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篇中的四则问孝,除了孟懿子问孝之外,其他三则问孝主要涉及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孟懿子问孝的特殊之处在于,孔子对孟懿子的回答与礼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懿子是鲁国三家之一孟僖子的儿子。孟僖子在临终之际,曾发出由衷的感叹:“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这种感叹源自于孟僖子的亲身经历,在他陪同鲁昭公出访楚国以及经过郑国时,由于不懂礼仪,君臣遭受了外交上的耻辱。他对此念念不忘,羞愧在心,因此产生了让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必须向当时作为礼学大家的孔子学习的念头。
　　这段对话的最大看点有二,其一是孔子对两个学生的回答不仅仅是一个解释再解释的问题,而有简单复杂、间接直接的区别,其二,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孔子将话题再转述的问题,而是将话题进行了转换。上文我们提到,孔子对学生提问的回答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对于贵族孟懿子,由于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孔子对于他施以简明扼要的点拨,让他举一反三,由此及彼。接受能力较慢的樊迟当然是不能领会言简意赅的“无违”的内涵,于是孔子进一步向樊迟加以解释,这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非常了解樊迟,勇武有余而文化不足,故而在向他解说时总能用最简单最直接最通俗最晓畅的语言。
　

　就话题转换而言,孟懿子问孝,孔子主要是以不违礼的忠作答,而面对樊迟时,回答又转回了孝,而忠孝的实现都要做到不违礼,忠孝在不违礼的前提下实现了统一。
　　“礼”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就表现范围而言,“礼”主要表现于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即政治生活之“礼”和日常生活之“礼”。无疑,孔子对樊迟谈的是日常生活之“礼”,主要内容是对父母的养生送死,而对孟懿子谈的不仅是日常生活之“礼”,更是政治生活之“礼”,而政治生活之“礼”的主要内容是“礼别异”。孟懿子是鲁国三家之一,是鲁国的权臣,掌握了鲁国的军政大权。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也染上了政治化的色彩,因此“无违”就不仅仅是孝的问题,而是溢出了孝,成了忠的问题,孝是小问题,忠是大问题,孝是家庭之事,而忠则是国家之事。这里的问题是孟懿子问孝,而孔子回答的却是“忠”,是否答非所问?孔子为什么要这么回答?
　

　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周室衰微,诸侯力政,权利下移,甚至出现了卿大夫专权即“政逮于大夫”以至于“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大权在手,就会私欲膨胀,导致为所欲为,因此原有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被打破。诸侯、卿大夫、士这些王侯官吏僭礼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鲁国的三桓孟孙、叔孙、季孙违礼在《论语》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如“三家者以雍彻”。如果说这只是属于形式的话,那么三家“三分公室”或“四分公室”就基本上把持和瓜分了鲁国政权。他们大建城邑,组织武装,使鲁国国君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存在,也导致了后来的家臣作乱。
　　孔子对以三家为代表的卿大夫的违礼现象非常不满,以至于深恶痛绝。他一生学礼知礼守礼传礼,立于礼是孔子一生所遵守的信条,用礼来教导百姓和以“礼让为国”是孔子的施政原则和理想。在执政之时,本着“强公室抑私家”政治目的,他提出了“堕三都”的政治谋略,只是具体实践功亏一篑。
　　孔子善于总结历史,他明确指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来自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镜鉴,使得孔子对于礼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对孟懿子提出了要汲取教训,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国家来说,都不要再违背礼的要求。只有守礼,在政治生活的层面上,才能保护自己,不至于犯上作乱,受到打击,流离失所,仓惶逃窜。在家庭生活的层面上,才能保全家庭,赡养老人,以尽孝道,因此忠孝在守礼的前提下得到了统一。
　　

作为鲁国最重要的政治权贵,孔子认为孟懿子所关心的应该是树立国君的权威及国家和民众的生存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家族方面的孝的小问题。对于他们这些贵族来说,有国才有家。所以孔子对孟懿子的回答主要在于政治生活的层面,即要忠于鲁国的公室和国君,因此孔子的回答是亦忠亦孝,亦孝亦忠,忠孝兼顾。但是对于孟懿子这一掌握鲁国权柄的政治人物,孔子还是主要落实在政治的层面上,不违礼的忠是主要的。然而在转述给樊迟时,孔子立即意识到,对樊迟而言,孝的礼节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孝即是孝。
　　总之,在观念上,忠和孝有时相通互换,并无清晰的界限与不可逾越的道德分野。“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章》),孔子也说过,“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所以忠孝有一致性,在守礼的前提下,两者得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