也曾经为我折过这个东西。
我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孩子被大人狠狠地扇了一耳光，陡然发现自己失态时的丑陋，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曾经那个善良的温和的喜欢恶作剧从来不忍心伤害别人的吕钦扬哪里去了？这个一脸狰狞拍桌挂锁满口脏话的吕钦扬又是从哪里来的？
我没有锁那个女文员的抽屉，默默地走出那间拥挤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