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克复、关捷同志否认泰莱的说法，认为是对刘步蟾“无中生有，挟嫌诬陷”，“刘步蟾根本不曾擅改阵形”。这个结论是在错误的前提下推论出来的，故有讨论的必要。所谓错误的前提，就是孙、关二同志把夹缝雁行阵混淆于“后翼单梯阵”、“鳞次阵”、“楔形阵”、“特角雁行阵”等，认为它们“实际上是一个阵形”。产生这种错误的主要症结，是把夹缝雁行阵当成了楔形阵(即双梯阵)，而否认它是一种交错配置的双横阵。夹缝雁行阵略如楔形，是在它涣散之后的状态。这不仅泰莱作了说明，亲身参加海战的美国人麦吉芬也解释了人们的误解。他说:“我队阵形，恰如楔状，此所以有后翼梯队阵之传说也。然我舰队实为鳞次横阵(笔者按:即指夹缝雁行阵)，以两铁甲舰为中心，顺次排列于鳞状也。”难道雁行阵没有称为过楔形阵吗?没有。据我所仅见的清代有关海战学的图书资料中，雁行阵都是指的横阵。

由于前提的错误，孙、关二同志的推论也存在着间题。例如说:“如果北洋舰队阵形不是由丁汝昌等所定，而是刘步蟾擅改……，把所谓刘步蟾擅改的‘相并横列’阵形重新改为‘分段纵列’阵形，在时间上完全来得及，因为‘后翼单梯阵，改为‘并列纵阵”极易，只要把两翼舰向中间收拢即成。”这里，“相并横列”阵，怎么又雷同于“后翼单梯阵”?泰莱所说的“分段纵列，成直线，每段大抵姊妹舰二，成四度行列”，本是指的单纵阵，怎么又成了“并列纵阵”?诸如此类的论述屯还有一些，但大多根据不足，无须赘述。
“诸舰相并横列”是不可否认的，那么，刘步蟾以主舰居中是否为了躲避炮火呢?我在上次的拙文中曾指出，按照规定，旗舰应在右翼列端的一号位置，但实际上旗舰定远号居于中央的八号位置。这种变更，是否违犯当时的战一斗条令，而有躲避炮火之嫌，可以研究。但是，以处于战场主宰地位的两艘战列舰位于中央，而置弱舰于两翼，至少在编队上说来是不妥当的。

确定“分段纵列”的战事会议，董蔡时同志断定为临战之前;孙、关同志则认为“乃是平时在威海召开的一次会议”，理由是从《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的“上下行文和编排”看出的。按我的理解，从其“上下行文和编排”看，应该断为海战前的临战会议。我们知道，汉仅从五船到十船，当时清朝的海军已懂得推演出一百一十八阵，怎么可能在任何敌情不明的情况下，预先在威海刻板地规定采取某一种阵形呢?

既然临战前丁汝昌和各舰管带已决定遇敌舰时，应主舰居先“各船分段纵列，成直线，每段大抵姊妹舰二，成四度行列”，即成单纵阵，而刘步蟾改变议定阵形，接敌时实际战斗队形为夹缝雁行阵。即以主舰居中的相并横列，已毫无疑义，那么，值得详加讨论的是刘步蟾改变议定阵形是不是违反了军纪?《北洋海军章程》“铃制”条明确规定:“提督在何海口，该口北洋兵船概听提督一人之令，总兵不得与提督平行，其中军左右翼及鱼雷艇练运各船管带官，皆不得自出号令。”据此，刘步蟾无疑是违反了条令的规定。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诚如孙、关二同志指出的:“战争千变万化，也决不可能死守某种阵形一成不变，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临时改变阵形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刘步蟾改阵是不是实行正确灵活的机断处置?作为右翼总兵、旗舰定远管带的刘步蟾，根据当时的敌情、我情，如果实行正确的机断处置，无疑是应当允许的。要弄清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必须对议定的单纵阵同实际实施的夹缝雁行阵谁优谁劣的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战术及其运用是否正确，都必须依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敌我双方兵力、兵器对比及其所处的战场态势去判断它的得失利弊。当时，由于机器工业的迅猛发展，海军的技术装备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恩格斯在一八七八年曾指出:“现在的军舰是一种巨大的、装甲的螺旋推进式的蒸汽舰，有800。—900。吨排水量，有600。—800。匹马力，有旋转的炮塔和四门以至六门重炮，有装在舰首吃水线以下的突出的冲角来冲击敌人的舰船。”当时海军的战术不仅越过了古代浆船时代用船体撞击和靠上敌舰进行白刃格斗的跳邦战术，也越过了帆船时代用滑膛炮进行近距离对一射的线式战术。甲午战争时，美国马汉的“制海权”和英国科洛姆的“海上实力论”的理论已提出来了，俄国马卡罗夫关于装甲舰队的最佳战斗队形为单纵阵的理论也为实战所证明。海战中，要求舰队能充分发挥全队的火力，能迅速到达最有利的攻击阵位，能最容易地调整部署、变换阵形，能便于通讯联络等等。
但是，作为战斗队形的夹缝雁行阵，诸多不利。《晨园漫录》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综计该战役，我军完全败北;_而其所以致败之由，当时论者谓原因虽多，要以横阵之不良为最大失策。盖横阵之缺点:第一、最难维持阵形;第二、不能行动自由;第三;不能发挥全舰‘队)炮火之威力。”。单纵阵则不然，由于各舰随前导舰鱼贯前进，一艘舰跟着一艘舰，这样指挥方便，占领与保持队位和改变方位也容易。

正是基于夹缝雁行阵的弊病，泰莱在刘步蟾改阵之后，并鉴于日军将绕击右翼弱舰的情况，向丁汝昌、汉纳根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建议:“全队同时向右移转四点。”即右移四十五度。泰莱这一建议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不仅能以全队舰舷对敌，便于发挥火力，并且能够很快对敌舰形成“丁”字战法，占领有利阵位，挫败日军攻击清军右翼弱舰的企图。这一建议很快为丁汝昌、汉纳根所采纳，但是，刘步蟾不予实施。
由此看来，刘步蟾改阵并不是实行正确的机断处置。其实，军事上所谓的机断行事不仅要以原来的上级指示已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为前提，还要以在时间上来不及请示和受领新的指示为条件。刘步蟾改阵不过是擅权孤行罢了。

刘步蟾在编队指挥上的错误，同样被战斗过程有力地证明了。
十二点五十分，刘步蟾在距敌五千三百多米时开始炮击，其各舰也纷纷开炮。军联合舰队以第一游击队迅速前出到清军右翼，对开始炮击，其余各舰占领了有利的攻击阵位
如下图：

北洋舰队在此不利的态势下，本应不照原编队顺序，变换航向，成单纵阵向敌第一游击队与本队之间的间隙处勇猛突击，脱出被动。但是，刘步蟾虑不及此，因而处于受敌“或夹击或围绕”的不利境地。
对于北洋舰队编队指挥的错误，英国的海军年鉴指出来了:“舷侧炮击之优于舰首炮击，无论在原理上或事实上，己为现时识者所公认。黄海之役，日军取单纵阵，而中国军对敌阵殆成直角，以后翼梯阵当之，于日军舷侧炮击之下，势不得不用舰首炮击。……中国舰队，当敌军徐行通航之际，极应将阵形变为单纵阵，以舷侧炮火，攻击日军。”从以上对刘步蟾编队指挥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批评以舰首对敌，不能发挥火力。然而，孙、关二同志抓住丁汝昌、汉纳根给李鸿章报告中谈到舰首向敌这一点，在反驳董蔡时同志时说:“这岂不是正好说明北洋舰队阵形并非刘步蟾所擅改，而是为了发挥‘舰首重炮’炮火威力由丁汝昌等采取的吗?”这个问题不予澄清，仍然难以对刘步蟾作出公允的评价。澄清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依仗对丁汝昌、汉纳根两个报告真伪的考证，这个问题，董蔡时同志已提出来了，值得深入研究，展开讨论;另一方面要对组成夹缝雁行阵的各舰火力配置进行查对，看舰首对敌是否真的有利于发挥舰队炮火的威力?

下面，我把北洋舰队参加夹缝雁行阵编组的各舰火炮分布位置图解如下：

已上图表，一目了然地告诉我们，舰舷对敌可发射火炮４０门，而舰艏对敌只能发射32门(舰舷对敌时可发射30.5公分主炮8门，25公分主炮4门，21公分主炮12门，15公分舷炮或副炮10门，12公分舷炮6门;舰首对敌时可发射30.5公分主炮8门，25公分主炮2门，21公分主炮10门，15公分舷炮或副炮12门)。很清楚，北洋舰队舰舷对敌一次齐射的火力，远远大于以舰首对敌一次齐射的火力。
问题在此仍然没有完结。这里牵涉到一个技术问题，即当时的舰炮是不是旋转炮塔，即是说舰炮能不能既可高低俯仰以前击，又可左右旋转以侧打。
旋转炮塔早就产生了。《英国水师考》说:“一八七二年，英国造第一座转动炮台。”《外国师船考》说得更具体:“按船面旋台者，就船面为台，环之以甲，并覆其上。台下有机，与炮俱转，可四面侧击。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美国创为之。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英改三层楼旧舰，仿作五旋台，犹未善也。”北洋舰队的军舰多购自英、德，毫无疑问也是安装的旋转炮塔。但这终究不是直接证据，然而直接证据是有的。《一八六九—一九四五日本帝国的海军》中，载有日本缴获的镇远、平远等舰的照片，以及纵、横剖面示意图，该书在说明中明确指出:“装甲旋转炮塔舰。”
那么，是不是以舰首对敌就一无是处了呢?好处恐怕就是被弹面要比正横方向小。不过，战争中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是对立统一的。只有充分发挥火力，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舰首对敌仍无多少是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刘步蟾不仅改变了议定的阵形，而且这一改变既违反了条令，又实行了错误指挥，后果是严重的。在北洋舰队同日军联合舰队的军事实力(即兵力、兵器、技术装备、军事素质、战斗士气等)各有优劣，不相上下的情况下，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战役成败利钝的变化。海战失利，固然要对主客观各方面的条件进行全面、准确的综合分析，但刘步蟾改阵无疑是造成海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刘步蟾，虽然最终以自杀殉职，但是，对他的功过仍然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这篇错的离谱。
北洋实战摆的，是单雁行阵，就是一字阵。
因为两翼落后，变成了人字阵。
而预计要布的夹缝雁行阵，是双横阵，第二队在第一队右后400米。
二者的明显区别，是单横阵是两艘铁甲在一线，双横队只有一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