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书画艺术此时也得到发展，宋朝皇室贵族对书画的酷爱，文人士大夫喜好欣赏和收藏书画，加之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市民阶层的兴起，都对宋朝书画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宋代帝王多喜好和提倡书画，如仁宗、徽宗、高宗都热心绘事。仁宗还用图绘来教育鉴诫臣僚。皇禧元年(1049)，仁宗命待诏高克明等画三朝盛德之事，凡一百事，名为《三朝训鉴图》，并镂版颁赐大臣宗室。徽宗曾自称：“朕万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2 J(1’建国之初，宋朝廷就仿效南唐、西蜀，在宫内设立翰林图画院，并建立了荐举、考试、授职、升迁、赏赐等一系列制度。宋朝的宫廷画师也被纳入国家政府机构，成为“士”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早在宋开国第三年，即宋太祖建隆三年(962)，高丽即遣使赴宋朝贡，宋与高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受到中国北方民族政权辽、金的制约，北宋与高丽关系呈现出时亲时疏、时断时续的时代特色。总的说来，两国的关系是和平友好的。南宋建炎三年(1129)，高丽遣使入金进奉誓表。高丽向金称臣后，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睦邻关系。南宋政府担心高丽在宋、金之间阴持两端，怀疑高丽使者为金探听宋虚实，因此多次谢绝高丽遣使来贡。宋、高丽双方互不信任的心理越来越严重。孝宗隆兴二年(1164)，宋、高丽双方的官方外交往来正式断
绝。因此宋与高丽的官方书画交流主要发生在北宋，尤其是在北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

高丽国向来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染，其国人“崇尚儒术、乐慕华风”[3]( 。高丽的书画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北宋绘画评论家郭若虚即指出：“高丽国敦尚文雅，渐染华风。至于伎巧之精，他国罕比，固有丹青之妙。”不少宋朝文人收藏有高丽画作，如“钱忠懿家有着色山水四卷，长安临潼李虞曹家有《本国八老图》二卷，及曾于杨褒虞曹家见细布上画《行道天王》，皆有风格”[ ⋯ 。高丽亦设有图画院以培养画家。《高丽史》记载：“(高丽)明宗八(1178)更定官制：⋯⋯上大府、小府、陈设司、绫罗店、图画院并属焉。”_5]¨∞’高丽善画名家不少，如李存夫、李俭、郑得恭、金君绥、丁鸿进，李岩等人，高丽画家成就最高者为李宁，他曾随使入宋学习书画，徽宗对李宁所画的《高丽礼成江图》给予了高度评价。可见，高丽国的书画水平确实达到很高的成就，而这又与高丽不断从宋朝学习书画技艺是分不开的。

在高丽进贡的物品中，用于书画材料的纸、墨亦为常见之物。熙宁七年，高丽使金良鉴人贡的物品中即有高丽纸、墨。神宗元丰三年，高丽文宗王徽遣使入贡，贡物中有“大纸两千幅、墨四百挺”[5](埘’。神宗元丰六年，钱勰出使高丽，高丽君臣赠送他的礼物中亦有高丽墨条，他将高丽墨送给黄庭坚、韩驹等人。高丽墨是用老松烟和麇鹿胶制成，在宋人眼中并非上等，“高丽墨若独使，如研土炭耳”。但以高丽墨为材料可重新调制出绝佳墨
品。如宋文人兼墨工苏潞(字浩然)就改造过高丽墨，苏轼《书王君佐所蓄墨》记载：“君佐所蓄新罗墨，其黑而不光，当以潘墨和之，乃为佳绝。今时士大夫多贵苏浩然墨，浩然墨本用高丽煤，杂远烟作之。”¨ 经过改造之后的绝佳墨条，也深得高丽人喜爱。“神庙朝，高丽人人贡，奏乞浩然墨；诏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进呈”。

高丽纸也是高丽的特产之一。陈檩在《负暄野录》卷下指出：“高丽纸，类蜀中冷金，缜实而莹。”宋人诗作中对高丽纸多有赞美。韩驹《谢钱殉仲惠高丽墨》诗日：“王卿赠我三韩纸，白若截肪光照几。”杨万里《题曾无己所藏高丽疋纸蔡君谟欧公笔迹》：“三韩玉叶展明蠲，诸老银钩卷碧鲜。”因为高丽纸质量较优，蔡襄、欧阳修等书法大家都使用过高丽纸。宋人也用其为画纸，“高丽纸上画翎毛梅花亦佳。” l 高丽纸也被用作装裱书
法画作的脬卷。宋周密《志雅堂杂钞》也有记载：“蹲卷，皆高丽纸。”可见，高丽纸进入宋朝后，深得宋朝文人士大夫的喜爱，被用于多种用途。

赴宋的高丽使者在两国书画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熙宁七年，高丽使者金良鉴人贡，奉命“访求中国图画，锐意购求，稍精者十无一二，然犹费三百余缗” 。宋朝画市极其兴盛，为高丽使者搜购图画提供了便利。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北宋都城汴京“以东街北日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 。高丽使者还常带有轻巧的高丽折叠扇，当作礼物赠送给宋君臣。郭若虚指出：“彼使人每至中国，或用折叠扇为私觌物，其扇用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l临水为金砂滩，暨莲荷、花木、水禽之类，点
缀精巧；又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状，极可爱。”高丽折叠扇绘有图画，高丽的书画作品就以扇画的形式进入了宋朝。宋使者到高丽也常常收到高丽折叠扇，并带回国内。元丰七年，钱勰出使高丽，也曾带回高丽扇分赠同僚。邓椿《画继》亦有记载：高丽折叠扇“所画多作士女乘车、跨马、踏青、拾翠之状，又以金银屑饰地面。及作云汉星月人物，粗有形似” 。诗人黄庭坚曾赋诗描述过高丽折叠扇图画，诗日：“海外人烟来眼界，全胜博物注鱼虫。

另外，宋、高丽之间的书籍交流过程中，高丽常遣使者来宋求赐书籍。宋帝先后把重要典籍如《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以及其他子史、阴阳、地理、日历等书赐予高丽，让高丽使者带回。宋朝廷还开放书籍市场，让高丽使者自由购书。宋朝的书画著述很多，如北宋就有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和《圣朝名画评》、朱长文《书断》和《墨池编》、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等。可以想见，一些书画著述随着宋帝的赐予或高丽使者的购书活动流入了高丽。高丽使者也将高丽书籍献给宋帝，王应麟记载：“元占七年五月十九日，秘省言：‘高丽献书多异本，馆阁所无。”’。加 宋帝也曾主动向高丽索要其所藏书籍。元占六年(1091)，“(高丽使)李资义还自宋，奏云：‘帝(指宋哲宗)闻我国书籍多有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日：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 。宋与高丽之间的典籍交流十分频繁，一些书画著述得以在两国间交流。

综上所述，书画交流是宋、高丽交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频繁的官方使节往来中，书画成为高丽请求赏赐和宋朝回赐的高档礼物，增进了宋、高丽两国的友好关系。书画作品作为宋文化传递的使者，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在宋、高丽两国官方的贡赐活动中，加之高丽使者、学生的努力，两国的书画交流十分频繁。主要表现为高丽向宋学习，如请求派画师赴高丽传艺，派画工来宋交流。通过不断的交流，宋代绘画深刻影响到高丽画风。如高丽仁宗时“宋商献图画，仁宗以为中华奇品，悦之，召宁夸示。宁日：‘是臣笔也。’仁宗不信，宁取图拆妆背，果有姓名”。仁宗以为宋商所献画为宋人所作，其实是高丽画家李宁所作。可见，通过不断的交流，高丽积极吸取宋朝的书画技艺，使本国的书画水平得以提高。

另一方面，宋朝的书画艺术也在交流中得到发展。如前所述，宣和六年(1124)，高丽画家李宁“随枢密使李资德人宋，徽宗命翰林待诏王可训、陈德之、田宗仁、赵守宗等从宁学画” 。徽宗让王可训等人向李宁学习高丽画法，提高本国技艺。据《宣和画谱》所载，徽宗常用收藏的书画作品进行教学，每隔十天，就将御府的图轴两匣，命太监押送到画院中，叫画院中的学生观摩学习，通过这一手段来培养宫廷画院的画家。在这些用于观摩学习的书画中，当有李宁等技艺水平高超的高丽画家的作品。由此可见，高丽的书画技艺也通过各种途径对
宋代书画产生影响。