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宰相制度起源于商代,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宰相只是一个通称,宰相的具体名称,各朝大都不同，有“丞相”、“太尉”、“司徒”、“司空”、“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等等。

　　历代中，除辽代没有以宰相作为正式官名而仅作为通称外，其他朝代具体名称则因时而异。宰相的主要职责是辅佐皇帝和参谋决定国家大事,所以有“百官之首”之称。处理国政，不可能没有辅政机构，辅政机构也不可无人主持，也就是说相职不可废除，但相权要受到限制。削减相权，使相权不能掌握在一二人之手，同时还要使他们既受到制约又受到监督。宰相机构参议辅政制就是应此而出现，而且不断完善。

　　一、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丞相之名始于秦”。[1]秦朝正式建立了宰相制度，丞相则成为中央行政体制的首脑。秦王嬴政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同为宰相之职位。

　　刘邦建立西汉后，仿照了秦朝的制度,发号施令的最高机关由丞相府、太尉府和御史大夫寺所构成。到了汉武帝时，为了防止权臣专政就将政务从三公府移入内廷,由尚书协助皇帝裁决国家大事,尚书台便成了皇帝的机要秘书处。“文帝以后，太尉并不常置，而至武帝时起，丞相地位虽高，权力则逐渐缩小，皇帝常常通过内廷保管文书的尚书署亲自裁决庶政，有时更给宦官以‘中书令’的称号（宦者为中人），也使他们与闻政务”。[2] “从昭帝时起，在皇帝年幼不能处理国政时，每用重臣、外戚，加上‘大司马’、 ‘大将军’或别的头衔来领尚书事。到成帝时，尚书署的首长尚书令用士人（以往是宦官），而署也渐以‘台’来代替”。[3]东汉的宰相有上公、三公。上公为太傅及执政将军；三公分为太尉、司徒、司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期既有公官也有省官，而且在此时初年公官多省官少，及至末年则省官多而公官少显示出这是一个由公官向省官过渡的时期，也是两种宰相相互交叉设置时期”。[4]三国以三省长贰为宰相者，只有蜀国的尚书令；而晋、南北朝以三省长贰为宰相者，除尚书令外，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及尚书仆射等。省官为宰相者既增，则公官为宰相者就相对减少，演变到了隋唐，则尽以省官为宰相,公官便退出历史舞台。

　　隋唐时期,建立了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新体制,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度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宰相制度的进步和进一步发展。三省的职权界线划分不明显，因为“隋代虽置三公，以官高不除。其秉国均者惟内史纳言，而尚书令无不统，即不预机事，亦称政本之地”。[5]具体来说，三省虽然同时参加运转,但是三省的权力核心却在尚书省。唐代的宰相制度，是在沿袭了隋朝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它与政事堂制度密切相关，是一项宰相集体议事决策的重要政治制度。自贞观之后，中书舍人“五华判事”， [6]“ 中书省职权渐重，中书令于定敕之前，多提前于政事堂议论”，[7]于是政事堂地位日渐提高，成了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最高国务会议。

　　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宰相制度基本上沿袭唐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枢密院，地位上升迅速，与中书门下平分秋色，参与国家大政。后梁建立后，把枢密院改为了崇政院，崇政史不由宦官担任而是由皇帝亲信大臣担任。到后晋、后周时期，又重设枢密院，枢密使管理机要，虽次于宰相，但权倾内外。

　　宋代的中枢机构和设官大多沿用唐制，但机构的职权有很大变化，与唐代体制大不相同。宋代中央实行中书与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政的二府制。“宰相中地位最高的兼昭文馆大学士，称上相，次兼修国史，再次兼集贤殿大学士。”[9] “开国之初，宰相副相的设置没有定数，宋人洪迈说，太宗以降，颇以二相二参为率。”[10]即通常两位宰相两位参知政事。仁宗至和年间，文彦博、刘沆、富弼三人为宰相，仅用程戡一人为参知政事。“太宗末，吕端独相，路中舒、王化基、李至、李沆四人人参知政事，这些情况是比较少见的。”[11]神宗元丰五年，改革官制，以尚书令之副——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徽宗政和中，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12]。“北宋钦宗靖康元年末，又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13]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诏依法制，以左右丞相代替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并恢复了参知政事之名”[14]。从此以后，直到南宋灭亡，宰相的名称就再也没改变。 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西夏和辽国，也吸收了唐宋先进的文化制度，设置了宰相。西夏也仿二府三司制，而辽实行北面官、南面官双轨制。

　　金、元实行一省制，在宰相设置方面，级别划分较为复杂。具体而言分四级：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平章和参知政事实际上也有左、右之分，元朝平章超出二员时,则有为首第一、第二、第三等区别。金朝以左为尊，而元朝则因为蒙古习俗尚右，故右在左上。“丞相和平章合称宰相”。[15] 明太祖洪武建元以前，便有宰相之设。及至十三年左相胡惟庸专权谋逆伏诛,遂罢中书省,中书省所有官职尽革,其分权于六部而帝总其成。宰相制度被废除。

　　二、明朝宰相制度废除的原因
　　（一）长期以来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宰相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它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又可能会因为权力过大而威胁君权,最终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君权与相权,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没有宰相对国家的管理,皇帝就有可能江山不保；如果皇帝对宰相不信任或不重用,宰相就很难居高位。但是,君权与相权始终有划分不清的界限,因此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各有消长。

　　宰相是“百官之长”，其权力和地位是其他官僚都无法比拟的。因此相权最有可能威胁到君权，君权也时刻防范着相权。

　　1、相权权倾一时、侵夺主上威福，甚至威胁生命。
　　 不容否认，君相之争是自宰相制度产生以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因素。历史上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不断涌现出权倾一时、侵夺主上威福的权相。我们所熟知的曹操，他虽名为丞相，其实汉献帝在他脚下，不过是一只随时可踩死的蛤蟆。他可以仗剑入宫，把皇后从藏身的夹墙中搜出，扯住头发杀掉，皇帝只有打抖的份，一句话也不敢说。魏明帝驾车到尚书门，尚书令陈娇竟然敢以君相分权拒皇帝于大门之外。说明陈娇的权力之大，大到他根本就不把魏明帝放在眼里。

　　2、相权公然挑战至高无上的君权，引起君主的疑忌。
　　 宰相的权力越大，皇帝必然就会处心积虑压制、削弱相权，甚至杀宰相、废除宰相制度，以尊君权。韩信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他的被杀，固然有其“兔死狗烹”的必然性，但他的太过自大，有时甚至目无君臣间礼仪等的缺点，为他命运的结束起了催化和加快作用。封建君主感到宰相对其威胁实在是太大，便会削弱相权，于是必然导致宰相制度最终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