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流业：清节家、术家、法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还有：文章、儒学、口辨、雄杰。

清节家的所作所为，不但品德行为上要德高望重，而且形貌举动必须可为他人所仿效，就像延陵与晏婴，就是典型的清节家。
“德行高妙”指的是高风，“容止可法”指的是亮节，作为清节家必须具有高风、亮节，在教导学生或教育子女时，人们常说：“身教重于言教。”
清节家给一般人最大的影响，就是身教，让别人依照他的行为，起以身作则的作用。
晏婴是清节家，他具有赤胆忠心、节俭力行、勤政爱民等德行。

能够制定法律，建立规章制度，并会富国强兵的人，称之为法家。管仲与商鞅，就是典型的法家。
管仲不但能建法立制，富国强兵，且在认识人方面有独到见解。他与齐桓公之间有一段精彩的识人故事：管仲生病，桓公见他病得不轻，赶紧请教治国之道，管仲建议桓公不用易牙、竖刁、启方三个无用的大臣。
桓公说：“易牙杀自己的儿子给我吃，这个人不能信赖吗？”
管仲说：“爱自己的儿子乃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儿子都那么残忍，对君王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这人的忠心可疑。”
桓公说：“竖刁自宫以便能服侍我，这个人不能信赖吗？”
管仲说：“爱自己的身体也是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身体都那么残忍，对君王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这一点也要注意。”
桓公说：“启方服侍我已经有十五年了，丝毫不敢懈怠，他连父死都不敢回去奔丧，这个人不能信赖吗?”
管仲说：“爱自己的父亲乃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父亲都那么残忍，对君王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
管仲死后，桓公接纳管仲的建议，把易牙等三人流放远方。过了三年，桓公觉得国家治理不够好，又把三人召回。过了一年，桓公病重，易牙等三人趁机作乱。重病的桓公被易攻与竖刁软禁，活活饿死在病榻上。饿死之后，三个月不给安葬，尸体上都长满了虫子。桓公的惨死，应验了管仲所说的话。

思虑周密，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变化莫测的人，并能使国家复兴，弱国变强，从而得天下，称为术家，就像范蠡与张良。
智虑无方。”一个聪明绝顶的术家，在处理种种问题时，经常根据不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并无墨守成规，所以才说“智虑无方”。
范蠡与文种共事越王勾践，出计灭了吴国。范蠡能识人，知勾践可与共患难，但不可共安乐，功成之后，主动离开越国，他也劝文种离越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啄，
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不听，后来为勾践赐剑自杀，下场可悲。

清节家行为有德；法家能立法建制；术家足智多谋，这三种人都是仅具备一才(或德、或法、或术)之偏才，并非三才兼备。
兼有德、法、术三才的人，称之为国体。
这种人兼有三种才能足以端正风俗，扶植天下，工作能胜任，就像伊尹与吕望。
器能虽然与国体一样，也兼有德、法、术三才，但都因各才不精而不能胜利。
器能之人，其德虽不能像清节家那样，但足以为一域之表率；其法虽不足以匡天下，但对一个小小的乡邑，还是不成问题；其术虽不足以谋于朝堂而胜敌，但足以通权达变，还是能解决问题，就像子产与西门豹。
所以又说器能不如国体，但已经是难得的人才了。

臧否之人与清节家同流，是清节家的一种演变。
清节家固然德高望重，容止可法，可是如果都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去喜欢责问，难倒别人，不能宽宏大量地对待他人，就会变成臧否之人，就像子夏。
伎俩之人与法家同流，他也是由法家演变而来。
法家虽然能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可是如果功利之心过重，一切典章制度只顾眼前利益，鼠目寸光，脑子里没有长远计划的话，就变成伎俩之人。
这种人可为地方官，不能成为国家栋梁，就像是张敝与赵广汉。
智意之人与术家同流，是由术家演变而来。
术家虽然精于道理，奇谋百出，可是如果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固然足智多谋，也必定会缺乏公正，为大多数人所唾弃，就变成智意之人，就像陈平与韩安国。

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称之为文章。
像毛公与贯公，能够传授圣人的学问，而不能实际从政做事的人，称之为儒学。
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能言善道，善于应对周旋的人，这只能叫做有口辨。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
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即雄杰)。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草根精英与仁智的元首懂得因时设法，因材施教，即使是对犯有同样错误的人，也要根据其所处环境和犯罪动因详加考察，以免误判。对于公共资源，特殊利益集团和贫苦大众虽然都会去抢夺，但是一者是为贪图霸业，威福永享，二者则是为了自给自足，养家糊口；贪污受贿的事，虽然卑鄙龌龊的官吏和勤勉奋进的官吏都去做，但前者是为了奢靡、吃穿、虚名抑或身心享受，后者则是怕“峣峣者易折，佼佼者易污”，担心清洁太过，不能同流合污，反而招致祸端，因此以贪自保；行骗欺诈的事，虽然身居高位的肉食者和流落街头的乞丐都在做，但前者是为了愚弄世人，戮贼天下，后者则是为了简单意义上的生存；帝王将相和盗亦有道的侠客都有杀人越货的行为，可前者是为了排斥异己，张大己力，因而枉杀无辜，后者则只想单纯的以暴制暴，以血还血。对于后者的无奈与愤慨，我们不是应该特别加以体谅和教化吗？
　　但这个道理怎么能让百姓清楚明白呢？底层的百姓如果对以上的情况清楚明了了，国家就会不断出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案例，那么善与恶就没有了世俗上的分界，好与坏也就没有了固定的标准，统治起来不也麻烦透顶吗？故而要蒙蔽百姓，就要反反复复的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概念：“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若能清清楚楚的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 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诸如此类的表现的，就是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犹如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眩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厚，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元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才是圣人。”

对臣民和百姓提倡“生财有道”的道德理想，自己暗中不就可以用非正道的力量谋取钱财了吗？把“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这五个不切实际的衡量定准广而告之，将其制度化，并以此作为奖惩臣民的工具，自己就可以用最低的人格标准来要求自己，而用圣人君子般的标准来要求百姓了。百姓拼命的完善上位者所交授的“繁琐复杂的道德任务”，尚且还怕自身会被找茬挑错，又哪有心思来关心上位者的综合素质如何呢！这样一来，大众百姓就受困于统治阶级所提出的“壹民理论”，而执政者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真是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