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好太王碑的字体,历来说法很多。一种认为好太王碑字体属介于隶楷之间的一种过渡字体。
清末时的叶昌炽在《奉天一则》中说:“碑字大如碗,方严质厚,在隶楷之间。’,②清末时的荣禧在《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谰言》中谓:“碑字千七百九十九、大四寸,篆隶相屏……”③他还谓碑字书法:“楷法甫有二三,篆隶仍有六七,正与晋世化隶为楷,将变未变之顷,如出一辙。
网从文字史上看,隶书的发展方向当然是楷书,二者的关系在时间上是前后相继的。一般说来,在演变时期,隶楷两种字体的成熟形式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
而冉牟墓志可以认定已是一种成熟的楷体文字了,那么作为结论我们可以说高句丽所用汉字的演变或过渡时期应在好太王碑和冉牟墓志之间.另外,从中原书法史上看,由隶化楷的变化早在三国魏时,即公元三世纪时就开始了。魏明帝时的钟辞就是首倡由隶化楷的重要人物。唐张怀雄在《书断》中称他:“真书妙绝,乃过于师,刚柔备焉。
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⑥如果说钟舞之书犹存隶意,那么到了王羲之时的楷书则是尽脱隶习了.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都是公元四世纪时期的人。
王羲之传世的刻本书迹有《乐毅论》、《黄庭经》、《孝义曹娥》、《东方朔画赞》;王献之有《十三行》,这都是其楷书的典型真迹,从中我们看出当时的楷书已达到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水平。可见,公元三至四世纪时,作为楷书体书写形式已在中原产生并趋于完备了,那么,受中原的影响,到公元五世纪时在高句丽出现较成熟的楷体体文字—冉牟墓志也就很自然的了。
所以,认为公元五世纪时的好太王碑文字是一种过渡字体是不合适的. 一种认为好太王碑文字属一种隶书字体,我觉得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隶书体中又有“古隶”、“八分”、“分隶”之分。

清朝翁方纲说:“汉初所造之隶,初省去篆文之圆折,则但以有直有横者为隶,此在今日当目之为古隶。汉人有波之隶,则由隶渐增笔势,其形象八字分布,故曰八分。
由汉至六朝唐人皆为之,此在今日当目之为分隶。,,@好太王碑之字既未强作波折,又没故布八分,只是体现着有直有横的隶书的古朴神韵。
如果把好太王碑与其它碑书相比照,则同公元405年建立《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羹宝子碑》、公元402年刻之《辽档太守吕寒墓表》、公元421年刻之《东晋恭帝玄宫刻石》、公元448年刻之《晋丰县口熊造像记》、公元367年刻之《邓太尉祠碑》、公元368年刻之《广武将军口产碑并阴侧》亦称《立界山祠碑并阴年》等相类似。我觉得,好太王碑字体除了与其同时代的一些碑刻相似以外,它与古代西汉时期留下的墨书古隶一武威医简很相象,如好太王碑中的“惟”、“以”、“加”、“须”与医简中的‘雏”、“以”、“刀”、“须”等在笔划及运笔,字形与结构上比较相类。
因此,准确地说,好太王碑学体属于古隶体,但这并不说明高句丽应用汉字的滞后性,而是表明了高句丽在应用汉字时对当时所能见到的汉字字体的选择性。 就风格来说,清代阮元曾著有《南北书派论》,将魏晋南北朝时的书法归之于“南帖”和“北碑”二派。

所谓“南贴”所体现的是富于南方特色的柔润、秀美、清灵,而“北碑”则质朴,刚毅、豪放。从冉牟墓志和好太王碑观之,前者文字娟秀、流畅、飞动,富有“南帖”的韵味;后者则是古朴、凝重、粗扩,雄浑、富有“北碑”的神态。两者的文字风格迥异,却又同出一时,共处一地,地域风格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既有此亦有彼。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是那时的高句丽人对中原文化的兼收并蓄态度所致,这种态度与当时高句丽频繁而广泛的与外接触和交往有关。首先是与中原北方地区的密切关系。
例如曹魏时,高句丽东川王曾遣使贺魏改年号,魏还与高句丽联合打出过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到公元四世纪时,高句丽对外可谓是战争不断:公元302年,高句丽美川王率兵三万侵玄冤郡,虏获八千人;公元313年,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公元315年,攻玄冤郡,杀获甚众。
⑦故国壤王于公元385年,陷辽东、玄冤、虏男女一万口而还。
⑧好太王在公元395年征碑丽。在此过程中,使得高句丽得以吸收和保持北方的艺术风格。
其次,高句丽写中 ·99·原南方地区的联系可以通过百济来完成,据朝鲜古文献《三国史记》载:公元四世纪下半期至五世纪上半期,百济曾三次派遣使者向中国赠献。“晋太元中王须,义熙中王余映,宋元嘉中王余毗凉立遣献牲口.”这说明百济与当时中原南朝政权的关系是密切的。
那么,作为也是使用汉字的百济而言对当时南朝所发生的文字变革和文字风格,不会一无所知。显然,高句丽作为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在文化的了解上就不会很闭塞,于是在文字风格上身兼南北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说明了文化除具有独特性之外,还具有很强的融通性。另一方面作为冉牟墓志和好太王碑而言,其文字的书写表现方式的不同也会对文字的风格不一样产生影响。

好太王碑是施之于石上,当然就要选择那种工整,庄严,便于刻写的字体,而古隶体则符合了这一要求。冉牟墓志则是以毛笔墨书于壁杭之上。
如此,选择那种疏展、自然、流利的行楷书体就是比较合适的。于是便在其中表露出了不同的风格。
就审美方面来说,首先在布局上,墓志与好太王碑皆有界格分布。冉牟墓志是纵横格,横为十格,纵为七十九格,字居格内。
好太王碑则是竖格,第一面是十二竖格,第二面是十一竖格,第三面是十四竖格,第四面是十竖格,字因格而纵列有序,同时横看亦是整齐一致的。这样的布局安排在整体上给人一种谐调、整齐的美感。
其次,正如晋朝王羲之所言:“平直相似,状若草子,上下方整,前后平齐,便不是书,但得点画耳。”。
而作冉牟墓志与好太王碑之人则是深谙此中的道理,在文字写法和安排上都作了许多的变通。在冉牟墓志当中,或是笔划飞动,牵连有致,或是笔划分明,正楷正体;或是字虽相同而写法各异,如“月”“之”、“不”等字。在好太王碑当中,字虽隶体,但有的则是借用草书笔划,如“七”作“L”“闭”作“用”等;相同之字如“余”、“加”“侵”、“邹”、“龙”、“今”、“顺”等在结字形态,笔划方向,粗细等方面均有不同的风貌。

从而因对比的不同产生了参差的艺术效果。 就与中原文字文化的关系来说,第一,高句丽对汉字的掌握程度是很高的,既会写行楷书,更善用隶书,另外,1957年在集安洞沟古墓群麻线墓区的千秋墓傍出土了一块铭文砖、上有篆书:“千秋万岁永固”。说明高句丽对篆文也是熟悉的。
第二,人们说,书法是一种美化文字的艺术。高句丽人在汉字的应用上也是深得此中意诣的。
在冉牟墓志和好太王碑当中,无论是布局,还是在文字的对比变化上,乃至笔划的多徉性上都体现了高句丽人匠心独运的艺术追求。第三,高句丽与中原文字的变化和变革的步伐可谓是相跟相随的。
中原地区公元三至四世纪时黔是汉字由隶化楷的大变革时期。由冉牟墓志和好太王碑的对比观照上我们可以断定高句丽在公元五世纪以前一定出现过由隶书应用向楷书应用的转变过程。
可见,高句丽与中原在文字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究其原因:首先,高句丽没有自己的文字,而中原地区发达的文字文化为高句丽提供了借用的方便,从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开始,高句丽便一直沿用着汉文字。
其次,高句丽政权的一些措施也促进了汉字的应用。如在公元四世纪时,高句丽设有太学,教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和儒家经典。
。这使得汉字得以推广并成为高句丽的官方通用文字。
,第三,高句丽不仅学习汉字,在日常中也积极地应用汉字。如高句丽第二代王孺留王类。
利曾作诗云:“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与其归。”正是在这对汉字充分熟悉和广泛应用的基础上才有对汉字的较深造诣,从中必然产生高句丽与中原文字文化之间的那种密切关系。
从意义上看,冉牟墓志是以墨书形式直接题写于墓室壁上。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此之前,无论是在高句丽还是中原都是少见的。
另外,自从有文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字遗存多是刻写的,直接的墨书真迹是不多的,因此,墨书题写的冉牟墓志对于我们研究书法的发展变化确是难得的实物遗迹。好太王碑久处边睡之地,不为人知。

直到1877年,奉天怀仁县治委员章抛的书启关月山“癖于金石,公余访诸野,获此碑于荒烟蔓草中,喜欲狂,手拓数字分赠同好。。
于是引起了很多金石学者的关注,人灯争相往拓。拓出完整拓本的有建国前的李大龙、谈广庆、王少庐、李云从、元丹山、初鹏度等,建国后的有张明善和周云台。
碑文的捶拓对金石学的发展是有益的;所得拓本使得碑文及以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的书法研究和欣赏变得方便,成为可能。另外,好太王碑的独特字体字体令不少的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家们爱不释手,他们或赏之不缀,或临之画神。
清末时的顾燮光曾谓书法家俞曲园的隶书学自好太王碑,这虽属妄加推测,但说明碑文在书法界是有影响的。现在集安市的国家书法协会会员秦维国在临习碑文方面可谓尽得碑文神韵,表现出了那种古朴,典雅的风格,取得的成就已在中国书法界得到公认。
李乐莹本文对冉牟墓志与好太王碑的书体、风格及与中原文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考证,认为冉牟墓志属行楷书体;冉牟墓志与好太王碑相比照,“好碑”在前,“冉志”在后,从好太王碑到冉牟墓志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这一过程也反映了高句丽与中原在文化上存在着密切联系。

。拓出完整拓本的有建国前的李大龙、谈广庆、王少庐、李云从、元丹山、初鹏度等,建国后的有张明善和周云台。
碑文的捶拓对金石学的发展是有益的;所得拓本使得碑文及以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的书法研究和欣赏变得方便,成为可能。另外,好太王碑的独特字体字体令不少的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家们爱不释手,他们或赏之不缀,或临之画神。
清末时的顾燮光曾谓书法家俞曲园的隶书学自好太王碑,这虽属妄加推测,但说明碑文在书法界是有影响的。现在集安市的国家书法协会会员秦维国在临习碑文方面可谓尽得碑文神韵,表现出了那种古朴,典雅的风格,取得的成就已在中国书法界得到公认。
这当然是对宜翩丽业妞的资坏知辛十‘同盼甫可着东高句丽书袂对后世的重大影响。 券刀、地,六‘ \、奎一率套袭沁粉勺和直 ·戚日奈终人工节演冰凡{弄平膺剪王一舜_月;毒孤么人午二回竹见‘舞币掀触续撬熬撼铸玲乞食.图_血众落月图二好太王石从冉牟墓志和好太王碑看高句丽书法@李乐莹本文对冉牟墓志与好太王碑的书体、风格及与中原文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考证,认为冉牟墓志属行楷书体;冉牟墓志与好太王碑相比照,“好碑”在前,“冉志”在后,从好太王碑到冉牟墓志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这一过程也反映了高句丽与中原在文化上存在着密切联系。
① ⑩ 《集安县文物志》第123页、261页。 ② ③ ④ (12) 王健群著《好太王碑研究》第56页、58页、59页、5-6页。
⑤ 吕更荣编著《中国书法简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34页。 ⑥ 陈云君《中国书法史论》第71页。
⑦ ⑧ [朝]金富轼:《三国史记》17卷,18卷。 ⑨ 丁文隽《书法通论》,人民美术社1986年版,第86页。
(11) 朱寰《世界中古史》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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