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透视中法战争的结局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巴德诺在《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上签字画押之后，清朝承认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中法战争宣告结束。时人以此约丧权辱国，且签订于清军作战获胜之时，故称中法战争的结果为“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在以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这种说法不绝于耳，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一些学者对此深刻反思，认为用“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来总结中法战争的结局是不贴切的，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太大的失败，或者说中国压根就没有失败，甚至还可以说中国胜利了。说中国失败不大的理由是，《中法新约》虽不平等，但与其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甲午战争所订的条约相比，中国的损失要小得多。以并不太大的损失结束一次中外冲突，在外交上是一次不大的失败。（注：储立新：《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动机试析》，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4集，第205-206页。）说中国没有失败的根据是，法国虽经这场战争实现了它把越南变成“保护国”的目的，但并未获得清政府的战争赔款、割地抵押。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使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却得到提高。所以，这场战争是双方均有得失的战争：中国没有失败，法国也没有胜利。

（注：李光正：《剖析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乘胜即收的策略》，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3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说中国胜利的原因是，《中法新约》虽为屈辱条约，但却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结束后签订的第一个不割地、不赔款的条约，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仍是一个胜利。（注：徐泰来：《左宗棠在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中华民族靠着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民族之魂，迫使盛气凌人的法兰西政府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它企图征服中国、割地赔款的狂妄奢想，这不叫胜利叫什么？（注：聂资鲁：《中法战争不败而败说明什么？》，《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聂资鲁：《中法战争结局的透视——兼谈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论》，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3集，第39-43页。）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军事上是失败的，外交上不但没有失败，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法国在军事上是胜利的，但在外交上却遭到了挫折，在独占越南之外并没有获得实际意义的利益；中法双方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这场战争是“一场任何一方都不能获得光荣或实利的争端”。（注：闻陈捷、宋严萍：《关于中法战争结局问题的再探讨》，《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以上观点虽未达成共识，亦未得到广泛接受，但在活跃学术空气、扩大研究视野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3)探究列强对中法战争的态度
　　中法战争是一次国际间的军事冲突，这次军事冲突除与冲突双方有利害关系外，还与列强的种种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千方百计地直接或间接插手中法战争，是列强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然而，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学术界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致使这个关系战争大局的问题若明若暗，不甚了了。
　　对于英、美、德三国在中法战争期间的“调停”活动，方堃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指出1884年6月以前德国在这些“调停”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此后则由美国争演主角，同年10月以后是英国稳执牛耳。它们各怀鬼胎，企图通过操纵中法交涉，谋求在远东获得优势地位，在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和特权。为此，列强均以“公正人”的面目出现，在伦敦、巴黎、柏林、北京、上海、天津进行多头谈判，谈判中左袒法国，助纣为虐。而“调停”活动的起伏，则与整个国际形势及中法双方战场上的胜负紧密相连。（注：方堃：《试论列强在中法战争中的“调停”活动》，《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
　　熊志勇则从列强之间的对立与勾结、列强的区域利益与全球利益、列强对区域的让与保等角度探讨英国与德国对中法战争的态度，指出英、德从战略及全球、区域利益出发，支持法国，牺牲中国权益。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幻想得到它们的帮助，结果只能碰壁。（注：熊志勇：《对英德两国关于中法战争态度的考察》，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1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54页。）

覃艺进一步分析英国对中法战争的态度，指出中法冲突初期，英国对法国的野心采取名为不干涉，实为纵容的态度。中法战争期间，英国恃其在华的地位和在清政府中的“威信”排挤其他列强，操纵中法战争的结局，是没有独立自主国家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必然结果。（注：覃艺：《英国与中法战争》，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2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204页。）
　　关于日本在中法战争中的态度和表现，钟康模认为，日本奉行“日法联合，夹攻清国”的政策，于中法交战正酣之际在朝鲜发动“甲申政变”，满足了法国的基本要求，促使清政府乘胜议和，为日后侵华埋下导火线。（注：钟康模：《日本与中法战争》，《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关于美国对中法战争的态度，熊志勇指出，中法战争期间美国一共进行了三次“调解”：第一次是在1883年5月李（鸿章）脱（利古）谈判期间，因法国在越南动了武而未成功；第二次是在1884年5月李（鸿章）福（禄诺）谈判期间，以法国拒绝“调解”告终；第三次是在1884年8月法国把战火烧到中国本土之后，因中国反对赔款和法军占据基隆而付诸东流。美国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调解”，目的在于争取和平环境，推行经济扩张政策。具体说，一是扩大在华影响，二是谋取商业利益，三是保护既得利益。（注：熊志勇：《中法战争期间美国的三次调解》，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2集，第174-184页。）

(4)考证战役的史实
　　中法战争由诸多战役组成，这些战役是中法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弄清这些战役的来龙去脉，就弄不清中法战争本身。然而，由于疏于研究，中法战争各战役如何展开、规模如何、结果怎样……这些问题往往尚无清晰的说明。直到20世纪晚期，这些问题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宣光之役发生于中法战争后期越南北圻陆路西线战场，是史学界最易忽略的战役。龙永行较早关注该战役的研究，他认为，此役长达73天，法军守住的宣光城虽未能克，但法军损失重大，伤亡约为清军及黑旗军的一倍，成为中法战争的重大转折点，是清军转守为攻、由败而胜的重要标志和里程碑。同时，此役拖住、分散法军兵力，为清军东线战场获胜创造了条件，不失为中国军队的一大胜利。（注：龙永行：《宣光、临洮战役初探》，《东南亚》1985年第1期。）黄铮不同意以上结论，指出中国军队对宣光城久攻未克，作战目的没有达到，不能说取得了胜利。（注：黄铮：《关于宣光、临洮之战的评价问题》，《印度支那》1986年第1期。）
　　80年代以后龙永行率先探讨了临洮之役，他对《岑襄勤公奏稿》、《刘永福历史草》、《张文襄公全集》等有关记载进行研究后指出，临洮之役从滇军收复缅旺开始，以滇军、黑旗军的辉煌胜利和法军的彻底失败告终。之后滇军乘胜追击，连克10余州县，临洮大捷是事实，而非“探之无物的虚影”。（注：龙永行：《宣光、临洮战役初探》，《东南亚》1985年第1期；龙永行：《评中法战争前后的岑毓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7年第1期。）黄铮则认为，中越军队在临洮之役中仅收复了1府1县4隘，而不是有的论著所说的“十几个州县”，此役战果并非十分辉煌。（注：黄铮：《关于宣光、临洮之战的评价问题》，《印度支那》1986年第1期。）刘君达甚至认为，当时中越军队没有连战皆捷的条件，岑毓英在奏折中说清军击毙法军五画军官（中校）也不可能，法军在临洮并未占领十数州县，何来收复“十数州县”之举？所以，所谓“临洮大捷”并不存在，是探之无物的虚影。（注：刘君达：《“临洮大捷”质疑》，《学术论坛》1985年第3期。）

镇南关（今友谊关）之役是中法战争的最后一战，清军在这次战斗中击退了法军的疯狂进攻，史称“镇南关大捷”。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史学界对其评价甚高，称之为扭转中法战局的转折点。80年代中期，杨志本等人率先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镇南关之役爆发时中法战争全局的重心已由陆路转向中国东南沿海，清军在镇南关的胜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况且这一胜利还受到法军攻占澎湖的抵消。所以，镇南关大捷不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注：杨志本、王苏波：《镇南关大捷不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2集。）此观点一出，即有学者提出商榷（注：王承仁：《关于镇南关大捷在中法战争中的战略地位问题——与杨志本、王苏波同志商榷》，《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增刊号。），同时围绕镇南关之役历史地位问题展开了讨论。（注：俞政：《中法交战初期战和之争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章鸣九：《洋务派官僚对中法战争的不同态度说明了什么》，《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张梅：《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乘胜而收”原因新探》，《学术界》1990年第4期；储立新：《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动机析》、关威：《中法战争后期的形势及清政府“乘胜即收”原因析》，均载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4集。）在这里，人们关心的不仅是反对抑或支持这一观点，更重要的是评价事物的角度与方法，是研究问题的思路。
　　就中法战争的具体战役研究而言，马江之役是学术界涉足最多的一个，80年代以来的马江之役研究，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研究中涉及的问题，诸如法军是否采用“突然袭击”战术、清军“关门打狗”是否可行、清军利用涨潮之机发动进攻是否获胜、清军应该保护还是应该毁掉马尾船厂、如何评价“敌我杂泊”的做法、福建水师伤亡多少人、清军为何惨败、谁是战败的罪魁祸首、战败与洋务运动破产有无关系、采樵山人的《中法马江战役回忆》是否可信等等（注：参阅黄振南《中法战争史热点问题聚焦》第3章；俞政《〈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不可信》，《江海学刊》1982年第5期。），多是这一时期提出的新问题，展示了这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张佩纶与何如璋，曾因马江战败而被视为反面人物，有备战不力、纵敌入口、临阵脱逃、匿藏战书、偷窃国帑等罪名。80年代以后，研究者对这些问题重新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注：这一时期有关张、何评价的论文发表相当多，除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一书所载诸文外，重要的还有郑师渠《论张佩纶与马尾海战》，《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王植伦《试论张佩纶与马江海战》，《福州社科通讯》1984年第4期；陈赛惠《马江战役中的张佩纶》、苏斌《关于张佩纶在马江战役中的几个问题》，《福建文博》1985年第1期；俞政《张佩纶是马江战败的罪魁祸首吗？》，《福建论坛》1985年第5期；李明伟《略论中法战争时期张佩纶的战略思想》，《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赵琳《张佩纶与中法战争》，《学术月刊》1997年第7期；韩路《马尾海战中的何如璋》，《岭南文史》1984年第2期；萧学法《何如璋在马江海战中主战有功》，《光明日报》1990年12月19日；俞政《何如璋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目前，史学界对张、何二氏之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
　　苗族英雄项从周（又作“项崇周”），曾在中法战争期间有过光辉业绩。可是，多年来这位传奇人物被人们遗忘了，一般的近代史专著、教科书和论文，很少提及这位英雄。这个问题在80年代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相应传记著作和论文的涌现（注：这些传记和论文主要有翁家烈《苗族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史章——记项崇周领导的抗法斗争》，《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龙永行《民族英雄项从周的传说》，《山茶》1984年第2期；解炳昆《项从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胡兴义《项崇周传略》，《云南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3期；项朝宗：《记我祖先项崇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龙永行《苗族首领项从周抗法述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龙永行《苗族抗法英雄项从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杨法慧、李坚《抗法英雄项崇周》，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项氏研究成了热点之一。

　岑毓英、张之洞、左宗棠、曾纪泽、彭玉麟等，虽然都是中国近代历史名人，但对他们与中法战争关系的研究，却长期受到冷落，空白点相当多。至于苏元春、陈嘉、刘璈、李秉衡等偏裨之将，更是鲜有问津。直至近一二十年，才有研究者涉及其间，并有逐渐升温之势。
　　纵观70年代末以来的中法战争史研究，经历“文革”结束后数载的预备、酝酿，于80年代前期得到恢复，并逐步进入高潮，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
　　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风的逐步建立，学者们摒弃了评价人物公式化、论说事件政治化的研究模式，有关宗藩关系、人物方面的研究更接近真实，研究思路更为开阔，研究方法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顾过去的百年，中法战争史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路。“文革”结束后的20余年，这一领域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坦率地说，新时期中法战争史研究的真正高峰还没有到来，其主要表现为：一是70年代末以后，中法战争史研究曾有较大的发展；从90年代初开始，报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逐渐减少。二是总体研究进展缓慢，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不多。人们一直在盼望有分量的中法战争全史能尽早出世，中法战争史研究的众多处女地能得以开垦。面对现实，要把中法战争史研究引向纵深，笔者认为，(1)应在宏观指导下加强微观研究。就目前中法战争史研究的状况而言，急需弄清楚的是构成这场国际军事冲突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只有逐个考察清楚有关战役、事件、人物之后，人们才能认清中法战争的真实面目。同时，人们站在宏观的高度，把握研究的对象，去分析事件间的联系，考评事件与人物之间的瓜葛，微观研究才能贴近历史事实，史学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2)应加大史料整理的力度。中法战争时期有关中外文报刊资料，法方当事人撰写的有关记录、回忆，对于中法战争史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应在今后进行抢救性翻译整理出版。(3)应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面对目前中法战争史研究人员老化、短缺的局面，有针对性地培养后备力量是当务之急。应不定期举办学术研讨活动，一方面商讨有关学术问题，一方面集聚有志研究中法战争史的学者。还应加强中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深入发掘和广泛利用国外有关中法战争的史料，进一步深化中法战争史的研究。
　　倡其言而践其行，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中法战争史研究这片大有可为的园地必将在新的世纪结出丰硕之果。

很高兴看到您的这篇贴文介绍，可以更好的去找资料了解那段历史，为雪帅而来，希望更多的了解他，从他的做人和做事中学习古代文人志士们的优良品格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