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7 月, 在中国北方著名古港——登州港( 蓬莱水城) 清淤工程中, 发现3 艘古代沉船。其中, 在蓬莱3 号古船上, 发现两件产于朝鲜半岛的高丽镶嵌青瓷, 引起韩国学术界的关注。当年12 月, 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金圣范馆长、金炳堇博士访问蓬莱, 对新发现的高丽镶嵌青瓷进行鉴赏。在山东半岛发现高丽镶嵌青瓷及有关
高丽文物, 是近年来中韩关系史上一次重要的文物发现, 在中国与韩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 本文现将相关情况进行介绍和探讨。

一、高丽镶嵌青瓷的发现
登州港位于山东省蓬莱市市区北部, 处于东经120°4 4′45〃、北纬37°4 9′3 7〃之间。自公元707 年登州设立后, 登州港一直使用至今, 是中国罕见的一处使用一千多年的港口。2005 年3 月至11月, 登州古港开展建国后第二次清淤工程。7 月24 日后, 陆续发现3 艘古代沉船, 均位于1984 年发现的蓬莱1 号古船西侧, 分别编号为蓬莱2 号、3 号、4 号古船。蓬莱2 号、3 号古船保存较完整,蓬莱4 号古船只剩下3 块船底板。蓬莱2 号古船残长22. 5 米, 残宽5. 6 米, 残存6 个舱, 舱残深0. 56 米, 船型呈瘦长的流线型, 与1984 年发现的蓬莱1 号古船船型相同。蓬莱3 号古船紧靠蓬莱2 号古船北部下方的淤泥中, 残长17. 2 米, 残宽6. 2 米, 残存6 个舱, 舱残深1. 28 米。出土遗物较为丰富, 有瓷器、陶器、料器、石器、瓜果种子、棕绳、草编、竹片、鱼刺等。

8 月20 日, 在蓬莱3 号古船的第4 舱发现高丽镶嵌青瓷水波联珠纹碗, 已残, 口径18. 5 厘米, 高8. 7 厘米, 足径5. 6 厘米。该碗为青釉, 灰胎, 碗内外施满釉, 釉有细小冰裂纹, 圈足露火石红。碗内心留有3 处支钉痕, 足底粘满白色窑沙。碗内壁自上而下镶嵌3 周白色水波纹和1 周白色联珠纹, 外壁镶嵌5 周白色弦纹。8 月27 日, 在蓬莱3 号船第6 舱北侧舱壁板下, 发现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 已残, 口径10. 3 厘米, 高3. 7 厘米, 足径4. 5 厘米。该碗为青釉闪黄, 有细小冰裂纹, 灰胎, 直口, 尖唇, 圈足, 足底削成外高内低,足内底微凹, 留有明显的旋削痕。碗身施满釉, 碗心镶嵌菊花和莲瓣纹, 中心部位镶嵌12 瓣白色菊花, 围以白色双圈纹饰。外围镶嵌18 瓣白色莲瓣, 又用白色双圈纹装饰。碗内壁嵌绘3 丛唐草[ 1] , 碗外壁饰4 周弦纹。

高丽镶嵌青瓷的制作工艺, 是在瓷胎未干时先画上花纹, 按所画花纹在瓷器胎体上剔出凹槽, 凹槽深度要适当, 然后用白色釉料, 将花纹的凹槽填平, 后罩上一层青釉烧制成镶嵌青瓷。高丽镶嵌青瓷的制作, 工序较多, 制作复杂, 镶嵌青瓷烧成后, 青釉与白色花纹对比明显, 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极具观赏价值。

从发现两件高丽镶嵌青瓷的花纹图案观察,经对比韩国出版高丽镶嵌青瓷资料[ 2] ( P32, P93) , 发现蓬莱3 号古船出土的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 其菊花莲瓣图案, 是14、15 世纪高丽镶嵌青瓷中一种常见花纹图案, 在韩国各地多有发现, 釜山大学博物馆和首尔私人收藏家, 均藏有同样的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而高丽镶嵌青瓷水波联珠纹碗, 由水波纹和联珠纹组成图案, 在韩国发现的高丽镶嵌青瓷中, 此种花纹图案尚不多见。

高丽镶嵌青瓷的窑口产地, 受到中国越窑、龙泉窑的直接影响, 从釉色、花纹图案来看, 与中国青瓷有明显区别。两件高丽镶嵌青瓷胎体厚薄适中, 青釉均有细小冰裂纹, 制作工艺上乘。其中, 高丽镶嵌青瓷水波联珠纹碗, 釉色呈粉灰, 碗底粘满窑沙。而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 其釉色粉青, 碗外壁刻有深凹槽, 碗底无窑沙。两碗
在釉色、花纹图案、工艺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特征,因此表明两件高丽镶嵌青瓷碗, 是由高丽不同的窑口生产。

高丽镶嵌青瓷的年代,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的文物考古人员, 根据古船发掘现场的地层判断, 其年代为元末明初。而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金圣范馆长、金炳堇博士认为, 两件高丽镶嵌青瓷的年代为高丽时代后期, 在公元1350—1380 年之间。中国与韩国的专家, 对两件高丽镶嵌青瓷的判断不谋而合, 因此可以确定, 高丽镶嵌青瓷的年代为元末明初。

在蓬莱3 号古船上, 还发现高丽陶茧形壶、陶瓮等舶来文物。陶茧形壶呈灰陶质, 已残, 高30厘米, 口径9. 5 厘米, 底径45 厘米, 壶身饰弦纹。茧形壶因形似蚕茧形而得名, 在中国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 传播到朝鲜半岛后, 在14—16 世纪, 这种器形相当盛行, 韩国保存下来的茧形壶多为瓷质, 象蓬莱3 号古船上发现的大型陶茧形壶, 目前发现的还不多见。发现的陶瓮为灰陶质,残损严重, 直径65 厘米, 瓮外表为素面, 内壁留有明显的拍印纹。宋朝出使高丽的使节徐兢记载, 中国使船船队到达高丽时, 高丽人以为中国船队经过长期航行一定会缺少饮水, 许多高丽人划着小船, 船内用陶瓮装满清水, 来向中国船队供水。因而可以判断, 在蓬莱3 号古船上发现的陶茧形壶、陶瓮, 均是古船上日常存储液体的器皿。

唐朝“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国际海路开通后, 登州港日益兴盛, 海外往来日趋频繁, 发展成北方最大港口[ 4] 。唐朝为迎接新罗( 朝鲜时为新罗) 航海而来的使节, 在登州南街兴建驿馆——新罗馆专侍接待。在登州文登县青宁乡, 许多新罗侨民定居于此, 近年发现的新罗人金清,定居青宁乡, 曾官至押衙, 捐资修建无染寺的塔殿[ 5] 。唐朝为管理新罗侨民, 在青宁乡设外事管理机构——勾当新罗所[ 6] , 办理各种新罗事务。新罗许多著名人士在山东半岛活动, 新罗清海镇大使张保的船队, 往来于新罗和山东半岛, 张保在文登县出资兴建的“法华院”,
常年有30多个新罗僧人在此院内讲经。登州港作为唐朝与新罗往来的重要口岸, 在官方交往、民间贸易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宋朝与高丽交往频繁, 登州港是两国使臣往来的主要港口。北宋大中祥符八年( 1015 年) , 宋朝在登州设置高丽馆, 接待高丽使臣, 礼遇有加。因接待过繁, 开支较大, 北宋天禧五年( 1021年) , 宋朝廷“别给登州钱十万, 充高丽贡使之费。”[7] 登州港既是宋使前往高丽的出海口, 也是高丽使臣的登陆地, 史载: “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 8] 两国间民间贸易在登州随之开展, 后因北方契丹族的兴起, 登州成为军事重镇, 繁荣的登州港逐渐衰落[ 9] 。

三、高丽镶嵌青瓷发现的价值及意义
在山东半岛蓬莱市登州古港发现高丽镶嵌青瓷, 是中国第一次从古代海船上发现高丽青瓷, 表明高丽青瓷从海路输入中国的历史情况,填补了中韩经贸史的空白, 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据中国学者研究, 9 世纪以前, 朝鲜半岛是陶器生产时期, 瓷器( 主要指青瓷) 生产是在9 世纪从中国越窑引进龙窑生产技术以后, 可以说9至10 世纪是朝鲜半岛从陶器生产向瓷器生产的转折和飞跃时期。公元918 年, 高丽在全罗南道的康津、全罗北道的扶安等地设立窑厂, 生产青瓷, 开创了青瓷生产的新纪元[ 10] 。高丽青瓷的生产分前、后期, 前期以出产翡色青瓷闻名, 宋朝使节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33 卷记载: “陶器色之青者, 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 制作工巧, 色泽尤佳。”而后期以高丽镶嵌青瓷为代表,高丽镶嵌青瓷的花纹图案、工艺技法, 具备强烈的民族风格, 已脱离中国越窑、龙泉窑瓷器的影响, 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形式。据韩国资料介绍,迄今发现韩国翡色青瓷实物, 为全州出土, 公元1105 年的青瓷瓜形壶; 水原石浦里高丽古墓出土, 公元1117 年青瓷阴刻凤凰纹碗等最为著名。而高丽镶嵌青瓷, 则以明宗智陵出土, 年代为1202 年青瓷镶嵌荔枝纹瓷器为代表。这些出土的高丽青瓷, 均是韩国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珍品。引人注意的是随着高丽青瓷技术的发展, 高丽青瓷的质量不断提高, 产量逐步增加, 高丽成为东亚瓷器输出国, 青瓷输出是从12 世纪开始, 高丽青瓷蜚声海外。

在素有瓷器王国之称的中国, 高丽青瓷传播广泛, 迄今在北京、浙江、安徽、山西、辽宁等省、市都有发现。这次在山东半岛古代沉船上发现高丽青瓷, 更有其特殊意义。高丽青瓷传入中国后,深受中国上层社会的喜爱。据南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锦》记载: “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西夏剑、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高丽秘色即高丽出产的青瓷, 是当时名满天下的优质品, 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和信赖。在中国各地许多古墓中, 均发现高丽青瓷, 这些古墓主人均是士大夫、达官贵人, 其死后要用高丽青瓷陪葬, 可见高丽青瓷受到中国上层社会的喜爱程度。

在山东半岛发现高丽镶嵌青瓷, 说明韩国古代陶瓷艺术品, 曾作为传播友谊、促进两国人民交流的使者, 跨洋越海从海上来到中国。青莹晶润的高丽青瓷, 成为当时中国人喜爱的佳品。在山东省蓬莱市发现的高丽镶嵌青瓷, 距今已有600 多年, 而色泽仍晶莹鲜艳, 确是珍贵的海外文物。高丽镶嵌青瓷的面世, 对中韩文化交流、经贸史、陶瓷史、航运史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