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元代私学的兴盛 

一般来说，学校凋零，而私学兴盛，这似乎是历史上私学发展的规律。元代私学的兴衰，基本上是沿着这一规律而演变的。元代私学的历程，与学校（包括官学与书院）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官学和官办书院愈发展，私学就愈零落。

元代私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划分，当以元仁宗统治前后为界。

从元太宗窝阔台到元武宗至大末，是元代私学发展的前期。

这一时期的客观形势促进私学的兴盛。当时，蒙古灭金后，经过多年战乱的北方地区趋于平静。北方地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逐渐得到改善，流离失所的儒士也回到家乡。作为礼仪之邦，人们一向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社会安定是发展教育的首要条件。由于忽必烈中统建元以前，“诸路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材”。[1] 南宋境内的民办书院教育已是相当繁荣，而北方书院尚无一所。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私学开始发展起来。

当时，私学主要的兴形式多为儒士教习生徒，私相传授，即私塾的形式。如后来成为忽必烈幕僚的姚枢，入仕前曾在辉州（今河南辉县）授徒，“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象，刊诸经，惠学者，读书鸣琴”。[2] 学者许衡初在家乡河内（今河南沁阳）授徒，后他从辉州姚枢处，“就录程、元朝国子祭酒，将在各地的弟子召到京城国子朱所注书以归，谓其徒曰：‘曩者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既而尽室依枢以居”。[3] 许衡以后回乡，“以倡其乡人，学者浸盛”。[4] 许衡后来出任学为伴读。河北学者窦默，在战乱后“继还肥乡，以经术教授，由是知名”。[5] 还有与窦默有类似经历的儒士砚坚，其先世为颍州（今河南阜阳）人，后逃避战乱，南徙应城（今属湖北）定居。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他被蒙古军队掠至北方，“周流河朔，不获宁居”。元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以后，定居真定（今河北正定），“著儒籍儒户，自是专以授徒为业”。[6] 他的门生中，有后来成为著名的理学家刘因。元代著名学者郝经，在未入仕前，曾师事元好问。据郝经说：郝、元两家互为师生关系，“先生（元好问）与家君同受业于先大父（郝天挺），经复逮事先生者有年”。[7] 南宋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宋亡被羁留于北方，后“改馆河间，乃以《春秋》教授弟子”。[8] 战乱之后，儒士通过教书授徒谋生是很常见的现象。

由于学校凋零，即使很有地位的官僚也不得不求助于私学教授其子女。当时，有不少儒士被官员聘入家塾。如金元之际的北方文坛领袖元好问，在金亡后，曾馆于河北的万户张柔家，教授张氏子弟。他还受东平（今属山东）汉人世侯严实之聘，教授严氏子弟。“张寓斋相公，少与孙德谦于严侯府从元遗山读书。”[9] 郝经也曾在张柔家教过书。“蔡国张公闻其名，延之家塾，教授诸子。”[10] 忽必烈至元间曾任参知政事的商挺，早年“东平严实聘为诸子师”。[11] 金正大七年进士、晋宁（今山西临汾）人段成己，在金亡后，“万户晋宁李侯，迎菊轩（段成己之号）辟馆授徒，学者四集”。5这一时期，名儒在家塾、私塾以教书为业的现象很普遍。

当时，一般人家能请名儒授课的极少，大多是父兄自行授课和督学。“父为师，兄弟为友，以是讲学”。6如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董氏一家，早年平民董俊参加蒙古军，后死于灭金的归德之战。长子文炳，父殁后，“率诸幼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贤行，治家严，笃于教子。公子（文炳）师侍其先生，警敏善记诵，自幼俨如成人”。7 董文炳之弟董文用，年十岁父死，他成年以前，受其兄董文炳的家教，“长兄文炳教诸弟有法，文用学问早成，弱冠试词赋中选”。8 这是典型的家长授课的例子。元代数学和天文学家王恂，世居中山唐县（今属河北）。“公生三岁，家人示之书帙，辄指丁字及风字能道之。母夫人（刘氏），授《千字文》于膝下，一再过即尽识。……六岁就外学，十三学九数，性与数会，辄造其极。”9元世祖时，曾任翰林修撰的雷膺也是家教成材的。其父在金末任金朝监察御使，雷膺七岁时父死。蒙古占领北方后，“母侯氏挈膺归浑源（今属山西），艰险备尝，织絍以为业，课膺读书”。10元临川（今江西抚周州）人孙辙，生于中统三年（1262年）。“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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