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宝卷》与小说《西游记》关系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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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点证明此一部宝卷乃是明末流行的民间宗教西大乘教之宝卷。从其记载的归圆的事迹看,这部宝卷不可能出现在嘉靖三十四年,其时宝卷所记之归圆尚未出生,更遑论归圆创写六部经卷之事。而且从文意上看,宝卷云:“后来的,悟性客,接续传灯”,则《二郎宝卷》出现距离万历初归圆传教也有一段时间。 
二、《二郎宝卷》与《伏魔宝卷》的关系。《二郎宝卷》在叙述创写经卷的经过时,曾提到了其他的宝卷,“二郎伏魔两部经,宾主相随阳返阴。药王十王为体用,春夏秋冬四部经”,“二郎卷,按东方,春生万物……伏魔卷,按南方,丙丁圣火……药王卷,按西方,庚辛金兑……十王卷,按北方,壬癸圣水……泰山卷,有灵应,神通奥妙……五部卷,按五方,水火既济。三花聚,五气朝,五部神经”。《二郎宝卷》的创作者认为这五部经书关系密切,修道人只有依托这五部神经,方能悟道成真。这五部经卷,除《二郎宝卷》,现留存下来的有三部,分别是:《护国佑民伏魔宝卷》,简称《伏魔宝卷》;《东岳泰山十王宝卷》,简称《十王宝卷》;《灵应泰山娘娘宝卷》,简称《泰山宝卷》。车锡伦先生认为这三部宝卷都是一位法号悟空的民间宗教家编成,都是西大乘教经典。 
 
 明刊《灵应泰山娘娘宝卷》载:“北京缺少宝卷,老母警觉数遍,不敢不从。先造《十王宝卷》,众人钱粮所求如意,《伏魔宝卷》,老长者独自发心。及感合会善人共舍资财,结果完成。《泰山老母灵应宝卷》,原是妻董氏自施资财刊版。”(“收圆结果完成品”)由此文可推断,《二郎宝卷》所载五部经,最早出现的是《十王宝卷》,次为《伏魔宝卷》,再次为《泰山宝卷》,但相距时间不远。《十王宝卷》《伏魔宝卷》《泰山宝卷》均未提及《二郎宝卷》,则此时《二郎宝卷》尚未刊行。在这三部宝卷中,《伏魔宝卷》与《二郎宝卷》关系最密切,《二郎宝卷》往往将两经并举,“伏魔大帝远镇天尊伏魔宝卷,二郎真经护国佑民,两部宝卷,宾主相随,体用双行。宅内供养,邪魔不侵”(“三身圆显第十九”),两者相辅相成。 
 
 这个与《二郎宝卷》缘分不浅的《伏魔宝卷》,其刊行的时间可以大致推定,当是于万历四十五年。 
 
 《伏魔宝卷》称关公为“伏魔大帝”“远镇天尊”。《二郎宝卷》提到关帝时,也云:“伏魔大帝,远镇天尊。”说明《伏魔宝卷》产生年代,至少是在关羽被敕封为“伏魔大帝,远镇天尊”之后。现在一般认为关羽被敕封为“伏魔大帝,远镇天尊”的年代是万历年间。正史虽未见记载,但文人笔记中多有记述,沈德符《万历野获篇》中有“蜀汉关壮缪,本朝所最崇奉,至今上,累加至大帝天尊之号而极矣。或云上梦有异感,遂进此衔名。未知果否。”(卷一四“加前代忠臣谥号”)张岱《西湖梦寻》载:“北山两关王庙:……万历四十二年金中丞为导首鼎新之,太史董其昌手书碑石记之,其词曰:‘西湖列刹相望……其合于祭法者岳鄂王、于少保与关神而三尔。甲寅秋,神宗皇帝梦感圣母中夜传诏,封神为‘佛魔帝君’”(卷三“西湖中路,关王庙”),甲寅年为万历四十二年。明刘侗《帝京景物略》也云敕封的时间为万历四十二年,“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司礼太监李恩赍捧九旒冠、玉带、龙袍、金牌,牌书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于正阳门祠,建醮三日,颁知天下”(卷三“关帝庙”)。关于万历皇帝梦感而敕封关羽之事,《伏魔宝卷》有详细记载。 
 
 万历梦感的内容与张岱所记有差异,当是民间宗教自神其说的缘故。不过从宝卷所记赐关羽之诸宝以及封号来看,与刘侗《帝京景物略》基本相同,则宝卷与明末文人笔记所记当为同一事。

明季民间宗教基本上集中在北方,许多派别的民间宗教都流传着西游记故事,这些西游记故事片段与南方之南京、建阳等处刊行的小说《西游记》,无论是在故事形态上,还是在唐僧师徒之宗教譬喻上都截然不同,如许多宝卷述唐僧西游经历了九妖十八洞;唐僧西游最终取得只是一卷无字真经;在雷音寺点燃无油智慧灯;取经回来有女妖精谋夺真经等等。宗教譬喻也有很大差异,黄天教以悟空为东方甲乙木,八戒为南方丙丁火,沙僧为北方壬癸水,白马为西方庚辛金;唐僧为中央戊巳土;百回本《西游记》称悟空为金公或金,称八戒为木母或木,沙僧为黄婆或土,唐僧、白马却没有五行对应。有的宝卷存有明初之《西游记平话》的痕迹,像明嘉靖三十七年开始以西游故事为譬喻宣讲大道的黄天教李普明,其所吐宝卷《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中的一些西游片段就是如此。一是宝卷称八戒为朱八戒,并依据朱红之义,将八戒譬喻为南方之火,与北方之水的象征沙和尚对应。“真阳火为姹女,妙理玄玄,朱八戒按南方,九转神丹;思婴儿壬癸水,两意欢然,沙和尚是佛子,妙有无边”(“现无愚如来分”),《朴通世谚解》记载的《西游记平话》,便是称猪八戒为“黑猪精朱八戒”;“二是《朴世谚通解》记载的《西游记平话》,唐僧取经花费六年时间;小说《西游记》改为一十四年;黄天教内留传的唐僧取经时间与平话一致,也是六年,“一卷《心经》自古常明,旃檀古佛化现唐僧,六年苦行,自转真经”(“勇施如来分第十三”)。
 
 还需要注意的是,明代各家宝卷涉及的民间传说往往不一,一般都是以所涉及之神仙命名宝卷的名称,像《伏魔宝卷》谈的就是关帝;《二郎宝卷》则是二郎神;《东岳天齐宝卷》的主神自然东岳天齐大帝;《地藏十王宝卷》涉及佛教地狱的传说等等。但是还没有一个民间传说或故事有像西游记这么大的影响力,明中后期的主要民间宗教,如罗教、黄天教、西大乘教、红阳教、圆顿教等等的宝卷中都有西游故事的影子。而且除了早期的罗教将西游记作为宗教宣传的故事,嘉靖以后,这个西游故事在民间宗教中基本上是以宗教譬喻的面貌出现。这说明在北方的广大地区确实留传着一个作为宗教象征的西游故事。某些宗教宣传家借助说唱文学形式的西游故事来传道,从而导致几乎整个北方民间宗教都受到譬喻化的西游故事影响。这个宗教象征故事很有可能与百回本《西游记》一样,是明初《西游记平话》的后代。两者的差异应该是传播过程中,被不同接受群落改写加工的结果。
 
 像《二郎宝卷》之类的民间宝卷存在形态差异的西游故事的事实也说明,《西游记》在明代的传播和加工要远比小说文本之单线传播复杂。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西游记》在以百回本形式出现之前,很有可能存在着一个单纯以宗教为目的的流传环节。只是这个故事经过文人的再创造,变成如我们今天所见饶有趣味的一部佳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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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一个！

《西》在民间的流传与加工确实远比小说文本之单线传播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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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经过历代多渠道的创作，一些创作者有着自己独特的解读，一些人则只是记录传承。对于文化研究者而言，各种记录的汇总是重点；对于思想研究者而言，则是不同的解读和创造才是重点，宝卷的思想性更符合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