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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有价值讨论及连接
吴歌不让我自删的理由

吾在华亭念书，一次去上海博物馆看到的

二、董卓和刘焉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刘协入长安后铸小钱，据说不但将五铢钱销熔，连长安的铜人、铜马、铜乐器，还有秦始皇当年的十个“十二铜人”中（各重三十四万斤）也用于铸小钱的（其后符坚连仅余的两个也销毁，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三辅旧事》）。
肉好无轮廓，钱文字迹模糊，故称“无文钱”，却又想与以前重量的五铢钱那样在巿面中流通使用，仅在钱币中就可见其剥削。《古泉汇利集》卷五有无文小钱图，李佐贤调其钱疑是卓铸。
东汉时，征税和发放官员俸禄，已有以米代钱的情况。虽然货币经济还维持在较高水平，不过从史藉记载，皇帝赏赐臣下的钱币数量比西汉明显减少，据彭信威先生统计，东汉时赏赐数量只有西汉时的三分之一。

不过最主要的分别是黄金应用上，西汉赏赐时是上百斤上千斤的，但东汉时只余下几十斤，据统计，赐金总额只合西汉时的百分之二；每次平均额只有百分之二十二（见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第二章第一节）。何茲全先生则在《中国中古社会及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上篇第三章列出了两汉君主的各条赏赐史料，当中，西汉支出用帛的仅三例；东汉黄金只用于皇帝加元服、聘皇后、赐贵人，赏赐绝大部份是钱帛兼用。
黄金交易情况也一样大衰退，此时基本沦为制作首饰等奢侈品之用，丧失货币功能。甄皇后家中有大量储谷，便购入百姓卖出的金银珠玉，就是实例。任昉的《述异记》则更夸张：“汉末大饥，江淮间童谣曰：‘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於金。’洛中谣云：‘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袁绍在冀州时，满市黄金而无斗粟，饿者相食，人为之语：‘虎豹之口，不如饥人。’刘备在荆州，粟与金同价。”（见《太平御览》卷840）
金银这些贵重金属的普遍使用，前提有两个：有足够的供应，这个要美洲的白银流入，明中叶后才能解决；货品价值要普遍有足够的价值，用入欧元前的希腊做例子，欧元面值最少也是一欧元，结果以前根本不值一欧元的货品，统统升值，继而引发高通胀，入欧后数年得益于经济景气，才把这问题隐藏，结果十余年后终于出事。
关于供应一点，汉晋之际新金矿只有益州的汉嘉，但产量不多，故诸葛亮云：“汉嘉金、朱提银，取之不足以自食。”（见《续汉书．郡国志五》引《诸葛亮书》）流失却有墓葬（玉匣金镂等，仅梁孝王墓就能得金宝万斤，见《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十二．永城县条》）或者近期在南昌发现的海昏侯墓，堪比小型金库、宫殿等消耗、外贸净流失（彭信威先生就认为黄金落入安息商人口袋中）。故可谓供不应求，这也能从金价找到旁证，《汉书．食货志》云：“黄金一斤直万钱”，一斤十六两，即每两625钱；但魏晋时期仅有一条金钱比，来自《孙子算经》卷下，但已升至6250文。
关于币值，曹丕虽然被人骂开历史倒退快车，但两晋南北朝以后，也不是货币经济占主导，也是因为实物仍有其交易的存在。如果把谷帛看成货币的变体，没市场老早被淘汰了。这情况要唐时才算解决完毕，但连其两税法，也不是号称的全收现金，陆贽在其《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就说得很清楚：“定税之数，皆什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这显示商品价格低于金属货币。
上述两点，决定黄金无法继续成为法定货币了。

剪轮五铢

綖环五铢

还未完全凿开的五铢

无文劣钱（有可能就是董卓小钱）

黄巾之乱后朝廷加重地方的权力包括兵权，但有野心的人包括宗亲刘焉却利用州牧之权拥兵自重，不但谮越天子之礼，更在四川当地铸钱，也就是所谓的“刘焉五铢”了。
尽管没有明确的文献记录讲述刘焉父子实行过（《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提及过州宝货无求于外，虽然宝货在《周礼．天官外府》周景王时大泉的名字，因此可以被引申，但钱币供应量充裕不等同直接铸币），不过在四川威远黄荆沟的三国时期钱币窖藏，从实物上却证实了他们父子确实铸行过。它们和蜀汉时的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同批出土，也再没有以后的任何时期的货币了。同时一坑五铢中，刘焉五铢多夹杂在东汉五铢内，且比例很少，出土量也比直百五铢少，出土地点不仅见于四川，河南也有。
“刘焉五铢”直径26mm左右，重约2.3-3.5g。篆书，钱文接廓离轮，五字狭窄、笔画较粗。铢字笔画纤细，金旁狭短、朱旁较长，特长者上下两端尖细并直抵外廓。面无內廓，或有穿上一横者；“蜀五铢”的面背具內外廓，是与其最大的不同。“刘焉五铢”的五字与蜀汉直百五铢的相仿，部份“蜀五铢”的钱文漫漶不清。在重量和钱径方面，“刘焉五铢”普遍较“蜀五铢”大。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六章第一节评价：“（刘焉）铸行于益州北部地区。钱多因错范而显不整。”

刘焉五铢

加藤繁先生在《中国经济史考证．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別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中估计，每年能从铸币赚得二十三万余缗，所以刘彻不惜从郡国、民间手中收回铸币权。但铸币越多，原材料铜价只会不断上升；货币供应量增加了，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当政府无利可图时，自然会停铸。
如果一直是太平盛世，市场能慢慢消化，且还有外贸、殉葬品等消耗方式。不过，一旦遇上汉末般的战乱，生产力严重下降，物贵钱贱的情况将会极度严重。政府除了恢复生产和停止铸币外，可行的行政手段其实不多。曹操就敢于把赋稅改征实物，降低货币这中介物的作用，稳定货币的购买力。
《晋书．食货志》云：“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曹操任丞相那年就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罢废董卓的小钱后复用五铢，算是实行了建安十年时荀悅在《申鉴．时事》中复五铢的构想，但短暂的复用还是无助改变货币经济的全面衰退。
谷贱之因，盖因建安中农业生产已恢复，即陈寿在《三国志．任峻传》总结屯田之功为：“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故司马芝云：“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
结果其子曹丕代汉为魏文帝后，便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正式颁令停用铜铸的五铢，也不是以白银或黄金作为本位货币，而是以谷帛为币，这也是魏晋南北朝的一大特色之一（有趣的是嬴政也是于公元前221年，废止战国时各国货币而统一行半两，第一次是进步第二次却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倒退）。
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下子的突变，《盐铁论》这一本研究西汉经济的重要史料中，其水旱篇曾云：“相买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汉文帝“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见《汉书．贾山传》），这条应理解成发放救济金而非赐普通的布予贫民。居延汉简有以帛支付月俸的簿籍记录：
右庶士士吏候长十三人　　禄用帛十八匹二尺少半寸直万四千四百四十三（210．27）
东汉明帝时曾下诏各种赎罪价格，都是以布帛计价（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等）；他赐予大臣时也不是如西汉般的黄金，而是布帛若干匹。谷贵时，尚书张林认为谷贵之因在于钱贱，可改以布帛为租（见《后汉书．朱晖传》）；汉安帝时以每人缣四十匹的价格，从高句骊赎回被虏之百姓；夏静不是拿钱，而是拿缣帛追寻其兄夏馥。此三例再加上东汉诸帝赐布帛、可以缣赎罪，可证布帛在两汉时已有部份的货币功能；
羌乱时，庞参就曾向邓骘建议：“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官渡之战时李典输谷帛供军、刘璋以米、马及锦帛资送刘备、刘备围成都时，刘璋能支谷帛一年。帛当然不是被当作麻布般，为一般士兵军服之用，而是用作军费，应付军饷等用途。连曹丕自己也在为太子时，问曹洪贷绢百匹，可见汉末时民间早已是钱帛并用。
其后继位的曹睿，鉴于以谷帛为巿的弊病“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巿，虽处斩以严刑而不能禁也”越来越严重，在司马芝为首的大臣倡议下，于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以韩暨为冶谒者，更铸新五铢钱。复用的另一个原因丰国，大概是指库存不用的五铢能重新投入市场，朝廷能获得一笔收入。晋时依旧沿用（因为两晋中央从沒铸币），但整体效果不太理想，否则也不会有“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见《宋书．孔琳之传》）的看法。
陈彦良先生在《通货紧缩与膨胀的双重肆虐：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第二章，通过曹魏诸墓的出土钱币，总结出魏五铢：“质地轻小，品质、铸工也都不佳，与两汉五铢差距悬远……其时流通的绝大多数还是两汉五铢等前代通货，可知其稀少……曹魏只铸造以五铢为面值的单一种通货，其次是以减重、质量缩小的方式发行，这两个特征使得曹魏的币制与蜀、吴二政权有所区別。”
柿沼阳平先生在《三国时期曹魏的稅制改革和货币经济质变》一文中，先引用了大量史书与竹简推断汉武帝时期以后布帛产量增加，这是“布帛=民间供应型的补助的货币”结构的基础，继而推论出：“汉代五铢钱的存在意义在于其以国家性结算手段为主轴，与此不同的是，魏晋五铢钱却是以作为经济性流通手段的便利性为基础，吸收民间意向而重建的币制，因此两者之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确实，曹睿复铸五铢也不能改变谷帛并用的情况；后赵铸币和立法更不见能改变民间情况。

魏五铢（右为“两柱五铢”）

五朱钱

魏五铢母范

四、蜀汉
直百五铢是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所铸，据《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所讲，刘备攻打刘璋之时曾与士众约定，假若事成后准许他们拿取府库之物，结果攻下成都后，被将士取至军用不足，刘备为此而烦。结果刘巴向刘备建议铸直百钱、平抑物价，更令官吏为官巿，刘备采纳后数月内国库变得充裕。陈彦良先生在《通货紧缩与胀的双重肆虐：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第三章评：“是不断地利用权力高估其铸行的灌水铜钱，藉由真实价格的扭曲来取得军民物资。”
所以不只那些减重钱和剪轮、磨廓、綖环五铢是劣钱，像蜀汉的直百五铢和以后会讲及的孙吴大泉五百/当千/二千/五千这样的大钱一样是劣钱，刘备能短短数月内变得国库充盈，就已是最生动的说明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剥削的手段。因为他们实际重量，与实际价值差距极度悬殊（根本不可能与相同数量的五铢等值），比董卓的贬值更严重，还好天府之国战乱较少一时还能承受。
益州是相对较少战乱，谷帛等物资供应量应沒多大变化，故其物价应该大致平稳；刘备入蜀前后，由于沒有谷价等相关物价资料，实难断言建安十九年前，益州是处于通缩状态，但铸大币后，恐怕是通胀了。
郝经在《续后汉书．食货》记录吴铸大钱后，“物价翔踊”。高敏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十九章第一节却认为：“以货币减重作为财政搜刮的手段。因而吴、蜀两国的货币流通状况皆比不上曹魏，币值不稳，‘物价翔涌’的现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是说，这情况在蜀汉不可能不发生。
直百五铢中的“直百”二字为最早隶书入钱，“五铢”二字还是篆体，所以又成为最早的双书体錢。早期的重厚的直百五铢钱径大约是26-28mm，重8-9.5g。如背上有模铸阳文“为”字，那是在益州犍为郡铸的标记，开方孔圆钱背铸地名的先河。有的直百五铢背有阴文，有的没有文字。文字主要有：一、|、‖、川、＋、∧、田、吉、羊、日等等，直百五铢背有四出文的当是很稀罕的了。后期的减重钱钱径已降至24mm，平均重3.2g。
直百五铢不只大量在四川境内出土，安徽马鞍山的朱然墓、湖北武昌任家湾东吴墓、江西南昌高荣墓、浙江嵊县大塘岭东吴墓、江苏苏金坛县方麓东吴墓等都有其踪迹，也就证明吴地的是随贸易而流入；《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虽称许昌、安阳、西安也有出土，但没有区分曹魏墓还西晋墓，或者说很多魏晋墓如北京石景山区八角村墓，根本分不清是魏还是晋。故当如陈彦良先生总结，蜀钱在曹魏墓却极少见，这反映蜀吴交易频繁，魏蜀往来不多。洛阳三十里铺西晋墓有纪年砖元康八年，墓內出土汉五铢、新朝大泉五十、魏五铢、蜀汉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吴大泉五百和当千，这反映西晋混用各朝古币。
2012年8月6日新疆库车县文物局首次透露，库车县7月中旬在县城一次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发现大量古代钱币，统计后得知约14000多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此次万枚钱币藏有三国时期的太平百钱。这表明蜀汉透过蜀锦等交易买卖, 货币还流通至龟茲等西域各国了。

直百五铢

后期的在铸币时省略了“五铢”二字，也就成了直百钱。“直百”二字横左读，钱径大的一般是1.6-47.5px，重约1.4g克；小型的32.5px，重0.5g。
《晋书．食货志》云：“故吕蒙定荊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孙吴的大额虚币当时还未铸行，所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平荊州所赏锡的大钱，根本不可能是还未铸的大泉五百等，空名的对象当时也只有可能是直百五铢了，大概是孙权拿取荊州仓库的钱赐给吕蒙，至于那时是否已出现减重直百的情况就不太清楚。
1983年成都市燃灯寺附近清理一座券硔砖墓，左边石门有隶书曰：中平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题。此墓早被盗，內有汉五铢和直百。或有人欲圆《零陵先贤传》和这出土实例，怀疑灵帝时已有直百五铢，刘备只是铸了减重的直百。朱活先生在《谈三国蜀汉钱》一文中，以1985年徐州市北茅村清理一座东汉画像石墓，殉钱中偏偏有唐的开元通宝和元末张士诚的天祐通宝。他怀疑是被唐人翻用此墓，后在元末被扰乱。
我想再补充纪年砖被他用之例，南阳汉画博物馆镇馆之宝许阿瞿画像石，本是建宁三年的石，不就被用作一汉末至三国墓的墓顶使用？南昌西湖区象南中心古墓群十号墓中使用了东汉和帝永元二年砖，但墓內出现了赤乌四年石质女性买地券、太平百钱，可知这是吴人用汉墓石材实例。
刘备始铸直百至今仍是主流意见，要知道刘陶反对铸大钱，也沒有东汉铸大钱的文献。一般地方官就算铸了，在民间也沒有认受性。僣礼的刘焉借口张鲁阻道，欲自成一国的他倒是有资格铸，但他在中平五年才入蜀为州牧。燃灯寺墓的问题，其实还可能是因合葬有先后，建安十九年或以后，重新开墓后入葬另一死者。

直百
还有一种“直一”钱，曾与一众蜀钱同时出土，其“直”字与直百五铢、直百中的“直”字相当接近的隶书，应该也同时为蜀汉所铸。钱径为12mm，重0.5g。体积如与晚期的直百钱相约。估计是早期蜀汉所铸，因为直百越铸越小的同时，不可能用等重的铜，却另铸面值小百倍的小钱。大概是早年与直百五铢并行的小额辅币，但铸造量肯定不会太多，因为已反映在出土量之上。
1989年6月，四川简阳出土的一千余枚“直百”、“定平一百”中，有一枚“直一”钱。（见《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0年第四期)；1994年在四川成都郫县郫筒镇出土了蜀汉钱币二百余枚，为减重轻薄型“直百”、“定平一百”及“太平百金”钱，其中即有两枚“直一”钱。（见《成都钱币》1998年第二期）

直一
陈光扬先生有孤品“章武直百”，但暂时还无法肯定确为蜀汉所铸，若果为刘备所铸，那就是把最早的年号钱：成汉的“汉兴”钱，迫至第二位了。

章武直百

《隋书．食货志》上提到南朝梁代百姓私下以古钱交易，其中包括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等。先说太平百钱，关于它的铸行者旧有四种说法：一是认为是年号钱，也就是东吴会稽王孙亮于太平年间所铸；二是晋惠帝永康元年益州刺史赵廞据蜀自立时所铸；三是认为是东吴在铸行大泉五百时的过渡；四是认为东汉末年盘据汉中的张鲁五斗米道政权所铸，道教宣扬的就是“太平”。
太平百钱流通广泛且数量不少，主要在四川出土，鄂州、马鞍山等地也有，其中1955年在湖北武昌的孙吴郑丑墓中不止出土了128枚太平百钱，还有纪年为黄武六年（即蜀汉建兴五年）的铅质地券（买地四亩半，值钱三万）。洛阳晋墓、甘肃酒泉晋墓也有出土。
这就完全否定了第一和二个的可能性。其余两个猜测也很难同时解释何解在四川和江南同时出土。但到了1980年在四川省成都小通巷出土了一件太平百钱的铜范，再加上主要出土地区是四川，此钱应该就是蜀汉政权所铸。郑丑墓的发现也印证了蜀汉大钱在荊州的流通情况，孙权占后流通但数年前刘备治下却不流通？于理不合，更像是孙权只好承认这已发生的事实。
所有出土诸钱中，除了小通巷铸钱遗址仅发现太平百钱外，有太平百钱者必同时出土直百五铢，反之则未必，包括威远黄荊沟窖藏（四百多枚直百五铢、四百枚蜀五铢、若干枚两汉新莽诸币）和重庆江北窖藏（五千多枚直百五铢），因此可以断言，直百五铢铸造时间早于太平百钱。
面文有隶书和隶篆合书，钱文“太”字有作隶书“大”字或篆书“世”字、“钱”字有作“金”字。“大”字与莽钱大泉五十的“大”字近似、“平”字与莽钱一刀平五千的“平”字近似；“百”字和蜀汉直百五铢的“百”字相同（这也一定程度上证明它是蜀钱）。钱文字体工整方下，背纹有水波纹、两星等。小型太平百金有逆读者（百金两字易位反书）。

太平百钱（背有水波纹）

及其铜范

太平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