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充国的理想是什么？其实他的理想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士大夫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几千年来，无数士大夫为了实现“治世”前赴后继，但却没有一次实现真正的“尧舜之治”，为什么？
    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够真诚，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奉献精神，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实干的毅力，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太真诚，太有奉献精神了，所以中国历史才会一直重复着动荡，杀戮，所谓的和平时期不过是大家都杀累了休息一下。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但现实就是这样！
    从桑充国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标准的中国士大夫存在的问题：关心民众，关心天下兴亡，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毅然与决然，这样的美德恰恰是桑充国最大的问题，因为关心民众，所以自然而然地以百姓安乐为己任，因为关心天下，所以自然而然地以天下为己任，因为毅然与决然，而自己的目标是正义的，所以自然而然地会把一切阻碍视为不正义的，错误的（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代表，王肪说桑象他父亲一样毅然与决然，实在可惧,士大夫的毅然与决然，有时候就是老百姓的一场灾难）。
    换句话说，就是：百姓的安乐是我们士大夫的责任，所以百姓不需要思考，只需要依靠我们就行了，天下的平定是士大夫的责任，所以全天下不需要其他声音，只需要听从我们就行了！桑充国跟十月接触那么多，但最后他开办报纸后提出的办报宗旨居然是“公正”这么一个被士大夫捏了上千年的玩意，所以《汴京新闻》的开办不过是使得大宋多了一个“布衣御使”而已，而桑自然是觉得他所认为的公正自然是真正的公正，绝对的公正，而农民、商人、士兵自然只需要接受这样的公正就行了（也许压根就没有想过存在不同角度的“公正”），现代人（或者说十月）比桑高明的地方就在于知道：从来就不存在绝对公正，独立思想的交锋与各利益群体的制衡才能够勉强维持一个相对的公正，所以十月对《汴京新闻》敬而远之，反而去杭州支持创立《海事商报》，还派人请弹劾过自己的前御使唐坰去做主编（这个存疑，也许是默许）,就是为了让商人这个群体能自主的发出他们的声音，这个比起那个空洞的公正，比起桑充国在白水潭会议上大力支持民营化，意义深远得多。这不但是“授人与鱼”与“授人与渔”的的差别，还在于要克制自己越俎代庖的冲动，容忍别人的幼稚、浅薄、甚至是错误，容忍对自己的阻碍，其难度，又哪里是“毅然与决然”就能相比的？
    让我们再回来，桑充国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比大宋的冗兵、冗官、冗费更大的问题，从封建社会独尊儒家的汉朝开始，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历朝历代一直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儒家以正义的化身自居，认为农、工、商、兵只需要各安其位、乖乖听话，只需要被动地等待士大夫的治理，也就是说士大夫一直占据着管理国家的位置。桑意识到政府和官员需要被监督，却没有意识到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都是士大夫，那么监督的效果如何保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