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孩子们的家族都很富裕,因此,尽管外出旅行开支很大,他们也都具有足够的财力来支付。在狩猎的地区,一所房屋也没有,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必须自己运去,孩子们必须带上很多的马匹和男仆,所以,如果对于一个只拥有一般财产的人,他很可能为支付这笔款项而破产。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必须努力完成皇帝分派给他们的任务,这无疑于锻炼他们的身心十分有益。此外,通过观察他们的工作态度、了解他们的才能,皇帝能够把有能力担任国家要职的年轻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
以康熙皇帝所具有的完备美德,他应当在其他民族的心目中也完全称得上是一位英明的君主。然而,在汉族人眼里,不管康熙皇帝如何具备天下的美德,但如果他不能像精通武艺那样精通学问,他就不能与汉族的任何一位伟大皇帝相提并论。这是因为,汉族人在其悠久历史中,形成一种必须凭借学问上的成就才能取得官职和地位的传统。为此,康熙皇帝也努力钻研汉学,他几乎阅读了全部的中国传统的重要典籍,之所以这样做,无疑是为了在文化方面尽量吸收汉族的精神财富。
康熙皇帝熟悉孔子的大部分著作,而且能够大体上背诵被汉族视为经典的原籍。他委任大学士用汉语和满语对这些古籍进行重新注释。几位大学士用了10至12年时间,终于完成注释编成一部书籍,并向皇帝进讲了这些注释。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中国古代圣贤学说的景仰之情,亲自执笔为这部书籍撰写了卷首序文,并以御名将其刻印出版。
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让人把中国通史翻译成满文。初次译出的译本不够详细明晰,让他感到很不满意,因此他又命令重译。重译后的译本十分详尽,为说明通史中许多费解之处,还增加了注释。但是,这部史书涉及的内容实在太广泛,要迅速了解一些一时想不起来的史实还是很有困难的,因此,康熙皇帝非常努力地对这部中国通史进行钻研。
我们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足以证明皇帝精通史学。这事发生在10年之前,那时,康熙皇帝的舅父(即佟国纲)在与率部犯境的厄鲁特蒙古族的一个酋长(即噶尔丹)的交战中不幸阵亡,康熙皇帝要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表彰其生前功勋的碑文,便命令翰林院的一位编修(即杨瑄)起草文稿。然而,这位大学士由于疏忽,他不恰当地把这位已故国舅比作成中国历史上的一员大将,这位大将虽然被史实公认为是勇敢善战的统帅之材,但是他对君主不够忠诚,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恶习。不过这篇碑文的文辞写得非常出色,博得了负责审阅的大学士们的一片赞赏,也得到翰林院掌院学士(即张英)的好评。于是,兼任礼部尚书的掌院学士即刻把这篇文稿呈送给喜欢什么事情都亲自过目的皇帝御览。
按理说,审阅文稿的大学士们是汉学的最高权威,从职业上看也应当是精通历史的学者,可是,他们却不幸忽略了那个史实上的缺点,而这一缺点却一下被康熙皇帝发现了。康熙皇帝认为,把过世的国舅比作那位将军,与其说是让后人敬仰他的名望,不如说是玷污他的声誉。由此可见,皇帝竟比大学士们更清楚记得两千多年前的那位大将的不足之处。为此,康熙皇帝下令调查这次事件,并要对这种疏忽进行惩处。结果,起草碑文的那位编修于第二天清晨即被流放去偏远的辽东地区,翰林院掌院学士则因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而被撤职。
康熙皇帝能言善辩,通晓汉族的诗词,无论是汉文还是满文撰写的文章,他都擅于品鉴,给出恰当的评价。对于汉、满这两种语言,他不仅比所有的王侯说得都好,而且能够用它们写出优美的文章。既然康熙皇帝通晓各种体裁的汉文,由此他有心要把中国浩大的典籍编成一个文库,他挑选出一些学识渊博的大学士,对全国的典籍进行搜罗,并亲自审阅他们所发现和选出的典籍。此外,他又挑选了一些精通满汉两种语言的学者,让他们将这些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这使得满语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尤其能使满族人读懂这些书籍的内容,因为,大多数满族人几乎都不懂汉语,如果不把这些汉文典籍译成满文,即便只是顺利地读通也是不可能的。对于传教士来说,这项翻译工作甚至也给我们带来同满族人一样的益处。要知道,无论从文字还是从语法上,满语都比汉语容易多了。许多传教士研究了好几年汉语,却仍不能完全理解汉文书籍的内容,而现在,只需不太长的时间,传教士就可以依靠满文译本来理解汉文书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