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朝(918-1392)从太祖王建建国至恭让王王瑶亡国历经474年，相当于中国的五代宋辽金时期。这一时期汉文化得到了空前的普及。仅就汉诗而言，在高丽所有文学中，汉诗成就最高，出现了众多著名诗人，特别是被誉为朝鲜古代三大诗人中的两位——李奎报和李齐贤都出现在高丽朝，考察这一时期汉诗创作意义之重要由此可见。

二、闲逸自适、乐观向上的盛唐精神意蕴
高丽前半期的汉诗诗人都没有个人文集留存下来，其少量作品主要依靠徐居正的《东文选》、崔滋的《补闲集》得以传世，而且有作品存世的作家也屈指可数，因此，我们很难通过综合考察这一时期代表作家的创作全貌全面地把握其诗风，只能从一些代表诗人现存的非常有限的作品管窥这一时期大致的诗风取向，当然，这些传世作品肯定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高丽前半期诗风是在统一新罗、高丽易代之际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后在武臣叛乱前的250年间高丽王朝一直处于升平之世，且高丽建国初期的政权稳定主要是通过光宗、景宗、成宗三朝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特别是成宗朝所施行的崇儒兴学的政策，使高丽社会进入了以文臣世族为主导的稳定繁荣的历史阶段。文臣掌权的优越地位还有强大的制度保障—— 科举制，高丽虽从中国引进科举制却又不同于中国，中国的科举制大门向下层寒士们开放，而高丽却严格限制参加考试人员的身份，必须是官吏的子孙，而庶民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参加律算等杂科考试。这样势必造成文官阶层的世袭性与稳定性，由此更加激发了文臣子弟的仕进激情和参政意识，也让其具有乐观向上、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大凡太平时期士人群体都会选择学而优则仕、报国济世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但高丽文臣还以特立独行的盛唐人为榜样，学习他们在怀抱兼济天下的理想并付诸于实践的同时决不放弃林下雅趣，将追求外在的功业名利与内在的精神自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功业与自由兼得、豪情与逸兴兼顾的亦官亦隐的人生体验，最终指向雍容闲雅、适意自如的理想生存状态。巧合的是，这种人生理想也与盛唐时期一样，得到了皇帝的欣赏，迎合了高丽前半期君主附庸风雅的喜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上层决策者们协力倡导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时，必然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并反过来更进一步强化了整个文臣群体的心态建构。因此，相对而言，高丽前半期文人大都在半官半隐、亦官亦隐中保持适意的心态，一方面，为了建功立业、显身扬名而积极进取，另一方面，也可悠游山林、自得其乐。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人生选择，使他们的心态既昂扬奋发，又恬静平和。高丽前半期诗人身上所具有的亦官亦隐、乐观向上的盛唐精神特质，对其汉诗创作的取材和风格技巧产生极大影响，也使其大异于新罗末期。新罗末期宾贡生们大都历经归国前的晚唐乱世和归国后的新罗末世，多慷慨悲怀之感，具有强烈的干预现实的文学精神，而高丽前半期诗人大都处于升平奢靡之世，其汉诗内容多为润饰王业、揄扬风雅或游憩山水的闲逸自适之作。

在题材内容上，高丽前半期汉诗创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应制奉和、劝讽规谏、润饰王业类，二是山水田园、览物抒怀、相思别离类。这两大类诗，无论写悲情，还是写悦事，大都渗透着一种闲逸自适的趣味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与新罗末期各类题材的抒写所蕴含的感伤意蕴截然不同。

应制奉和、劝讽规谏、润饰王业类诗有崔承老《禁中东池新竹》《杜鹃花》，崔冲《示座客》，郭舆《东山应制诗》，金富轼《玄和寺奉和御制》《结绮宫》《灯夕》，郑知常《西都》等。这些诗要么通过描写良辰美景、歌功颂德或对君主微言劝谏；要么单纯地叙写平日里的闲暇生活，或某一次具体的游兴经历；要么着力描绘皇家游宴的浩大声势与壮观景象；要么描绘都市的繁华绮丽与浓郁的文化气息，既流露出朝官似的雍容华贵，又具有田园诗人般的闲逸潇洒。创作此类题材与文臣世族的仕宦生活密切相关，也与高丽前半期君主大多喜好文辞有关。自光宗始设科举、“以诗赋颂策取进士”『2]7以来，文宗、肃宗、睿宗、仁宗、毅宗都喜好与文臣儒士作诗唱和，睿宗与文人逸士相唱和之诗集《睿宗唱和集》在当时广为传诵。这种以君主为领袖的大范围的文学唱和成为时尚，对诗风颇有影响。仕途平坦得意、受到器重优待的文臣在诗中称颂明君、咏叹文治、赞美盛世，无一不在向世人展示盛世的到来及身处太平盛世的喜悦之情。事实上，高丽前半期历代君王均有意倡导文人儒士唱酬应制，不少君王自己还留有诗作，这种在宫廷内形成的浓郁的唱和应制诗之风极为兴盛。

高丽前半期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人的生存处境与前代相比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儒、释、道思想并存的开明政策，使文臣儒士们在追求现世立业的同时不放弃皋壤之趣和个体精神的自由。与中国盛唐时风类似，漫游隐逸的盛行使高丽文人们乐于投身大自然，而田庄别业的构建更为文人提供了逍遥自适、纵情山水的理想场所。有时皇帝还会赏赐隐士别业山庄，作为其归隐之所，《高丽史》就记载了睿宗赏赐郭舆园林宅第一事：王以其(郭舆)久在禁中，或思出游，赐别业西华门外。⋯⋯既而固求退居，赐城东若头山一峰，构室以居，号东山处士，名其堂日“虚静”，斋曰“养志”，亲书额赐之。

郑知常的《醉梦江南》主要抒写陶醉在鸟语花香的春天气息里的闲适雀跃的心情。其《团月驿》写诗人外出途中在一家驿站过夜时悠然自在、闲淡自乐的心绪；其《长源亭》一诗中的长源亭是睿宗和诗人郭舆曾经同游玩赏的地方，诗人通过描写此地无比秀丽的风景，不仅流露出寻访山水胜境的兴致勃勃，而且表现了醉心于自然、在自然中超尘脱俗的极乐心态。通过以上诗歌，不难发现，与新罗末期的宾贡诸子相比，高丽前半期文人的心境要平和从容得多，这使他们更能深入地体验到人情物态之美，也更容易即景会心。这些文臣不仅可以借湖山之趣排遣仕宦生涯中的紧张与压抑，而且其追求的闲雅的隐逸情趣在山水田园诗中也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达。

泗州山水壮观，唐宋时韦应物、王安石、苏轼、苏辙、张耒等名家先后在此作有诗文。作为高丽文人，朴寅亮此作在同一抒写对象的诸家作品中也毫不逊色。首联的上句一“叠”字巧妙地勾画了龟的峻峭高耸，下旬一“还”字活画出泗州山高水环的奇丽景观。颔联描绘龟山寺的塔影倒垂直人江中，并随着波浪一起摇荡，钟声在碧云明月间传响摇落，将“声”与“影”化虚为实、高下对比，凸显出僧寺的清幽寂静，可谓匠心独运、余韵悠远。颈联
以山门前疾驶而过、奔走劳碌的客舟与竹林下白日弈棋的僧人两相对照，佛家清静悠闲、与世无争的生活不免让人嗟赏不已。尾联通过对将来重游的企盼表明诗人对泗州山水的留恋、欣赏。这首诗不仅生动地刻画了泗州山水的奇姿异彩，还成为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高丽后半期的著名诗人李奎报曾在其《白云小说》中，将朴寅亮的《使宋过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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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龟山寺》与崔致远的《题润州慈和寺》、朴仁范的《题泾州龙塑寺》一并称赏，并因这三人“以诗鸣于
中国”-1_1 而倍感自豪。其后，朝鲜文人也将这三部题咏寺庙之作当作佳作传颂，并受其影响创作了不少描写寺庙之作。如后来高丽睿宗时代金富轼的《观澜寺楼》和《安和寺致斋》、金富仪创作的《洛山寺》，仁宗时代郑知常的《开圣寺八尺房》《题边山苏来寺》《岭南寺楼》《灵鹄寺》《题登高寺》等。

览物抒怀诗以郑知常为代表，他也是高丽前半期最有代表性的汉诗诗人。许筠《惺叟诗话》云：“郑大谏诗，在高丽盛时最佳，流传者绝少，篇篇皆绝唱也。”之所以其作品未结集流传，主要是因为僧人妙清叛乱时，他以内奸罪被金富轼杀害后几十年间，人们对其避而不谈，更遑论结集出版其作品。现存十余首汉诗散见于《破闲集》《补闲集》《东文选》等文献中。其《月影台》《春日》《长源亭》等名篇抒发了积极进取之志。
且看其七律《月影台》：
碧波浩渺石崔嵬，中有蓬莱学士台。
松老坛边苍藓合，云低天末片帆来。
百年风雅新诗句，万里江山一酒杯。
回首鸡林人不见，月华空照海门回。
这首诗前两联描写留有崔致远足迹的蓬莱山学士台位于浩渺碧波中，周围有崔嵬山石、老松、苍藓相映成趣，风光无限；后两联赞颂崔致远诗歌的风雅精神，并表达追思之情。另有《春日》一诗：
物象鲜明霁色中，胜游怀抱破冲冲。
江含落日黄金水，柳放飞花白雪风。
故国江山千里远，一樽谈笑万缘空。
兴来意欲题新句，下笔惭无气吐虹。
这首诗意象明丽，从“胜游”“谈笑”“兴来”“气吐虹”等词语，明显能感受到诗人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离情别绪类诗也以郑知常最佳，其七绝《送人》，又名《大同江》云：
雨歇长堤草色多，送君南浦动悲歌。
大同江水何时尽，别泪年年添绿波。
这首诗在朝鲜汉诗史上被誉为“千古绝唱”，特别是第二联用夸张的手法说大同江江水永远不会枯竭，是因为年年都有离人的泪水化作波水。虽然这首诗在主题上疏离于高丽前半期亦官亦隐、乐观向上的盛唐精神意蕴，但由于化用了盛唐诗人诗句，如王维“送君南浦泪如丝”(《齐州送祖三》) ]、杜甫“别泪遥添锦水波”(《奉寄高常侍》)17]，亦具有盛唐格调。如果说《大同江》的感伤情绪浓郁，那么其五律《送人》则伤感中带有明亮色彩：
庭前一叶落，床下百虫悲。
忽忽不可止，悠悠何所之。
片心山尽处，孤梦月明时。
南浦春波绿，君休负后期。
前六句由“一叶落”而联想到“百虫悲”，再由对生命短暂的感慨到对朋友的真挚依恋，这种从细微处写伤感的别离主题与晚唐、新罗末期是一致的，但后二句明显一转，叮嘱对方勿忘别后再重逢之约定，别后的忧伤中不乏对再相聚的企盼之欣慰。无独有偶，印份的《雨夜有怀》前三联勾画落着梧桐雨、秋虫呜叫的凄清之夜，尾联“自我有幽趣，知君今夜情”_3』1 却不落窠臼，将伤感的怀人之情雅化、浪漫化。《送人》《雨夜有怀》这两首诗
都有些以哀景写乐情之意味，大异于中国晚唐时期、新罗末期离别诗的感伤意蕴。高丽前半期诗人的乐观明朗心态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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