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礼制建设是古代朝鲜半岛制度史、政治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建设，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对朝鲜半岛治国思想、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高丽礼制建设历时经久、规模宏大，初步架构了五礼体系，具有礼制开创意义；其学习、借鉴了中国礼制，又根据国情确立了具有自身特征的礼制格局，对后人认识朝鲜半岛的文化特殊性和政治制度特殊性具有揭示意义；其在积极实践基础上编撰了朝鲜半岛第一部礼书——《祥定古今礼》，为后世礼制的完备、定型奠定了基础，成为朝鲜半岛礼制建设的里程碑。

一、高丽礼制的内容
高丽朝(918－1392)是继统一新罗之后朝鲜半岛的第二个统一国家。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其各项礼制制度是在等级君主制的贵族政治体制背景下，在儒学的发展与礼学的不断深化中，在统一新罗的儒礼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高丽朝大规模的礼制建设始于成宗时代(982－997)，这个时期，高丽基本完成了高丽吉礼体系的建设，由此高丽朝的儒家祀典规制得以确立。其后，在礼制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为了规范礼仪形式，睿宗八年(1113)高丽朝设置了“礼仪详定所”。至毅宗(1147－1170)时期，高丽朝编撰了朝鲜半岛第一部系统化礼书《祥定古今礼》，表明经过一系列的礼制建设和发展，高丽朝达到了国家礼制定型化的时期。

　1、高丽五礼
　　中国礼仪的核心内容是五礼，即吉、凶、军、宾、嘉礼，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规定了五礼的具体作用。李朝时期官修高丽史，《高丽史·礼志》共11卷(13－23)，内容为高丽五礼，其以吉、凶、军、宾、嘉的顺序对高丽朝的礼制建设、礼仪内容、礼制历史和实行情况进行了说明。

高丽吉礼内容中最重要的是圜丘祀，按《礼记·王制》，圜丘祀不是单纯的祭天仪式，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政治功用，体现了古人的天人观念和君主借助“君权神授”来维护统治的意愿，因此圜丘祀为天子专礼，诸侯、藩属不可为之。在宋丽藩属体制下，高丽举行圜丘祀本为僭礼之举，但不能据此认定高丽所行的圜丘祀为天子礼，宋丽也为平等的国家关系，依然要视为是一种变通的藩属礼，其反映了宋丽关系是一种不够典型的藩属形态。高丽吉礼中需要注意的内容是，高丽朝实行了孔子释奠，是为朝鲜半岛尊崇孑L子仪式的开端；高丽先代帝王祀的祭祀对象是高句丽的始祖“东明圣王”，并继承了高句丽祭祀“箕子”的传统，但并不祭祀新罗、百济始祖，可见高丽国视自己为高句丽的继承国；恭愍王时，高丽在五庙体制内将所有22位称宗先王全部纳入宗庙，这种不同于中国制度的做法，体现了高丽国家宗法制度尚在完善阶段。

　(3)军礼。“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征战涉及国运安危，因此涉及战事的礼仪活动为统治者所格外重视。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等级社会，统治者重视的是仁义道德的统治术，戎事有尚武元素，还和侵略、兵役相关联，为宣扬礼治、仁德的封建统治者所避讳，因此中国礼书对军礼的记载相对分散。《高丽史》记载的军礼内容同样少而单薄，主要有以下几项：遣将出征仪、师还仪、救日月食仪、季冬大傩仪。高丽军礼内容较少，基本条目亦不完备，还表现了高丽朝在佛教文化影响下轻修武的军事观念。在“遣将出征仪”中，高丽实行宜大社、告太庙、王亲告于景陵殿之礼，效法中国制度通过军礼仪式达到彰显孝义和天子得天命而治的正统意味，以此贴合儒家的政治理念，为军事活动正义；而在行“大傩仪”时，则因笃信佛教，或将磔鸡改为人造土牛，在具体“驱傩”行事中，还表现了朝鲜半岛人民外向的民族性格、喜爱娱情的文化传统。

　　需要注意的是，唐宋军礼内容中都包含射礼，在儒家礼制观念中，行射礼时，表现具体“射”的能力并不至
关重要，而通过“射”的形式显示君威、教化人民、睦化礼让、敦化成俗，实践自身理论学说才更关乎要旨。朝鲜半岛有悠久的射箭传统，射礼当具有很强的受容性，但高丽军礼未设此条，说明高丽尚未认识“射礼”的教化意义，而是以“射”为“器”，表明高丽朝对礼义的认识尚需进一步深化。

　(4)宾礼。宾礼即国家接待宾客之礼，在“礼不下庶人”的西周时期，宾礼主要用于诸侯、大夫朝觐天子，以申明君臣大义。虽然不同时期宾礼的内容和涉及对象不尽相同，但宾礼的象征性，其演示性背后包含的外交政治功能是不变的。《高丽史·礼志》的宾礼内容记载粗略，条目稀少，共计3423字，分为如下五目，主要是迎接中国使节的涉外礼：迎北朝诏使仪；迎北朝起复告勃使仪；迎大明诏使仪；迎大明赐劳使仪；迎大明无诏勒使仪。

如上，《高丽史·礼志》的宾礼内容中未列针对宋朝的礼仪条目，只有待“北朝”和“大明”之礼，“北朝”指辽、金、元三朝，“大明”指明朝，两者礼仪差别极大。明朝建国时间(1368)晚于高丽编撰《详定古今礼》的毅宗时代，因此对明宾礼内容并非取自《祥定古今礼》，其来源存在两种可能，一、国家适时制定的新礼；二、《高丽史》的编撰者利用其他史料辑成。本文认为后种可能性更大，分析如下：高丽宾礼内容中的“迎大明诏使仪”与明朝礼书中的“蕃国迎接之仪”的具体内容如出一辙，很难是巧合；又，高丽朝于1370年才开始使用明朝年号，不久后的1392年即江山易主，其间又在北元和明朝之间进行了“秋千外交”，因此不具备制定对明宾礼的客观时机和主观条件，因此本文认为高丽宾礼中的诸多待明礼为《高丽史》的编撰者根据明朝礼书所增益的部分，并据此认定，高丽对明和对北朝礼仪间的隆杀差别之因不乏《高丽史》编撰者的夸饰因素。

　总体来说，《高丽史》记载的宾礼内容既缺乏完整性，也缺乏一定的真实性，具体仪式则具有“事上”礼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丽朝的国家地位及其与多个册封国之间的藩属关系程度，加强了后世对高丽朝对外关系的认识。另外，高丽的政治体制也影响了高丽对宾礼内容的取舍，如唐、宋有二王三恪之礼，其礼是在大型礼仪场合中备宾客之位，封赠前朝后继，示敬于前代，高丽在贵族政治体制下进行礼制建设，为加强王权、统一民族意识而不取此礼。

　相比之下，高丽嘉礼中的“册、冠、婚”既学习了中国制度，具体仪式程序又较为简化；高丽按照中国制度在元正、冬至节日行朝贺仪，参照中国民俗举行“人日贺仪”、“立春贺仪”等；作为藩属国，高丽行“元正、冬至、上国圣寿节望阙贺仪”礼，还根据其法自创生日节日。高丽朝的庆典仪式多有国王赐花的程序，本文认为这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融合佛教仪式形成的。高丽制定了一些基本的朝参规定，但对朝参的官员品级、次数、班序等制度还没有进行定制性的规范。以上礼仪内容开始进入礼典，虽然并未得到更加细致的规定，但足以说明以王权为中心的朝廷仪制、社会上层的尊卑秩序正在逐步形成，并向具体化、规范化、实用化方向发展，这样，礼制章法与整个政治生活的结合在此过程中得到确立和深化。值得重视的是，高丽朝颁行了“朝野通行礼仪”，表明高丽开始对庶民礼仪有所重视，透露了高丽朝礼制建设走向深化的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高丽有“老人赐设仪”，其与唐宋养老礼相当，但仪式内容极为特殊，其参加者耆老、孝子、节妇、僧俗俱有，除贵老意味外，还有旌表、抚恤、施恩等多种含义，男女混杂、官、僧俱全，其礼仪教化意味则较为淡泊，应该是在朝鲜半岛传统文化基础上，杂糅儒、释文化所致。

　2、高丽二氏礼
　　高丽朝是朝鲜半岛文化的转型时期，“华风”与“土俗”并立，儒、释、道文化共存，社会思想的多元复杂性，决定了高丽礼制格局呈现出极为独特的面貌，主要表现在《高丽·礼志·吉礼》中有以道教祭祀为主的“杂祀”和《嘉礼》中有以佛教仪典为主的“杂仪”。

(1)道教醮祀。朝鲜半岛自古就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信仰文化，在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文化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本土祭祀传统，这些仪式在中国史书中或被称为“淫祀”。三国时期，道教传人朝鲜半岛，随着时代的发展，朝鲜半岛的原始祭祀文化与道家文化相杂糅，在相互融合、吸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朝鲜半岛特色的祭祀文化，保留了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高丽朝重视道教祭祀，并将其列入国家祀典，成为国家礼制的内容之一。

《高丽史·吉礼·杂祀》以道教醮祭为主，兼以其他类别的祭祀，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对其性质和定位等问题一直存在很多争议。其具体内容主要有道教醮祭，灵星、岳海渎、天地山川、三界百神、城隍祠祭，及压兵、瘟神、襟、纛祭等巫俗祭祀，另有先王世祖祭，其祭祀目的在于除兵乱、祈雨雪(晴)、祷长生、求子嗣、禳灾变、得安宅、答谢报等。这些祭祀的来源不同，既有本土宗教信仰根源，又有道教祭祀，还有借鉴于中国的祭祀项目。高丽王室经常为护国、祈愿举行醮祭。据《高丽史》记载所举行的醮祭共191次，在“杂祀”内容中证实了57次，对象多以灵星、三界百神、天地及境内山川为主。关于这些醮祀，“杂祀”中只列出了举行时间，没有记载具体的祀礼举行情况。总体来看，“杂祀”及其所包含的醮祭也是高丽国家祀典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迎合了朝鲜半岛的文化传统和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要求，反映了朝鲜半岛礼制建设进程中祭祀仪式多元化的过渡期特征，及高丽国家祀典处于从本土仪式向礼制化迈进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