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层到了，我凑近电梯门等它缓缓打开，一面在心里编排理由，琢磨着该怎么和彭维维解释迟到的原因。
　　事情就在这一刻急转直下。
　　我连吓带惊，事后很多细节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门开处眼前黑压压一片人。
　　我尚未反应过来，已经被人拽住扔出了电梯，后脑重重撞在对面的墙上，眼前金星乱冒。
　　等我的视力恢复清明，身体早已失去了应变能力。视线里只有棍棒和菜刀上下挥舞的影子，人体在地板上挣扎翻滚，血肉模糊一片狼藉，眼前呈现的，竟是一场比黑帮电影真实百倍的残酷杀戮。
　　我开始狂叫，手脚并用向旁边爬动，可是却躲不开四处飞溅的血肉。我大哭，浑身哆嗦成一团，就像儿时的梦魇，除了哭叫，没有别的办法从噩梦中逃脱。
　　某户人家被惊动，屋门开了又关，屋主人变了调的尖叫在楼道里回荡，经久不懈。
　　远远的警笛声大作，从四面八方向此处汇集而来。
　　有人大喝一声：“警察！走！”是明明白白的中国江浙口音。
　　十几个黑影迅速作鸟兽散，扔下一地沾血的凶器。地板上一动不动趴着的，是一摊血乎乎的烂肉，早已辨不出人形。
　　我当时不知道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线，居然立刻噤声，翻身爬起来，视线锁定在触目的鲜红上，无法挪动分毫，竟然下意识地琢磨着，这里那里究竟是原来的什么器官。
　　正看得津津有味，眼前忽然黑下来，刺眼的红色消失了，我闭上眼睛，闻到一股烟草混着皮革的淡淡香气。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是有人用衣襟罩在我的头顶。
　　一个声音附在耳边，用中文轻轻地说：“告诉警察，你什么也没有看到，明白吗？”这是我对现场最后的记忆。

等我的记忆又能接上榫的时候，人已在警察局。
　　乌克兰警察的制服，是一种暗昧的灰蓝色，有点象国内某版铁路制服的颜色。
　　对警察，在国内就没有太好的印象。到了乌克兰，除了同胞间的耳濡目染，入境时海关警察贪婪的嘴脸，更让我的第一印象，就打了个百分之五十的折扣。
　　我转着脑袋四处打量，发觉自己置身一间封闭的问讯室，室内只有一张长桌，两把椅子，顶灯雪亮，照得我有点头昏。
　　大脑皮层开始活跃，记忆渐渐恢复，方才血淋淋的一幕又重归眼前。我把头埋进臂弯，努力控制，但无法止住身体的颤抖，椅子被我抖得咯吱做响。
　　对面的警察却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之心，咳嗽一声，用英语开始例行公事的盘问。
　　“名字？”
　　“玫。”我撑着额头勉强敷衍。
　　“家族姓氏？”
　　“赵。”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
　　“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
　　“地址？”
　　我报上当前的居住住址。他皱起眉头，“为什么和签证上的地址不符？”声音虽然生硬，英语发音倒是罕见的标准，不比一般乌克兰人，说起英语嘴里象含着一大口伏特加酒。
　　“因为签证时没人告诉我，房客还包括蟑螂和老鼠。”我不耐烦，皱起眉头看着他，“难道阁下没住过学生公寓？
　　他板得紧紧的脸稍稍松动，启齿露出一丝微笑。我这才注意到，对面坐着的，是位面目端正的乌国帅哥。帽檐下一双深邃的眼睛，象阳光下的黑海，碧蓝清澈。
　　这点恩赐似的微笑，如同乌云背后的阳光，云缝里露露脸又很快消逝，后面的问题开始益加尖锐。

“我什么也没看到。”面对他的逼问，我来来回回只有这么一句。事实上，我的确什么也没看到，我有限的俄语修行，也只够支持我语法正确兼发音清晰地表达这一句。
　　而那个富有磁性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徘徊不去，“告诉警察，你什么也没有看到，明白吗？”
　　我极力想回忆起那个男人的其他特征，却什么也想不起来，脑子里的画面，只剩下那角棕色的风衣。
　　终于被送出警局的时候，已是半夜。眼前是彭维维那张画得无懈可击的俏脸。

我皱起眉头，正式表示反感。
　　彭维维是我在音乐附中的同学，那时我主修钢琴，她主修声乐。原来挺秀气文雅的一个女孩，来乌克兰不到一年，就变得满嘴粗话。
　　但是，等等，黑帮火并？霎时间记忆全部回来了，我看着她，慢慢蜷起身体，无法自控地放声大哭，“妈……妈……”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没用，但凡遇到倒霉事，第一反应就是找我妈。
　　“医生！医生！”维维抱着我手足无措，大声呼喝着护士。
　　手臂被人用力按住，一阵冰凉，一阵刺痛，我渐渐哭不出声，开始断断续续地抽噎，后来就睡着了，大概是镇静剂的功效。
　　几天之后，当地报纸登出了现场的大幅照片。原来不仅是我，奥德萨市的市民，皆有幸目睹了一场百年难遇的火爆场面。事发当天，几十辆警车如临大敌，将整栋楼围得水泄不通，无数的媒体云集在中国市场附近，兴奋得象打了鸡血。毕竟奥德萨市民风淳朴，多少年没有遭遇过类似的恶性案件。
　　警方初步怀疑是两派黑帮的仇杀，但比较讽刺的是，半个城市的警察，在十二层建筑里过完粗筛过细筛，搜查了一遍又一遍，却没有抓到一个真正的嫌疑犯。最后只好带走了十几名疑似现场目击人。
　　据说我和另一名中国男子，是最接近原始现场的两名目击证人。这样倒是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奥市警局会对我紧追不舍。而我记忆出现断层的时间，显然错过了最热闹、最富历史性和戏剧性的时刻。
　　把现场的情况讲给维维听，她歪头想了很久才回答，那个男人对我的叮嘱应该是好意，假如我不对警方守口如瓶，一旦和黑帮扯上恩仇，后面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那几天我常常出神，一遍遍在脑海中回放着那个男人的声音，好奇地猜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醒来的时候，触目所及是一片全白。
　　我冒出一句任何失去知觉两小时以上的人都会说的话：“我怎么会在这儿？”
　　彭维维捏捏我的脸蛋，“小丫挺的你撞上黑帮火并了，居然没被灭口，现在还能耳聪目明四肢健全！”
　　我皱起眉头，正式表示反感。
　　彭维维是我在音乐附中的同学，那时我主修钢琴，她主修声乐。原来挺秀气文雅的一个女孩，来乌克兰不到一年，就变得满嘴粗话。
　　但是，等等，黑帮火并？霎时间记忆全部回来了，我看着她，慢慢蜷起身体，无法自控地放声大哭，“妈……妈……”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没用，但凡遇到倒霉事，第一反应就是找我妈。
　　“医生！医生！”维维抱着我手足无措，大声呼喝着护士。
　　手臂被人用力按住，一阵冰凉，一阵刺痛，我渐渐哭不出声，开始断断续续地抽噎，后来就睡着了，大概是镇静剂的功效。
　　几天之后，当地报纸登出了现场的大幅照片。原来不仅是我，奥德萨市的市民，皆有幸目睹了一场百年难遇的火爆场面。事发当天，几十辆警车如临大敌，将整栋楼围得水泄不通，无数的媒体云集在中国市场附近，兴奋得象打了鸡血。毕竟奥德萨市民风淳朴，多少年没有遭遇过类似的恶性案件。
　　警方初步怀疑是两派黑帮的仇杀，但比较讽刺的是，半个城市的警察，在十二层建筑里过完粗筛过细筛，搜查了一遍又一遍，却没有抓到一个真正的嫌疑犯。最后只好带走了十几名疑似现场目击人。
　　据说我和另一名中国男子，是最接近原始现场的两名目击证人。这样倒是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奥市警局会对我紧追不舍。而我记忆出现断层的时间，显然错过了最热闹、最富历史性和戏剧性的时刻。
　　把现场的情况讲给维维听，她歪头想了很久才回答，那个男人对我的叮嘱应该是好意，假如我不对警方守口如瓶，一旦和黑帮扯上恩仇，后面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那几天我常常出神，一遍遍在脑海中回放着那个男人的声音，好奇地猜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周后出院，又在家里休息了一天，收拾好上学的琴谱和书本，忽然想起签证的事，心里不由得略略一沉。因为我不得不再跑一趟警察局，那个在恶梦里会反复出现的地方。
　　从警局移民办公室出来，我的心情沮丧得难以形容。一路踢着满地金黄的落叶，只想大喊两声以散去心中的郁闷。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无意的疏忽，竟然会造成如此致命的后果。
　　三年前我毕业于首都那所著名的音乐附中，专业成绩一直很好，高考时因为贪吃了一碗麻辣烫，连拉了三天肚子，文化课考试自然一塌糊涂，与自小梦寐以求的中央音乐学院失之交臂。
　　我既不愿服从分配，又不想重回高三再吃二遍苦，从此成为父母眼中的无业游民和问题少年。吃了半年闲饭之后，同学介绍了一份工作。每天下午我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大堂演奏钢琴，收入勉强够养活自己。
　　这么着晃了两年，我彻底厌倦了替别人的衣香鬓影作活动布景的生活。我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进入法国或奥地利的艺术学院深造。但我的父母，只是某部设计院的普通工程师，家境不过小康，高额的学费和居高不下的拒签率，都令人望而却步。
　　直到彭维维从乌克兰发来一封邮件，把奥德萨吹得天花乱坠，再加上留学中介巧舌如簧的忽悠，我终于动了心，靠着父母有限的积蓄，于三个月前持短期临时签证入境，成为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的预科学生。
　　出发前我趴在世界地图上寻找奥德萨的位置。对于乌克兰，我只知道，蓝眼睛的保尔柯察金，是乌克兰人，二战时苏联红军的元帅朱可夫，也是乌克兰人。
　　奥德萨市位于乌克兰南部，滨临黑海，曾是前苏联最重要的海港城市，始建于古希腊，从这里，可以乘船到达罗马尼亚、法国、希腊、意大利和土耳其。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街市流行语却是俄语。
　　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则是乌克兰最古老的音乐高等教育学府之一，也是欧洲音乐学院协会成员。我希望这只是一条折衷之路，两三年后能够拿这段求学经历当作跳板，得到其他欧盟国家的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