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在这场“陈、薛之争”中站在薛一边的人士从张维迎教授那里贩来的经济学流派划分标准,“正如以对上帝的信仰程度可以将人分为四类:完全相信从不怀疑;非常相信偶尔怀疑;半信半疑;完全不信。经济学也可以依据对‘无形的手’的相信程度划分为四类: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张维迎教授和张五常、薛兆丰师徒,以及他们的众多追随者,当然都属于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完全相信从不怀疑”的奥地利学派。事实上,在旁观者看来,陈志武也一直是这一派中的主力战将。如今他犯下的,正属于对“无形的手”“非常相信偶尔怀疑”的“错误”。
他承认了市场有“9999能”,却仍然还差一点点没有承认“市场万能”。于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错误的观点是一连串的事,不会孤立发生。”奥地利学派的中国信徒一贯认为,只要给政府一丁点的“调控”、“干预”、“管制”之权,把任何一个领域视为“市场失灵”的公共领域,“逻辑推下去,就是应该回到完全的计划经济”。所以,对于陈志武式偶发的“计划一闪念”,必须从理论上严防死守,丝毫不能含糊。
按照他们的标准,另一位一直被公众当做市场原教旨主义传教士的学者茅于轼先生,近期也已经从“完全相信从不怀疑”的立场上倒退,似乎变得对“无形的手”“非常相信偶尔怀疑”甚至“半信半疑”起来了。像茅老最近所说“‘福利国家’其实只适合于那些国民收入高、政府廉洁的国家”,就简直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语言。因为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福利国家”是典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所有国家都不可能适合。
当茅老说“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把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莫须有的“仇富”传统的时候,网民骂他的很多,可学界、媒体为他辩护的也很多。如今他却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财富的分配过多偏向富人”,“最近几年出现了不少群体性的维权运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仇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等的抵制。”立场中庸了许多,骂声和掌声就都变得稀少了。
今年3月,茅于轼主持天则经济研究所403次学术报告会,邀请薛兆丰的私淑弟子、铅笔经济研究社青年学人李子旸和邓新华演讲“奥地利学派怎么解释经济周期”。李、邓的观点很简洁、鲜明:经济危机的形成就是因为政府多印了钞票。至于解决办法,“短期来讲就是政府放任不管,只压缩自己的开支。长期来讲,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立法禁止政府干预银行自主经营,第二个办法就是恢复金本位制并废除中央银行。”
茅于轼对此也发表了一点点温和的不同意见:“奥地利学派在逻辑上非常完美,但用于实践可能还存在困难。在19世纪政府开始干预以前,世界上已经有经济危机出现。当时的波动比较小,不是政府干预造成的,而是市场自然带来的。如果有聪明的政府进行一些干预,可能还是有好处的。”
面对茅于轼指出的经济史事实,李子旸当场的回应简直妙不可言。他说:“奥地利学派认为逻辑是最可靠的,事实是不可靠的,因为对事实,不同的人看法也不同。对于用逻辑推导出的结果,如果他人用事实证明结果是错的,奥地利学派是不承认的。”
这就呼应了为什么要以“对上帝的信仰程度”来类比奥地利学派对市场“完全相信从不怀疑”的立场。连事实都不能证伪的理论,平行于经验世界的规范的形而上逻辑体系,只能是一种准宗教。“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市场教条主义”这样的词组用在他们身上,可以说完全是不带任何贬义的客观描述——他们本人甚至也会当成是赞扬吧。
奥地利学派本身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流派。它的逻辑体系是如此完美,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又如剃刀一般锋利,再加上其中隐约蕴涵着的一点冷战激情,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简直不可阻挡。读了米塞斯、哈耶克的几本书之后,尤其是读了那些中国传教士所写的格言式简本之后,那种豁然开朗,那种心明眼亮,那种真理独在我手、众生待我启蒙的快感和智力自负,是无以言喻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艾思奇写的小册子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魔力,也无非如此——虽然他们的逻辑体系是完全反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