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服饰明代服饰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前襟的纽扣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但是纽扣并非始于明代，从元代的辫线袄子腰围部分曾经见到过钉纽扣的形式。纽扣的使用也是一种变革，体现着时代的进步。另外理学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装风格。
　　明装与唐装相比，在于衣裙比例的明显倒置，由上衣短下裳长，逐渐拉长上装，缩短露裙的长度。衣领也从宋代的对领蜕变成以圆领为主。

中国传统服饰——明代男服
　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一样，朱元璋在登上帝位后，早已忘却自己也曾是贫苦百姓中的一分子，在强化统治者特权地位的同时，视百姓为贱人，认为庶民不过是“趋事执役以奉上者”。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出榜晓谕两浙、江西人民:“为吾民者当知其分(职分，应尽的义务)，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否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五○)。　　基于这种观点，反映在百姓的服饰上是多有限制。明初规定，庶人结婚可以借用九品官服，平时则服杂色盘领衣。男、女衣服不许用黄、玄色，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靴不得制作花样，不得用金线装饰。饰物不得用金玉、珠翠。平民百姓的帽子不得用顶，帽珠只许用水晶、香木，不许用金玉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而商人只准用绢、布。对衣服的身长，袖的长、宽，都规定了尺寸。这些限制，至明代中后期，多已禁而不止了。 明代男子便服，一般用袍衫，形制虽然多样，但都未脱大襟、右衽、宽袖、下长过膝的特点。庶民百姓服装，一般是上身着衫袄，下身着裤子，裹以布裙。贵族人家男子的便服多用绸绢、织锦缎，上面绣有各种花纹。这些花纹大多含有吉祥意思。常见的是在团云和编蝠间嵌一圆形“寿”字，蝙蝠的“蝠”与“福”谐音，有蝠有寿，取意“福寿绵长”。另有一些牡丹、莲花等变形夸张的图案，牡丹是“富贵之花”，一直被认为是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莲花是我国人民喜爱的花，被视为“花之君子”，也被佛教当作“佛门圣花”。在这些花形间穿插一些枝叶、花苞，花样别致，含意喜幸、神圣，深受当时人们喜爱。 儒士、生员、监生等读书人大多穿襴衫或直裰。明制规定，生员襴衫用玉色布绢制作，宽袖，沿有黑边，黑色软巾垂带。直裰是一种斜领大袖的长衫，因背之中缝直通下面，故名。
　　《儒林外史》中落魄的童生周进与发迹的王举人都是身穿直裰，不过一个是多处已磨破的旧“元色(黑色)绸”的，一个却是崭新“宝蓝缎”的(《儒林外史》第二回)。此外，还有穿曳撒，程子衣以及褡护、罩甲的。曳撒，也是明代一种袍服，交领，大襟，长袖过手，上下衣相连，前面腰间有接缝，两边有摆，从两边起打褶裥，中间留有空隙，是士庶男子的一种便服。明代后期，士大夫宴会交际时也多穿用。程子衣，是明代文人儒士的日常服装，衣身较长，上下相连，腰间有接缝，缝下折有衣褶，袖宽大，斜领掩襟。搭护是一种比褂略长的短袖衣。罩甲有两种，一种对襟的，是骑马者的服装，一般军民步卒不准穿；一种不对襟，士大夫都可穿用。
　　中国传统服饰——明代官员公服
　　常服用于常年理事，也是公服，形制比较简便，由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三部分组成。乌纱帽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圆形，外表用黑皱纱，帽里为漆藤丝或麻，既轻又牢固，可以自由戴脱。明代以乌纱帽作为官帽，此后即引申为官职的代称。郑板桥的“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tuó陀，袋子〕萧萧两袖寒”(《予告归里，画竹别 潍县绅士民》)，就是以乌纱帽代指官位。束带，依品级区别，一品用玉带，二品花犀，三品金钑花，四品为素金，五品银级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定职官常服使用补子。这是一种有固定位置、形式、内容和意义的纹饰，以金线或彩丝织成飞禽走兽纹样，缀于官服的前胸后背处，通常做成方形，前后各一。文官绣禽，表示文明；武官绣兽，表示威武。公、侯、伯及各品官各不相同。明代这一创制，延续到清代，成为区别官员品级的又一显著标志。

　　中国传统服饰——祭服
祭服，最为尊贵，只用于祭把的特定场合。明朝初立，学士陶安即请制五冕。朱元璋认为古制太繁，于是删繁就简，规定皇帝“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明史?舆服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制定品官祭服。一品至九品都是青罗衣，白纱中单，黑领黑边。赤罗裳，赤罗蔽膝。冠带、佩绶等都依朝服品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