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高华同在南京大学任教，我在中文系，他在历史系。文史不分家，学问之道是相通的。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们在思想、精神上的沟通，多发生在大学受到政治干涉、学术自由受到权势与主流意识形态压迫的时候。“文革”结束以来的三十多年，大学和学术界的处境当然比“文革”前的十七年及“文革”十年间要好一些，毕竟是有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高层批准的历史问题决议的允诺嘛，但是，马列教条、“共产主义乌托邦”、极左路线……表现为一种新的文化专制主义，形成一种“压迫”力量，束缚着大学教育、学术、文艺等等。当这些东西与不健康的“市场”结合起来时，它们对人的戕害就更加可怕了。我和高华以及他的朋友们，都切身感到了这种“压迫”，每次相遇相谈，必然是各抒所感，内心得到极大的快慰。要知道，近三十多年来，大学的教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沉沦；有的暴富，有的赤贫；有的雄踞“中心”，洋洋得意，有的被挤压在边缘，苦苦支撑；有的是“体制”所喜欢的“大左派”，有的是“领导”和“官儿们”所忌恨的“右派”；有的在做买卖，只有少数在做学问……这样的情况下，能交到高华这样的朋友，不是一件大幸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