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到亿”根本停不下来？
在媒体报道中，曾有匿名年轻科长感叹：贪官收钱的手怎么就不发软？
这位科长还发问道：“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现在中国的官，当到他这个级别，从早上出门到晚上回家，根本不用花一分钱。这些人的胆子到底是谁给的呢？难道他收钱的事，真的就只有群众知道吗？有关方面就真的不知道？”
的确，马超群的贪腐行为持续十多年，并非迹象全无。其肆无忌惮地公开索要钱财，在当地人尽皆知，却一直未被查处。即使东窗事发，其叫嚣多年的“京城干爹”身份仍是个谜。
而曹鉴燎的案例似乎更能解释为何“亿元贪官”们的贪腐之手停不下来。

曾有媒体质疑，从沙河镇党委书记到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为官近30年，为何能“边腐边升”官至广州副市长？特别是多次“拒绝提拔”也未引起有关部门的怀疑？
事实上，对曹鉴燎的质疑和举报早已有之。2010年广州冼村启动旧城改造后，怀疑背后有“猫儿腻”的村民多次集体举报、反映问题，但直至2013年冼村班子成员被纪检部门“一窝端”时，曹鉴燎才被“拔出萝卜带出泥”。
连曹鉴燎自己在接受审讯时都承认，其在天河区任职时就听说有人告他的状，但后来也毫发无损。“因为第一我比较谨慎，第二有些东西也没有暴露。1992年我就收了人家一笔钱，组织上也没有深查。”
而在案发前十多年的时间里，曹鉴燎在国内、海外购置房产，将妻儿移居香港，自己编造假身份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甚至在案发前险些逃脱。

如何遏止贪腐进入“亿元时代”
编辑整理 法治周末记者 高欣
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数额最大的现金赃款，是在原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查获现金折合人民币两亿余元。“魏两亿”的传言终获证实。
“十八大”以来，面对不断升级的反腐形势，不少网民在为反贪成果叫好的同时，也对“反贪越深入、数额越升级”表达了担忧：贪污上亿元的贪腐弊案何时才能得到遏止？

专家献策：3个“前移”
依现行法，个人贪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就应判处死刑。但上述贪腐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确定于17年前。根据最高检的专项检查，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关于职务犯罪的判决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高达近七成。
有媒体认为，司法机关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3年前，许迈永和姜人杰在同一天被执行死刑。
媒体特约评论员王云帆认为，让贪腐官员曝光并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比判多少贪腐官员死刑更有意义。当“伸手必被捉”成为一种反腐常态，越来越多的官员会向“不敢腐”靠拢，而建规立制使官员“不能腐”的“治本”也该提上日程了。
与此相关联的另一则新闻是，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于贪污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拟删去10万元、5万元、5000元3个具体数额分界量刑的“固定数额标准”，调整为“弹性区间标准”，即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3种情况，相应规定了3档刑罚，并对数额特别巨大，使国家和人民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保留适用死刑。
有评论认为，贪官能将手中的权力成功地变成吸金的机器，主要还是源于权力缺少必要的监管与监督，太过放任自流。对此，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建议，应从制度上加强对基层官员的约束，通过强有力的监管和监督，使其不敢腐、不能腐、最终实现不想腐。

三水军师阿庆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