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楼，山西省高平市米山镇东善村人，小学学历，农民，山西省作协会员。
■ 聂 尔
杨凤楼在死亡面前保持了一份诗意的清醒。这与我们所见过的很多的死亡形成泾渭分明的区别：诗人内在的飘逸没有完全屈从于死亡的统治。
我并不想因此引出“死是一门艺术”这段诗歌界内部的老话，而是想说，凤楼在临行之前，切实地给予了我们一个有关人与死亡之间关系的新讯息。我和很多人都是这一讯息的领受者和阅读者。
我是在春节过后的某一天得知，春节前杨凤楼被查出患晚期食管癌，并已赴深圳他的二儿子处治疗。通报给我这一消息的人本身就是一位医务人士兼诗歌爱好者，就是他帮助杨凤楼做的检查。他说，杨凤楼的病已经没有有效的措施可以采用了。这一噩耗给了我沉痛的一击。犹豫了几天之后，我给杨凤楼发去一条约稿短信，我的意图无非是，想要借助于有关诗歌的讨论来避开死亡。作为不能预见到死的懵懂的生者，我们往往会陷入把死亡仅仅视作一个话题，一个语言中的问题，这样一个徒然只能刺痛面对死亡的人的一个无聊而可恶的圈套里。
杨凤楼回复过来的短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春天来了，我却要走了。”凝视着这句话，我一时无语。再犹豫一番后，我回过去的短信大意是说，我们所活过的一生，我们所有的工作及生活，无非就是为这最后的时刻所做的准备而已。我劝他不要太伤感。此后就没有再收到过他的短信，也没有收到他的诗。不过他给了我他的博客地址，我在那上面看到他生病前写的大量的诗。我肯定是用了一种新的目光去读那些诗了。这大概是三月里的事情。
后来杨凤楼从深圳返回后，我们很多人一起去米山镇东善村他的那间小偏房里看望他。他那么多的诗歌就是在这间小偏房门口的那张太阳正好晒住的小桌子上写出来的。这时，他已经瘫痪在床，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满地站立的人群把他和小桌子远远地隔离开。把他从深圳运送回来的那只黑色轮椅，面无表情地立在病床旁边，收敛住它刑具一般的恶毒气息。但躺着的杨凤楼仰望着天花板和众人，仍在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人家”是如何向他进攻的，他用了“出奇兵”这样一个说法，说的是肿瘤突然压迫住脊椎神经，导致他站不起来，只能躺在那里说话。躺着的凤楼反复强调了唐诗的好。关于唐诗的好，他说了两点，一是他在病中只能读得进去唐诗，而读不进去别的诗了；二是，他原本想着要更加充分地学习和运用唐诗的因素，以丰富和改变自己的新诗的面貌。他似乎要把他的这一愿望交给在场的别的诗人们为他完成。
凤楼终其一生都是一位田园诗人。生活在田园和诗的园地里，他养成了开朗而健全的精神；他在自然万物上孜孜不倦地汲取诗意，如同蜜蜂之于万千花朵；如果一定要把他的诗歌归类，我愿意将他大部分的诗视为咏物诗。他的咏物诗，并未将任何事物复杂化，而是直截了当地唱出他眼中和心底的物质的诗意；他从不过分地拔高诗人和人的地位，因此他与事物的相遇就总是充满了惊喜，如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一样。
耕种和写作是凤楼一生所做的两样事情。人们可以怀疑《瓦尔登湖》的作者以及类似的人们在选择这种生活时是否有矫情之嫌，但无人可以怀疑杨凤楼，因为他的庄稼地、砖场和果园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延。我们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上述事物并非以一种命运感的形式出现在诗里，他只是顺从了某一种诗歌对他的要求，而这种诗自然而然地产生于生命及其外延，仅此而已。
凤楼只有过短暂的城市生活经验。比如他曾经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学习过；他曾经怀揣诗稿走进多家编辑部的大门———那些编辑部都是在城里的；他喜欢结交无论在城里还是在乡村的文朋诗友，他有时会从东善村出发去拜访他们，他的飘然而至如同山外飞来的一场细雨，偶然地落在那些人家的家门口。我就是享受过这样的细雨的人之一。
凤楼给我讲过他烧砖的过程和手艺，那砖窑深处蓝色的微妙的火焰从此摇曳在我的想象中；他给我讲过他在果园里的劳作，他去果园时身后总是跟着他的那条黄狗。有一回，我和同事从陵川送凤楼回家，时值春天，望着车窗外的风，他讲农妇的脸是如何被这样的春风日日吹拂，从而变红，变黑，直至迅速衰老。这个从不故作悲悯的田园诗人，他对生活和人的理解是贴在骨头上的。他令我这种与生活很“隔”的人感到惭愧。
上述那个有风的春天里的日子，我成为凤楼家中的客人。我以来客的身份获得了一些可据以想象凤楼的生活方式的直观的材料：一个名叫东善村的小村子；一座朝向村中街道的普通的农家院落，院门上是他手书的春联，小院里散放着各式农具；一间小偏房是独属于凤楼的，他在这里写诗和读书；小偏房所附着的正房象征着正常和正统的乡村家庭生活；阳光正好照住的小偏房的小桌子上堆放了一叠书，其中意外地夹杂着尼采和叔本华等人的文集。凤楼特意将尼采和叔本华的几本从一叠中抽取出来，为我讲解了它们的来历。如果我的感觉没错，尼采和叔本华与我一样，也是凤楼家转瞬即逝的来客，只是他们更加缥缈，更像雁过无痕的天外来客。
第二次到这个小院，竟是来跟凤楼作事实上的临终告别。他在垂危时刻的安详中所透露出“诗意的喜悦”，到底不能使我也喜悦，反给我一种无言的痛楚。这痛楚随着他的离开日久，而逐渐加入到我对生命（以及死亡）的理解之中。但这一理解仍旧是无言的。我觉得凤楼下面的这首诗正是从另一个方向接近着我所试图理解的有关生命的问题：
沉默是一种绝响
比花朵笑得更响的是树叶
比树叶笑得更响的是河流
比河流笑得更响的是雷霆
而笑得最幸福的是根须
根须是深处的风
在深处舞蹈
沉默是一种绝响
紧紧抓住大地
抓住季节
把花朵的笑
举在枝头
诗人正是这样把我们意识到却无从解答的问题浮现为一首诗。在他走后，这首诗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贯穿他一生的喜悦将变得不再单纯。诗人以他的诗和死完成了一首不可复现的协奏曲。我们有幸存活于这乐曲的余响之中，而不必保持完全的沉默。
所以我仍然要说，我曾经认为凤楼不应该永远单纯地沉湎于他的田园诗，而把不可免的人生苦痛埋藏至遗忘和诗歌之外的深处。但我又“有时觉得寂寞一生的杨凤楼仿佛一个不堪扰乱的轻轻晨梦，任何外力的侵入都会使本来的完整变为缺陷，”———这是我九年前为他写的一篇小文中的一个句子，现在我仍然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就在他得知自己生病以前，他最后的诗歌中忽然出现了有关历史的省思和有关现实的哀愁。这个田园诗人终于用他的诗歌之眼稍稍瞥见了历史和现实时，随之而来的却是“诗人之死”。诗人用他的诗和死表达了他最后的觉悟。我们也将可以在上述两种存在物中慢慢地读解他的永久的沉默了，正如他给我们的提示：
沉默是一种绝响。
■ 聂 尔
杨凤楼在死亡面前保持了一份诗意的清醒。这与我们所见过的很多的死亡形成泾渭分明的区别：诗人内在的飘逸没有完全屈从于死亡的统治。
我并不想因此引出“死是一门艺术”这段诗歌界内部的老话，而是想说，凤楼在临行之前，切实地给予了我们一个有关人与死亡之间关系的新讯息。我和很多人都是这一讯息的领受者和阅读者。
我是在春节过后的某一天得知，春节前杨凤楼被查出患晚期食管癌，并已赴深圳他的二儿子处治疗。通报给我这一消息的人本身就是一位医务人士兼诗歌爱好者，就是他帮助杨凤楼做的检查。他说，杨凤楼的病已经没有有效的措施可以采用了。这一噩耗给了我沉痛的一击。犹豫了几天之后，我给杨凤楼发去一条约稿短信，我的意图无非是，想要借助于有关诗歌的讨论来避开死亡。作为不能预见到死的懵懂的生者，我们往往会陷入把死亡仅仅视作一个话题，一个语言中的问题，这样一个徒然只能刺痛面对死亡的人的一个无聊而可恶的圈套里。
杨凤楼回复过来的短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春天来了，我却要走了。”凝视着这句话，我一时无语。再犹豫一番后，我回过去的短信大意是说，我们所活过的一生，我们所有的工作及生活，无非就是为这最后的时刻所做的准备而已。我劝他不要太伤感。此后就没有再收到过他的短信，也没有收到他的诗。不过他给了我他的博客地址，我在那上面看到他生病前写的大量的诗。我肯定是用了一种新的目光去读那些诗了。这大概是三月里的事情。
后来杨凤楼从深圳返回后，我们很多人一起去米山镇东善村他的那间小偏房里看望他。他那么多的诗歌就是在这间小偏房门口的那张太阳正好晒住的小桌子上写出来的。这时，他已经瘫痪在床，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满地站立的人群把他和小桌子远远地隔离开。把他从深圳运送回来的那只黑色轮椅，面无表情地立在病床旁边，收敛住它刑具一般的恶毒气息。但躺着的杨凤楼仰望着天花板和众人，仍在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人家”是如何向他进攻的，他用了“出奇兵”这样一个说法，说的是肿瘤突然压迫住脊椎神经，导致他站不起来，只能躺在那里说话。躺着的凤楼反复强调了唐诗的好。关于唐诗的好，他说了两点，一是他在病中只能读得进去唐诗，而读不进去别的诗了；二是，他原本想着要更加充分地学习和运用唐诗的因素，以丰富和改变自己的新诗的面貌。他似乎要把他的这一愿望交给在场的别的诗人们为他完成。
凤楼终其一生都是一位田园诗人。生活在田园和诗的园地里，他养成了开朗而健全的精神；他在自然万物上孜孜不倦地汲取诗意，如同蜜蜂之于万千花朵；如果一定要把他的诗歌归类，我愿意将他大部分的诗视为咏物诗。他的咏物诗，并未将任何事物复杂化，而是直截了当地唱出他眼中和心底的物质的诗意；他从不过分地拔高诗人和人的地位，因此他与事物的相遇就总是充满了惊喜，如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一样。
耕种和写作是凤楼一生所做的两样事情。人们可以怀疑《瓦尔登湖》的作者以及类似的人们在选择这种生活时是否有矫情之嫌，但无人可以怀疑杨凤楼，因为他的庄稼地、砖场和果园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延。我们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上述事物并非以一种命运感的形式出现在诗里，他只是顺从了某一种诗歌对他的要求，而这种诗自然而然地产生于生命及其外延，仅此而已。
凤楼只有过短暂的城市生活经验。比如他曾经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学习过；他曾经怀揣诗稿走进多家编辑部的大门———那些编辑部都是在城里的；他喜欢结交无论在城里还是在乡村的文朋诗友，他有时会从东善村出发去拜访他们，他的飘然而至如同山外飞来的一场细雨，偶然地落在那些人家的家门口。我就是享受过这样的细雨的人之一。
凤楼给我讲过他烧砖的过程和手艺，那砖窑深处蓝色的微妙的火焰从此摇曳在我的想象中；他给我讲过他在果园里的劳作，他去果园时身后总是跟着他的那条黄狗。有一回，我和同事从陵川送凤楼回家，时值春天，望着车窗外的风，他讲农妇的脸是如何被这样的春风日日吹拂，从而变红，变黑，直至迅速衰老。这个从不故作悲悯的田园诗人，他对生活和人的理解是贴在骨头上的。他令我这种与生活很“隔”的人感到惭愧。
上述那个有风的春天里的日子，我成为凤楼家中的客人。我以来客的身份获得了一些可据以想象凤楼的生活方式的直观的材料：一个名叫东善村的小村子；一座朝向村中街道的普通的农家院落，院门上是他手书的春联，小院里散放着各式农具；一间小偏房是独属于凤楼的，他在这里写诗和读书；小偏房所附着的正房象征着正常和正统的乡村家庭生活；阳光正好照住的小偏房的小桌子上堆放了一叠书，其中意外地夹杂着尼采和叔本华等人的文集。凤楼特意将尼采和叔本华的几本从一叠中抽取出来，为我讲解了它们的来历。如果我的感觉没错，尼采和叔本华与我一样，也是凤楼家转瞬即逝的来客，只是他们更加缥缈，更像雁过无痕的天外来客。
第二次到这个小院，竟是来跟凤楼作事实上的临终告别。他在垂危时刻的安详中所透露出“诗意的喜悦”，到底不能使我也喜悦，反给我一种无言的痛楚。这痛楚随着他的离开日久，而逐渐加入到我对生命（以及死亡）的理解之中。但这一理解仍旧是无言的。我觉得凤楼下面的这首诗正是从另一个方向接近着我所试图理解的有关生命的问题：
沉默是一种绝响
比花朵笑得更响的是树叶
比树叶笑得更响的是河流
比河流笑得更响的是雷霆
而笑得最幸福的是根须
根须是深处的风
在深处舞蹈
沉默是一种绝响
紧紧抓住大地
抓住季节
把花朵的笑
举在枝头
诗人正是这样把我们意识到却无从解答的问题浮现为一首诗。在他走后，这首诗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贯穿他一生的喜悦将变得不再单纯。诗人以他的诗和死完成了一首不可复现的协奏曲。我们有幸存活于这乐曲的余响之中，而不必保持完全的沉默。
所以我仍然要说，我曾经认为凤楼不应该永远单纯地沉湎于他的田园诗，而把不可免的人生苦痛埋藏至遗忘和诗歌之外的深处。但我又“有时觉得寂寞一生的杨凤楼仿佛一个不堪扰乱的轻轻晨梦，任何外力的侵入都会使本来的完整变为缺陷，”———这是我九年前为他写的一篇小文中的一个句子，现在我仍然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就在他得知自己生病以前，他最后的诗歌中忽然出现了有关历史的省思和有关现实的哀愁。这个田园诗人终于用他的诗歌之眼稍稍瞥见了历史和现实时，随之而来的却是“诗人之死”。诗人用他的诗和死表达了他最后的觉悟。我们也将可以在上述两种存在物中慢慢地读解他的永久的沉默了，正如他给我们的提示：
沉默是一种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